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葬礼

我的童年记忆总是会从一场葬礼开始，他对于我并没有笼罩出恐怖阴森的气息，也许是因为离开的是朝夕相处的人，也许是因为那几天是在绿意盎然的春季。

　　当爷爷的五个妹妹和三个儿女都在客厅里嚎啕大哭的时候，我俨然还不知道作为长孙的我悲伤应该从何而起，在门口的碎石堆上，我说服了几个堂妹堂姐和我一起嬉戏打闹，直到几天之后，父亲的叫唤声打断了我。要给爷爷出殡了，负责举牌位并走在通往深山小路最前面的，是我这个最受爷爷疼爱的长孙。

　　毫无疑问我没有任何可以拒绝的理由，那一年我才九岁，乖乖接受安排是我唯一的选择，我被穿上白色的衣服，带着一顶尖尖的白帽，双手端着春条一样大小的褐色牌匾，我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人群，喇叭声此起彼伏。住在山崖上的人家都走出门口观看，他们把小孩子赶进了屋里，自己在山下的一片啜泣中小声地议论纷纷。当亲戚们的哭声由撕心裂肺变成低缓幽怨，当我们在细雨中走向墨绿的群山的时候，我的悲伤也就不经意间起来了。

　　我伤心的不只是失去了爷爷，更多还是因为四天前目睹了一个和我睡在一张床的老人，从生到死的整个完整过程，我的不安和恐惧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我怀揣着内疚，并总觉得自己本可以挽回些什么。一想到这里，我就和身后的姑姑她们一样泪流满面。

　　四天前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农历三月时候绿色重回了大地，东庄村起伏的群山重现嫩绿的光泽，两条泉水叮叮咚咚地从山谷流到村口，在我伯父家能清晰的看到他们亲密地交汇。溪边密林下的春笋，在享受了几天前雨水的滋养和今日阳光的温暖后，长得比我都高了。阳光照在黑厚粗糙的笋皮上，也照在爷爷奶奶和笋皮一样的脸上，一大早，爷爷搬出一把藤椅，在门口暖洋洋晒起了初春的阳光，奶奶的脸上就也洋溢起阳光一般的笑容，她小心翼翼地问爷爷：

　 “老的，今天我想去检妹家。”。

　 “检妹”是爷爷奶奶唯一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姑，她住在隔壁一个叫凤凰的村子，需要翻过一座大山才能抵达。得到爷爷的默许后，奶奶开始匆忙收拾她的行李，她解下做饭的围裙，把布满油渍的厚厚手掌放在压水井的龙头下冲洗，然后从她的钱包，一个小小的红色塑料袋里拿出六块五毛钱，走到村口刘连生的小卖铺买了两斤白糖和一瓶当地的“麦饭石”牌白酒，塞进她蓝底白花的布袋里，然后把布袋挂在右肩，迈着轻快的步子摇摇晃晃地走在通向大山的小路。阳光透过密密麻麻的杉树照到她的脸上，在褶皱的皮肤间折射出变幻的光彩，族人们看到了她神情洋溢的模样，在路边的花生地锄草的秀英，和从家门口把洗碗水泼出来的兰珍依次向她打了一样的招呼：

　“来秀，去你女儿家啊?”。

　 “是噢。”。奶奶的回答像是在赶赴一个盛大的节日。

　　她已经许久没有去女儿家了，不是因为山路荆棘腿脚不便，而是担心爷爷的身体。爷爷才六十四岁，但是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衣食起居都需要奶奶照料，包括上完厕所后需要被搀扶起来的那刻，他会大声呼喊奶奶的名字，沧桑的声音从茅坑飘到厨房，然后奶奶就急匆匆地跑去茅坑把他搀扶起来，洗完手又回到了厨房里。他发病喘起气来的时候，整个家庭的气氛都是紧张而凝固的，谁要是惹到了他就会遭受破口大骂。所以在爷爷发病的时候我就像林黛玉进了贾府，轻易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我寄居在大伯家，大伯的几个孩子同样没比我好到哪里去，叽叽喳喳的女孩们挨的骂不比我少。

　　可是四天前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爷爷似乎一下子康复了许多，他那晚没有因发病而大口地喘气，一早上也自觉坐到门口舒舒服服地享受着太阳。奶奶正是因为看到了他那天脸上的安详，才提出要去女儿家一趟，并大概率会住上一晚。天气变得暖和了，老人家是最怕冷天的，既然天气好转，爷爷的身体状况肯定也要好一些。奶奶这样想。

