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班干部

农闲的时节我们对于放假有着强烈的期盼，可是遇到农忙，特别是收割水稻的季节，相比之下校园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就舒适得多了。

　　读三年级的时候，新来的肖老师对我照顾有加，他可能觉得我的语文成绩还不错，也许还有另外一点点的原因，是因为我告诉了他我爸是村里的村长，虽然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爸只是治保主任。上学期的期末考试，我的语文分数考了全班第一名，肖老师就把去县城参加竞赛的指标给了我，第一次去到城里的希望小学，那整齐崭新的五层教学楼让我兴奋不已，我一度以为那就是课本上现代学校的场景。考完试后，老师带着我们去了旧城区的老味道餐馆，我临时想解个手，发现出门时由于过度紧张把裤腰带打了死结，只好尴尬地叫肖老师从餐馆的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给我。

　  我从县城参加完语文竞赛回来，自此在班上有了一股小小的自豪感，尽管竞赛的排名杳无音讯，但丝毫不影响我在学生和老师心中树立了尖子生的形象。于是，肖老师顺理成章地“重用”了我，给了我一个第二组小组长的职务，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职务，同时也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以权谋私”。

　　广义上来说小组长也是班里的班干部，我们小组长最主要的工作是考核组员的背书情况，除此之外，还要监督本组同学午休的纪律，相当于学习委员兼纪检委员的角色。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有34个同学，刚好男女各一半，于是肖老师安排我们每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同桌，给出的理由是让我们从小培养和异性相处的能力。这样一个决策让我们男生吃了不少苦头，女生们大部分上学的年龄稍晚一些，而且身体发育得比男生早，好几个男生因为数学作业不给同桌抄，胳膊和手臂被捏得青一块紫一快。

但是在语音方面女生似乎更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所以在背书的时候基本上都能举重若轻，反倒是男生们，断断续续的样子让我这个小组长头疼不已。那一天肖老师叫我们背诵三年级下册第五篇课文《白 杨》，几分钟之前，班上的男同学王先来上课玩蚕的举动让他大发雷霆，他把一盒活生生的蚕全部抛出了窗外，并冲着我们怒吼：

　　“上午背不出来的，一个都别想吃饭！”。

　　在连续两堂语文课中途休息的时间，我的同桌王先来把我拉到了教学楼尽头的小卖铺门口，这间小卖铺是临时搭建而成的，售卖着小孩子最爱吃的辣条和零食，还有铅笔本子等学习用品，老板娘是吴校长的老婆。

　　王先来从口袋里掏出五角钱，神秘兮兮地和我说：

　　“俊哥，昨天我家卖了一头猪，我爸给了我五毛钱。”。王先来的眼睛闪着机智的光。“我们分了吧。今天我请你吃辣条。”。

　　王先来突如其来的热情让我忐忑不安，我并没有搞懂他的用意，只是故作成熟地劝他：

　　“吴校长上次开大会说了，小孩子要少吃辣条。”。

      还没等我说完，王先来已经溜进小卖部，然后抱着五包一模一样的辣条出来，他左顾右盼地把其中一大半塞到我的口袋的时，像做了亏心事生怕被人发现一样。

　　“不要告诉别人哈，我就分了给你。”。王先来小心翼翼地说。平时他买到辣条的时候都会有几个铁哥们一拥而上。

　　“好。放心。”。我说完转过头，却和迎面走来的高明撞了个正着，他兴致勃勃的样子，多半也是往小卖铺买辣条去。

　　第二节语文课是上午的最后一堂课，王先来是最先来到我的座位上背书的学生，老师对于他的举动正在气头上，他可不想落在最后，在老师眼皮底下背诵。他把课本塞给我，踌躇满志地坐到我的面前。

　　“车窗外是茫茫的大戈壁，没有山，没有水，也没有人烟。天和地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都是浑黄一体。从哪儿看得出列车在前进呢？那就是沿着铁路线的一行白杨树……”。开头的那一段他背诵得倒还算流畅。

　　“他们只知道……知道爸爸在新疆工作，妈妈也在新疆工作。他们只知道……什么来着?对了，他们只知道新疆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坐?……要坐几天火车，还要坐几天汽车！”。

