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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在炕上躺了三天。

曲艺团那边她请了三个月的假，说是生病了。大姐来敲过两次门，她没开。第三次大姐直接找了房东拿钥匙开了门，看见她躺在床上，头发散着，眼窝深陷，嘴唇干裂起皮。

"你这是作什么？"大姐说。

王惠不说话。大姐烧了热水，给她擦了脸，倒了杯糖水。

"孩子呢？"

王惠闭着眼睛，眼泪从眼角滑进鬓角。

"送人了。"

大姐愣了半天。

"……德纲知道吗？"

"他不知道。"

大姐坐在炕沿上，叹了口气。她没再问，只是把糖水碗放在床头，说："你先养着，团里那边我跟领导说你病了。"

然后她走了。

王惠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屋顶那块水渍印子看。水渍的形状像一片叶子，还是像一张脸？她看了一整天，看不出名堂。

第四天她起来了。烧了水，洗了脸，把头发梳好。她把炕席底下那几百块钱拿出来数了一遍——二百八十块。郭德纲留下的。

她把钱收好，从柜子里翻出那件墨绿色的旗袍——那是她上台唱大鼓穿的——抖了抖灰，套上。

然后她去了一趟天津曲艺团。

领导见了她，脸色不太好。"你这假请得够长的。"

"我想复职。"王惠说。

领导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我嗓子没坏，活儿没忘，您让我上台试试。"

领导又看了她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

"行。下周五场，你上一段《丑末寅初》。唱好了留，唱不好……你自己掂量。"

王惠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她走出曲艺团大门的时候，天津的冬天太阳很亮，照在脸上暖烘烘的。她抬头看了一眼天，天很蓝，没有云。

她想：芸儿在成都，今天天气好不好？

然后她摇了摇头，把"芸儿"这两个字从脑子里赶出去。

她得活着。她得唱大鼓。她得等郭德纲回来接她。

等他回来的时候，她不能告诉他孩子送人了。她得说——孩子没了。

怎么说？说生病没了？说意外没了？说……

她还没想好。但有一点她很清楚：她不能让他知道孩子还活着。

不是因为不爱他。恰恰是因为太爱了。

郭德纲那个人，要是知道闺女在成都，他能把德云社卖了也要去找。而一九九五年的德云社，是他拿命拼出来的。他不能没有它。

王惠太了解他了。这个男人可以三天不吃饭，但不能一天不说相声。他可以睡地下室、啃馒头、冬天不生炉子，但只要晚上能站在台上说一段，他就觉得活着有奔头。

德云社是他的命。

而芸儿……芸儿是她的命。

她把自己的命剪下来一段，给了郭德纲的命。

这就是她能做的全部了。

一九九六年春天，郭德纲从北京回来了。

他瘦了很多，下巴尖了，颧骨突出来，眼窝深陷，但眼睛还是亮的。他站在王惠面前，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惠儿，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他从包里掏出一条红围巾——天津劝业场买的，八块钱。

王惠接过来，围在脖子上。

"好看吗？"他问。

"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