那天奶奶本想叫我同行，我一大早跟着英子和王小勇去摘山茶树的茶耳去了，奶奶对着山林喊了我几句，也没听到我的回答，于是她只好一个人出发。所以那晚的房间里就只剩我和爷爷两个人，我依旧和爷爷睡一张床，我们各睡一头，脚碰着脚，隔壁靠窗的那副床是奶奶的位置，可是今晚空出来了。尽管已经入春，我们还是盖着厚厚的被子，那时候九岁的我已经有了不小的个头，但是爷爷每晚必须靠起来睡，也许是为了让呼吸顺畅些，于是我的脚底总会不经意碰到他的脚底，他的脚冰凉得像冬天里的铁块，用乡下人的话说就如“死蛇”一般。我轻碰到它的时候马上就把腿缩了回去，不知道爷爷是否察觉到了我对他双脚的抗拒，他依然纹丝不动。而我则蜷缩成了一副弓形，在窗前山下寂静无比的夜里安然入睡。

　　第二天我醒得比平时晚了一些，伯父早早去了城里采购诊所的药品，伯母提着簸箕走向山坡上花生地，她的女儿们都跟了去。当我起来后在客厅里随便扒了两碗饭回到房间时，我看清楚了爷爷的脸，他靠在厚厚的塞满了荞麦皮的枕头上，神态安详，平时凶煞的脸色沉淀了下来，安静地有些苍白，他的眼睛闭着，但是闭得不够紧，眼睑的缝隙里流出一丝瞳孔里黑色的光，在木窗投进来淡淡晨光的阴影下，他的样子让我觉得害怕极了。我迅速走出了房间，可又觉得哪里不对，于是我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再次跑进房间，并鼓起勇气学着电视里的场景，把食指横在他鼻前，我的皮肤没有感受到任何气息的流动。爷爷走了。

　　我惊慌失措地奔出房间，想大声呼喊，发现身旁空无一人，那时候有手机的村民寥寥无几。我坐在门前流泪，拳头狠狠锤了一下门槛。我用闭塞而稚嫩的脑筋在想办法呼救，也许是因为过度的不安令我丧失了最基本的判断，直到现在我也懊悔自己没有第一时间跑到刘连生的杂货店，用那笨拙的公用电话把伯父叫回来。可能就在我即将想到这个办法的时候，过了五分钟，也许是八分钟，伯父回来了，他看到我神色异常，还没等我开口就感觉出了情况不妙，他扔下摩托车往房间里飞奔进去，然后手忙脚乱地走出，招呼我去喊爷爷的弟弟马上过来，伯父开始在给爷爷输液。

　　当爷爷的弟弟和我匆匆忙忙赶到的时候，伯父已经把输液的针头拔出来丢在了地上。

　 “晚了，输不进去了。”。伯父哽咽着说，他神情茫然，有些自言自语。爷爷的弟弟就扑通一声跪在爷爷面前，开始嚎啕大哭。

　　此后，家中便开始了连续几天的哭喊，那天太阳落山前，爷爷所有的妹妹都赶来了，包括素有隔阂的那个。我难以想象她们是以怎样的交通方式以如此快的速度到达偏远的东庄，但是我看到奶奶是坐了姑父的摩托车回来的，后面还载着姑姑。她们俩在离家门口上百米的地方下了车，一路上哭喊着朝家里走来，母女俩同时痛哭流涕的样子让住在路旁的村民心疼不已。我清清楚楚地听到奶奶懊悔的呼喊：

　 “我就不该出远门的啊，造孽啊。”。

　　当两拨人汇合后，她们就开始互相安慰，奶奶和姑姑在爷爷床前哭了许久后，被爷爷的妹妹们拉了起来。

　　隔了一天，爸妈回来了，这在我儿时是一件最值得期待的事情，只是这次，他们到家后没有心思如往年一样第一时间来找我的身影，而是和奶奶姑姑一样，扑通一声跪下，然后嚎啕大哭，嘴里说着我不太听得清的话。

　　一直到深夜，大伙儿安静了下来，小小的房间里持续弥漫着悲伤的寂静，但是每个人悲伤的沉度似乎有所差别，也许奶奶的悲伤会比其他人要大些，她失去了陪伴几十年的男人，她只有六十出头，从此就要成为遗孀。其次应该是姑姑和父亲的悲伤，然后是爷爷的弟弟妹妹们。她们忽高忽低的悲伤像气浪一样在房间里翻滚，起起伏伏另我透不过气来，我便吵着要回自己家去睡，因为爸妈已经回来了。我没有和他们一样抑郁，他们也许觉得我年纪小所以不足为奇，我觉得可能是我比他们早一步发现事实，并已经悲伤过了一次的原因。