　　背到中后段的时候他就开始支支吾吾，总是叫我提醒他一两个关键字，我看到肖老师正虎视眈眈盯着我们四个小组长，自然不好给王先来太多的提示，我就不耐烦地和王先来说：

　　“算了，你还是背熟了再来吧。老师说不能提示。”。

　　“就这次就这次！我想起来了。”。

　　王先来恳求地伸出手掌，用接近抚摸的动作轻轻拍了一下我的手臂，一股麻麻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令我不由想到了口袋里还装着他塞给我的三包辣条。

　　我终于还是心软了，当王先来如便秘一样背完最后一段的时候，我硬着头皮在老师的注视下给了他通过，并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在他课本的第25页右上角写了一个“背”字。于是王先来嬉皮笑脸地捧着课本，负荆请罪般走向肖老师展示我写的那个“背”字，肖老师满意地点了点头，我看到他刚才对王先来的怒火已经消去了一大半。

　　当大部分学生都背完书如释重负地走出教室，还有几个男生却被留了下来，接受肖老师狂风暴雨般的训责，其中包括课间也去买了辣条的高明。

　　我和王先来吃过饭回到学校时，距离下午上课还有半个小时，正午口干舌燥的我对王先来说：

　　“你想喝水不?我带你去个地方。”。

　　当我们喝完泉水回来，我看到肖老师正在教室门口怒不可遏地注视着我们，几个男同学等着看好戏似的躲在门后。

　　“刘俊飞！你是不是到玩水?！”。肖老师义正辞严地质问我。

　　“没有啊，我们只是到喝水。”。过度的紧张使我的回答有些语无伦次。还没等口才更好的王先来替我辩护，肖老师就用他的手势打断了我们，他指着烈日下旗杆中央主席台的位置，带着命令的口吻说：

　　“你们两个，去那里罚站！没有一个小时，谁也不许下来！”。

我能够理解老师的大发雷霆，因为下河玩水是学生的大忌，校长和老师不止一次在校会和班会上强调这一点，特别是在雨水丰润的夏季。只是我明明没有去河里玩水，而是到河边的一滩小池上喝了两口山间流下的清泉，王先来也一样。可如今却遭受如此不白之冤，而且没有给我们任何申辩的机会。

　　顶着正午火辣辣的太阳在旗杆下罚站，我作为尖子生的形象顷刻间荡然无存，我感到全校两百多双眼睛都幸灾乐祸地盯着我们，于是我就用哀怨的眼神看了一眼王先来，王先来正怒火中烧地自言自语道：

　　“妈的，肯定是高明那个王八蛋，在老师那里告的状。”。他尖尖的脸型龇牙咧嘴地谩骂着，气愤的模样似乎要一口把高明吃掉。

　　“上午背书的时候，高明就坐在我们隔壁，他肯定看到你关照了我。他自己没背出来被老师骂了，就来报复我们！”。王先来自信不疑地讲了一大堆。

　　王先来的陈述让我突然想起上午撞见高明时，他那好奇异样的眼神，不出意外的话，他肯定看到了王先来塞辣条给我的瞬间，那个不寻常的眼神再结合王先来的推论，让我不得不认同王先来的看法。高明就是因为心里不平衡想打击报复，所以在老师那里举报了我们。

　　我对王先来说：“刚才老师好像就说了我到玩水，说不定高明就是针对我，你可以和老师说，你没去。这样就不用陪我一起罚站了。”。

　　“没事，我陪你一起，咱们有辣条同享，有难同当。”。王先来机智的眼神诚恳地看了我一眼，又一次抚摸似地把右手搭在了我的左臂上。

　　这样一次处罚并没有让我在老师心中造成太大的影响，不久后，我又被肖老师推上了副班长一职。这一下我要管理的权限就宽泛了不少，包括全班同学的纪律。

　　那一年班上不知为何兴起了一股带着报复的损人之风，并且掺杂封建迷信的痕迹，许多同学把和自己有矛盾的同学的名字，或者名字后缀一句骂人的话，写在小纸屑上，然后丢到粪坑里，寓示着遗臭万年的意思。所有的东西一旦掉入幽深恶臭的粪坑，就不可能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任何学生都不想自己的名字永久沉入充满恶臭的粪坑里。

