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2)

苏轼临行前往京城时，家乡父老纷纷前来话别。他们在苏家庭院种下一棵荔枝树苗，希望这棵荔枝树苗果实累累的时候，他俩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在乡亲们热情洋溢的祝福声中，苏轼怎么也没想到，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亲近这一片生他养他的故土！千里之外的京城，一场新旧两党的激烈斗争已经拉开了帷幕。这场斗争的此起彼伏，将带给他变幻莫测的风雨人生，使他身陷其中，无力自拔，永远也没有机会重回故乡，追寻往日的旧梦。

熙宁元年的宋朝，内忧外患，国家贫弱，民不聊生。正是在这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要求缓和危机、革除弊政的社会思潮日益高涨。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信任和支持下，勇往直前，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新法，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新法的出台引起了朝臣激烈的论争，虽然大多数人都赞成改革，但是在如何改，确立什么样的改革目标等问题上，却存在着重大分歧。

面对朝政的剧变，苏轼一时有些困惑。在此之前，作为一位关心民生疾苦的士大夫，苏轼的思想一直与当时的革新思潮保持一致。他希望朝廷奋发有为，革新弊政。现在，面对紧迫的社会危机，暴风骤雨般的变法运动却令苏轼深感不安。随着变法运动的展开，变法与反变法两大阵营逐步明朗化。苏轼本来就持有不同政见，加上新法在推进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弊端，尤其是他与欧阳修、韩琦等元老重臣的关系，都促使他无条件地站到了反变法派的一边。

王安石和苏轼的政见不一，阅历、个性和思想方式也很不相同。在王安石眼中，苏轼不过是一介书生，尽管才气横溢，根本就缺乏从政的经验和议政的眼光。他的那些文章和言谈，统统不过是书生空论而已，没有一句值得采用。然而书生空论虽不能左右大局，却也会产生不小的舆论影响，这令王安石非常恼火。这年冬天，苏轼被任命为开封府判官。这一任命自有其深意，既可使他远离皇帝的视线，又可用繁杂的地方行政事务困扰他，使他少有余力干预朝政。但苏轼决断精敏，处事迅捷，不仅将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依然有足够的精力关注朝廷的一切，哪怕是最细微的变化。

当时，王安石变法运动正在全面展开。然而，熙宁新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其“富国之方”并不仅仅是以发展生产和平均赋税为途径，为了高效快速，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扩大和加深对社会底层民众的盘剥，加重人民的负担。另一则新法，青苗法也是，尽管国家因青苗法所得的利益确实可观，贫苦的民众却深受其害，因而，从颁布之日起，便受到许多元老重臣最激烈的反对。青苗法初衷是好的，通过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把常平仓里的粮食以较低的利息贷给贫民，等到秋收的时候通过加税收回本息，以此来救济贫民。但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原来规定借贷自愿，结果却实行强制性“抑配”，加上许多地方官为了多取息钱，邀功请赏，往往在规定的利息之外，又附加名目繁多的种种勒索。广大民众被迫接受国家的贷款，春借秋偿，本利相加，一旦遇上天灾人祸，根本无法偿清，在官府严催之下，只好又付出加倍的利息向豪强富户借钱，来偿还官债，以至于倾家荡产。

这一固有的弊端，又由于封建官僚机构的腐败，在实际推行的过程中变本加厉。苏轼本来就是因为反对新法而离京外任，此时，奔波乡野之间亲眼目睹穷苦百姓在天灾与虐政的夹击下无以为生的惨状，心情十分悲愤。一方面，他尽可能地在职权范围内“因法以便民；一方面，对于人民的苦难，他无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无法默然坐视，隐忍不言，作为诗人，他又情不自禁地拿起了手中的笔。他以特有的敏锐观察生活，以无私无畏的精神揭露现实，他的这些诗歌一经写出，立即被人们争相抄录，广为流传。他似乎早已忘了离京时表兄 文同对他的劝告。其实他并没有忘，所有关心他的亲友无时不在提醒他。有时候他也真的努力过，真的希望自己能做到“休问事”、“莫吟诗”，学会沉默，将所有的不满都藏在心里。

苏轼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新法，也令神宗皇帝很不高兴，而一次次徒劳的争辩，也使苏轼对政治渐生倦怠。回想十年前初步入仕途，是何等奋发昂扬，满以为凭着自己的热情和才智可以干一番匡时济世的大事业。如今身历其中，才发现年少时孜孜以求的 理想就像海市蜃楼，渺不可寻，现实政治恰如儿戏一般荒谬。幻灭的悲哀笼罩在苏轼的心中，他深情地四年故乡的山青绿水，怀想入仕前那自在洒脱的生活。人生的得失真是一个难以言说的话题！他不禁仰天长啸，追问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

我们并不否认，对于王安石的变法，苏轼的认识是很不全面的，有时甚至带有一些个人意气。在复杂的社会政治领域，无论是思想的高度，还是目光的远大，苏轼都无法与一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论。但是他本着对底层民众深切的同情，本着独立不倚的立朝大节，从实际出发，敏锐地发现问题，指出新法实行中的弊端，希望“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这样的良心、勇气和节操，确实难能可贵，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学习。

历经新旧党争满怀倦怠的苏轼来到杭州，在这里，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下期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