　　我如愿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这里不用面对爷爷和伯父的凶肃神情，也没有堂妹们的叽叽喳喳，我可以一个人睡一张床了，在距离春节还八个月的时候享受了过年的待遇。这个对于一屋子亲戚都是不眠之夜的晚上，我在自己的小窝里睡得很香。

　　爷爷的尸体被白布包裹起来放在大厅的木架子上，这样温暖而潮湿的天气，亲人们对于尸体不能停放太久这个事情也心知肚明，于是就商定在去世后的第三天正式出殡。几个儿子凑钱购买了一副精致的棺木，喇叭声响起，吹锣打鼓和白装素裹的人都已准备就绪，爷爷的尸体被郑重地抬进了红褐色的棺底，大厅里再一次响起了众人的哭喊声。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父亲叫过去的，他帮我穿上丧衣，告诉我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怎么走。

   当一群人跋山涉水把爷爷安葬在十几年前买下的那块风水地，而从山上回来的时候，伯父备好了一只羔羊，慰藉和犒劳那些辛苦或悲伤了一天的人。在我们南方的农村，羊肉是稀罕物，挑夫和吹锣打鼓的族人似乎已经垂涎欲滴了，妇女们在厨房把羊肉忙活成羊汤羊杂和羊排之后，伯父门前已经摆好了九张桌子，除去参与今天出殡仪式的几十个人，还邀请了村里与爷爷关系亲近的老者。彼时门口昏暗的空地上喧哗一片，像城市深夜巷子口的大排档，村民们觥筹交错，杯碗碰撞的声音如同一支不规则的乐曲。被安排在上席用餐的我坐捺不住，小小的身躯在各个桌位的缝隙里穿梭，到处寻找同龄的玩伴，那些在喝酒聊天的族人们就会拉住我，要么安抚地摸着我的后脑勺，要么牵起我的小手嘘寒问暖，包括许多认识我但我不认识的了。我知道他们便把我当做一个寄托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一种作为被众人关注照顾着的焦点的感受。

　　在这顿丰厚的晚宴之后，丧礼接近划上了句号，晚宴的气氛是带着悲痛的狂欢，对于不大相关的族人，则是一场很好的排遣，他们心中的难言痛处以及对死亡的恐惧，都借着一场来得恰到好处的酒席得到麻醉。他们讲的话最多，但基本上是自己的故事，明天之后，他们又投入到自己的柴米油盐，或者被下一个老人的去世而短暂惊愕，并作为茶余饭后无聊的谈资。同样的事情发生多了，在他们心里就会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而真正的悲痛是留给了最亲的人，少言寡语的人。正如我的奶奶。

　　爷爷去世后，奶奶在公共场合也曾抱怨他的不是，讲他如何在自己没照顾好他风烛残年的身体时大发雷霆，甚至年轻时候与其他的女子眉来眼去。只是到了夜里，奶奶好几次会一个人起来，呆呆坐在床沿。我那时候睡在奶奶隔壁的那副床，也就是爷爷去世时候的那块地方，但这丝毫比不上奶奶的举动给予我的恐惧，当我从半夜睡梦中迷糊地睁开双眼的时候，隐隐约约看到一个老人坐在眼前的床头一动不动。我起初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到了白天奶奶告诉我，她确实是睡不着而坐了起来，她说她看到了爷爷的影子，并且在呼唤她的名字。奶奶确凿无疑的讲述再一次让我不寒而栗。

　　伯父家建在山腰上，我房间那个小窗户能清楚看到后山探过头来的蕨草，到了夏天，泥砖盖瓦的房间里阴凉而潮湿。有一个夜晚，在房间床上蹦蹦跳跳的堂妹们呼喊着跑了出来，他们把家长叫了进去，指着旧桌子底下的一个小动物惊慌不已。那是一条像蚯蚓又像铁线蛇一样的东西，足足有七八寸长，它在光湿的地上安然地蠕动，孩子们争相躲在了伯父身后，伯父也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生物，只是从容地说：

　　“去拿铁钳子来，把他放灶里烧死，不然打死了还会复活，下次还要来我们家吓人。”。最小的堂妹急忙就往厨房跑去。

　　在门口削芋头的奶奶闻讯走了过来，看到地上那个东西的时候，他的表情竟然于惊讶中带着一丝欣喜。她赶忙劝阻伯父：

　　“不要烧死，他可能是老的变回来看我们的。他就是属蛇的，我把她钳到外面去。”。奶奶的解释让我们惊愕不已，我们同时感到背后袭来一股阴森的凉风，堂妹只好怪怪地把铁钳递给了奶奶。