那一次旗杆下的罚站之后，毋庸置疑我和王先来就此对高明怀揣着很大的不满，有时候打走廊里路过，彼此都是无视的眼神，王先来还会刻意地和我挨得近一些，以凸显高明的形单影只。高明看到我们是两个人而他只是一个人，他就没有说话，脸上的自卑和无助之感不由显现了出来。

肖老师很早就发现了班上这种写小纸条的不良风气，他督促我和班长吴娟娟做好监督，我负责监督第一组和第二组，吴娟娟监督第三组和第四组，一但有发现写纸条扔粪坑的丑陋行为，班里将会从严处理。于是高明就在我的监督范围之内了，而王先来作为我的好朋友，总是乐于充当助手的角色，有一次上午的下课后， 王先来像发现猎物一样悄悄和我说：

“俊哥，我看到了高明刚才到厕所扔纸条，走，我们告诉老师去！”。

　　我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就被高明拉到了肖老师狭小的办公室里，那个装了木门的小房间既是他的办公场所又是他的卧室，正在批改作文的肖老师，起初对于王先来的举报也是半信半疑，但是王先来不禁态度坚决，而且有理有据：

　　“我亲眼看到他把小纸条扔下厕所的，老师要是不信，可以检查他的作业本，那些纸条就是作业本里撕下的。”。

于是肖老师就叫王先来把高明叫过来，并带上他的语文作业本当面对证，刚开始高明一度否认王先来的举报，他给出的解释听起来甚至有些荒诞：

　　“我，我没有写谁的名字，扔掉的都是空白的纸条。”。他显然有些紧张，比起王先来，高明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

　　高明趾高气昂地驳斥道：

　　“你骗人，谁会把没有名字的纸条扔粪坑啊?你肯定写的我和刘俊飞的名字，上次也是举报我们到玩水也是你！哼。”。高明的火气越来越大，话题越扯越远，肖老师提醒他就事论事，他才把态度稍微收敛。

　　纸条扔进了粪坑，里面到底有没有写我们的名字，只有高明知道，而现在他似乎有口难辩了，因为从常理上来说，把空白的纸条故意丢到粪坑里的动机解释不通。高明说不过王先来，于是他就选择了委屈的沉默，他的委屈又带着隐忍和怒气，要不是老师在场，也许他就要和王先来干起架来。而他的沉默又让肖老师解读为是承认事实后的心虚，于是肖老师指着门口旗杆下的主席台说：

　　“你去那里罚站，没有一个小时，不许下来。”。

　　于是高明就这样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了木质旗杆下，太阳火辣辣照着他圆嘟嘟的脸，没有风的正午，眼前用沙子铺的操场上了无生机，几颗高低不一的小柏树有气无力地排列着，在两栋盖瓦并裸露出红砖的教学楼之间。高明这个上午的罚站无疑比我们还惨，我和高明至少是两个人为伴，而他只能独身一人，带着羞辱般暴露在全校一百多名师生眼中。

我看到高明的脸上是委屈和无助的，他的委屈源于不知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我没有亲眼所见高明把有名字的纸条丢下粪坑的那个瞬间，证据的不充分令带着班干部身份的我高兴不起来，虽然王先来幸灾乐祸地在我耳边说：

“哈哈，妈的，上次举报我们，这次轮到他罚站了，苍天饶过谁啊。”。

　　下午临近上课的时候，肖老师突然把我和高明叫去他的办公室，高明这时又跑去了买辣条，我只好一个人先行前往。狭窄昏暗的卧室里，肖老师还坐在靠窗的青色木桌旁批改作业，看到我进来，他把手中的一本作文簿递给了我，并且脸上带着略微沉重的表情，我好奇地接过已经翻开的本子，看到的居然是高明的作文，里面密密麻麻写着和他身材一样微胖的字体，歪曲的字迹间不时还有几个写不出来的字用的拼音代替，这是老师今天布置的语文作业，题目叫《我的愿望》，高明写道：

“我有一个愿望，我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友好相处，不相互告zhuang，不说别人的坏话。我希望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像高明和刘俊飞一样，每天可以一起玩shua，一起打闹，yu到困难时相互帮助。

当看到许多学生把讨厌的人的名字，写在小纸条扔进ce所的时候，我也曾经想要那样做，但我又认识到那样是不对的，所以我把还没写名字的纸条，都扔进了ce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