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1

宋神宗平日最喜欢读苏轼的文章，不必说性情毕露的文学性散文，即使是那些难免虚文套语的贺谢表章，也往往不同凡响。每当得到一篇苏轼的文章，他总是一读再读、爱不释手。宫中嫔妃都知道宋神宗的这一癖好[pǐ ]，所以只要见他用餐时忽然停下筷子聚精会神地阅读，不用打听，她们就会说：“噢，一定又是苏轼的文章。”有时候，读着读着，宋神宗就会情不自禁地击节惊叹：“奇才！奇才！”临朝听政时也常常向身边的近臣夸赞苏轼，而这令一般妒贤嫉能的小人颇感不快。当然，如果仅有文名尚不足以构成太大的威胁，偏偏苏轼连续三任地方官都政绩斐然，深得百姓爱戴。尤其是徐州任上，在抗击洪水中苏轼临危不惧，当机立断，表现出一般地方官罕有的才干和品质。宋神宗亲自下手诏称赞说：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以后又拨款修堤，颇有器重之意。而且，听说苏轼离开徐州时，百姓痛哭流涕，遮道拦马，追送数千里。

所有这些消息都令李定等人不由得妒火中烧。何况苏轼对于在变法运动中青云直上的一帮新人从来就没有好感，加上他生性放达，口无遮拦，不知道掩饰自己内心中的真实感受，总是语含讥讽，早已将他们得罪无疑。像这样一颗“眼中钉，肉中刺”，二十年前就有两宰相的盛誉，如今又加上德政与声望等多种资本，难保不会在此 人才短缺的当口异军突起，所以，必须赶快想办法治一治他，或许还可以连带将反变法派的潜在实力一网打尽呢。

苏轼既然名满天下，且深得皇帝赏识，所以要搞垮他首先就得让皇帝厌弃他。然而，自熙宁四年离京外任，苏轼在地方上勤于公事，有功无过，实在没有任何把柄可抓，倒是他喜欢舞文弄墨，常在诗文中讽喻朝政，单凭这一点能否治罪，李定等人最初也没有把握。因为，自赵宋开国君主钦定“不以言罪人”的祖宗家法，一百多年来还从未有人因诗文而获罪。熙宁六年，沈括就曾尝试过用这种办法扳倒苏轼，但未获成功。李定等人思前想后，没有更好的方法，觉得唯有“讥讪朝政”一事是苏轼的致命弱点，可以故伎重演。而且，这帮小人早已敏锐地觉察，时光境迁，今非昔比，十二年的帝王生涯已使神宗皇帝日益独断专行，越来越不能容忍反对意见，状告苏轼“愚弄朝廷”，很有可能收到他们想要的效果。几番合计停当，只是还需要一根导火索。

机会终于来了。苏轼抵达湖州任所，即循例进谢上表，这份《湖州谢上表》像以往的每一份表章一样，在邸报上发表，供群臣传阅。其中几行字令李定等人觉得特别刺眼，同时又特别适合大做文章，比如他说湖州“风俗阜（fu）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这岂不是在埋（mán ）怨朝廷没有委以重任，读着苏轼的谢上表，一帮小人且怒且喜，于是，一个周密的围剿计划，便在某个风黑月高之夜出笼了。

在这场围剿战中最后一个登场的是手持“超重型炮弹”的李定。他于七月三日上奏，声言苏轼犯有四大该杀之罪。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像这样一个无能侥进之辈，却动辄毁谤朝政，陛下宽宏大量，不予论罪，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却“怙（hù）终不悔”，此该杀者一；不仅不知悔改，而且“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该杀者二；他这些充满毁谤性的诗文，颇能蛊惑人心，使人“不循陛下之化”，此该杀者三；

他既读书明理，知道“事君有礼，讪shàn上有诛”，却因一己私利不能满足，而“肆其愤心，公为诋訾[zǐ]”(同上)，可谓明知故犯，此该杀者四。

李定这篇奏章，字字句句指明；苏轼所怨恨、所讥讽、所毁谤的不是别人，正是皇帝陛下本人!神宗皇帝读过李定这篇奏章，大为震怒，于是传下圣旨：将苏轼诽谤朝政一案送交御史台。

就此，苏轼被押往御史台审问。船过扬州时，好友鲜于子骏早已伫立岸边，希望能与苏轼见上一面，却被押送的官差凛然回绝。在当时那种可怕的情形之下，多少亲朋好友纷纷绝交，避之唯恐不及，鲜于子骏身为朝廷命官却无所畏惧，有人劝他将平日与苏轼往来的文字书信尽快销毁，他答道：

“欺君欺友，吾所不忍为。如果因为忠义而受谴责，我心甘情愿。”

透过船舱紧闭的窗棂，苏轼远远地看着好友惘然离去，不禁泪水盈眶，模糊了双眼。

与此同时，御史台又有令下，命所在州郡搜查苏家。当时苏轼的家小已在赴南都的船上，州郡官吏望风承旨，居然派遣大批人马连夜追赶，在宿州将苏家船只拦截，团团围住，翻箱倒柜，全家老小都吓坏了。等这批如狼似虎的吏卒[ lì zú ]悻悻离去，面对一片狼藉，性情温和的王夫人也不禁心头火起，愤愤地说：

“都是吟诗作文惹来这场大祸，他究竟得到过什么好处，把我们都吓了个半死。”

于是一气之下，将家中残存的手稿付之一炬。

所谓树大招风，莫过于此。苏轼的优秀被一帮小人所嫉妒，以致于被诽谤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