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起头:“这些客户,非富即贵。他们知道自己用的器官怎么来的吗?可能知道,也可能装作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付了钱,签了协议,成了这条产业链的消费者。”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笔记本电脑散热风扇的嗡嗡声。
辰黎熙看着那些交易记录,忽然想起池耀墨在法医室说的话——“这些人,该杀”。
也许他是对的。这些人确实该杀。
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压下去了。不能这么想。一旦开始用“该不该杀”来给人分类,就离深渊不远了。
“你们‘阎王殿’,”漆祎凯开口,声音有点哑,“也在用这种方式追查客户?”
池耀帅看了他一眼:“方式不同。我们不用绑架、养殖、摘器官。我们只做两件事:一,获取交易记录和客户名单;二,找出这些客户的罪证——不一定是器官买卖的罪,可能是行贿、贪污、偷税、侵权,什么都行。然后用这些罪证,逼他们吐出更多内幕。”
“黑吃黑?”老郑说。
“算是。”池耀帅很坦然,“但有效率。比如这个王振国,我们查到他三年前为了拿一块地,向周永廉行贿三百万。证据确凿。我们把这个证据抛给他,让他选:要么配合我们指证周永廉,要么我们把这些材料送给纪委。”
“他选了?”
“选了。”池耀帅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手写证词,“这是他三天前签的。承认行贿,承认通过周永廉介绍认识了康泰医疗的人,为自己儿子安排了‘特殊渠道’的肾脏移植。证词里详细描述了手术安排、付款方式、术后保密协议。”
老郑接过证词,快速浏览:“这东西在法律上能用吗?取证手段可能有问题。”
“单独用不行。”池耀帅说,“但如果和别的证据形成链条,就能用。而且,我们不止有王振国一个。”
他又抽出几份证词:“化妆品公司女老板,承认为了恢复容貌,通过李茂才的关系联系了康泰医疗,进行了非法皮肤移植。一家建筑公司老总,承认为了治疗肝硬化,买了非法渠道的肝脏。还有两个,是政府部门的处长,为了给家人治病,走了这条线。”
总共六份证词,六个证人,涉及地产、化妆品、建筑、商贸四个行业,加上两个处级干部。每个人的证词都指向同一个链条:周永廉或李茂才作为中间人,康泰医疗作为执行方,“时序馆”作为对接平台。
“这些人为什么愿意作证?”漆祎凯问,“不怕报复?”
“怕。”池耀帅说,“所以我们给了他们保护承诺。而且,他们更怕我们手里的其他罪证——行贿、偷税、商业欺诈,哪一条都够他们喝一壶。两害相权,他们选了指证周永廉。”
辰黎熙看着那叠证词。厚厚一沓,每一页都签着名,按着手印。这些名字,平时可能在财经新闻里出现,可能在慈善晚宴上致辞,可能在政府座谈会上发言。光鲜亮丽,人模人样。
但翻开背面,全是血。
“这些证词,加上交易记录,再加上我们从化工厂抢救出来的部分物证,应该够立案了。”池耀帅说,“但问题是,立案之后呢?周永廉这个级别,立案需要省纪委批准。而省纪委里,有没有他的人?不知道。”
老郑走到窗边,从木板缝隙往外看。外面天已经黑了,修理铺的招牌灯箱亮起来,红色的“补胎充气”四个字在夜色里格外刺眼。
“三天。”他说,“池耀墨给了三天期限。”
“我知道。”池耀帅说,“所以时间很紧。这些证据,你们需要尽快整理成正式卷宗,上报。但上报之前,得确保每个环节都经得起推敲。特别是取证合法性——我们的手段,有些游走在灰色地带。”
漆祎凯撑着凳子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桌边,拿起一份证词:“这个王振国,行贿三百万,证据是什么?银行流水?还是录音录像?”
“都有。”池耀帅打开另一台电脑,调出文件,“银行流水显示,三年前七月,王振国公司账户转出一笔三百万,收款方是一个空壳公司。而这个空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周永廉的侄子。另外,我们有一段电话录音,是王振国和中间人谈条件时的对话,提到了‘周市长’和‘肾脏’。”
他播放录音。背景音很杂,但能听清对话:
“……周市长那边已经打点好了,但器官不是小事,得加钱……”
“……钱不是问题,只要能救我儿子……”
“……那行,我先安排配型。但你记住,这事天知地知……”
录音到这里断了。
“中间人是谁?”辰黎熙问。
“李茂才的司机。”池耀帅说,“这个人我们已经控制了,在另一个安全点。他也愿意作证。”
漆祎凯听完录音,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这些证据,单看每一项都有瑕疵。银行流水可以解释为正常业务往来,录音可以辩称是剪辑伪造,证词可以翻供说是刑讯逼供。但如果所有证据放在一起,互相印证,形成闭合链条,那就很难推翻了。”
“对。”池耀帅说,“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物证。特别是直接从康泰医疗或周永廉那里获取的物证。”
辰黎熙忽然想起什么:“化工厂爆炸前,你们在里面找到的‘人体组织样本’,有留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