　　没过半个月，放学后和王小勇玩跳高的游戏跑回到家，口渴难耐的我奔向后院的水井，用一只手把出水口堵住，一只手拼命地摇压水井的把手，直到清凉的井水满溢出来，我就把嘴巴靠在井沿的铁皮上大口大口地吸吮。一直喝到肚子咕噜噜冒响，我又一次打算跑出家门，继续下半场的游戏。可是门口眼前的一幕让我目瞪口呆，同时手脚被吓到不敢动弹。一条上米长的绿色大蛇横亘在家门口的沟沿，硬生生堵住了我走出的去路，它一动不动，就像侯着我似的，并拉直了身子展示它的长度。当我反应过来后，强行按捺住自己惊恐的心情，蹑着步子溜进房间，一直躲了有五分钟之久，方敢再次沿着墙壁探出头去。看到它已经离开，我才惊魂未定地走出家门。

　　傍晚我把下午的经历讲给了奶奶听，她几乎又是不为所动的表情，沉默了片刻后缓缓地说：

　　“不要怕，是老的变的，估计想回家看看。他是属蛇的，他那么疼你，不会伤害你。”。

　　“不过老是变蛇来吓你也不对。”。奶奶像在对我说，又像对蛇说。

　　我的焦点倒停留在了上面那句话。“爷爷最疼我?”。我的脑海迅速搜寻起残留的关于爷爷的记忆。

　　爷爷疼我不假，就拿去年的中秋节来说，姑姑姑父来了伯父家做客，伯母摆出了家里最丰盛的小吃，炒熟的花生和李子干。客人吃完后，我正想伸过手去抓两把，伯父就赶在我之前把盆子端进杂货间了，伯母也许是无心之举，坐在一旁的爷爷却怒不可遏，他气得从兜里掏出一张五元大钞，往桌上一拍，含沙射影地说：

　　“崽，拿起买吃的！”。爷爷没有指名道姓地呵斥伯母的吝啬，这样一句话只会令她尴尬不堪。

　　爷爷的疼爱总是和严肃交织在一起，有时候我竟分不清两者哪一个是表象哪一个是真相。他的良苦用心总是会被不喑世事的我所误解。

　　农村的孩子有几年很流行玩自制弓箭的游戏，我们把废弃的雨伞把拆下来，把铁线折成半圆，给那两个自带的小孔套上绳子，刚好就是一把威力无比的铁弓。绳子是从村民丢弃的肥料袋封口处解下来的，要算好它的长短，就必须用上剪刀。我对王小勇和刘建国说，我家里有剪刀，锋利的很。于是就急匆匆跑回家里，在我和爷爷共睡的房间桌上找到一把银色的大剪刀，跃跃欲试的我想看看它锋利与否，便在桌上搜寻可剪的东西，这时候一根粗粗的红线闯入我的眼帘，它套在一个镜框上，两片玻璃镜陈旧而泛黄，我猜测它大概率是无用之物，手起刀落之后，绳索应声而断，于是我就携着剪刀如获至宝地跑出家门奔向王小勇。

　　这天晚上爷爷把所有的孩子叫到客厅集合，伯父和奶奶都悉数在场。爷爷郑重地问：

　　“昨天是谁剪断了我的眼镜?”。我们五个小孩在第一时间都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奶奶在一旁补充道：“本来就那一副眼镜，断了还不好接回去。”。

　　堂妹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面面相觑，这时候我自以为强大的演技支撑了我的淡定自若，我觉得如果我不表现出心虚的神态，没有人会知道是哪个孩子撒了谎。

　　爷爷停顿了一下，换了一副少见的温婉的语气说：

　　“你们哪个人剪的，主动承认，我奖励他五块钱。”。爷爷的眼神再次对着我们一扫而过。

　　我幼小的心灵顿时惊动了一下，五块钱对于那时候的我们可是不小的诱惑。可是本能的直觉让我认定这只是一个陷阱，中计承认后五块钱得不到不说，也许还会遭受暴风骤雨的责骂。

　　我就这样硬着头皮死不认账，自以为能够瞒天过海，那时候我还没有听说过《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直到上了四年级以后我稍稍学会了推理，才发现其他孩子根本够不着剪刀的位置。我终是让爷爷的良苦用心失了望。

　　爷爷对于我的疼爱恐怕还因于对我付诸了太多启蒙的时间，他做过村里的代课教师，我在上学之前就被他教会了百位数以内的加减法，而且计算的速度让所有的村民都赞不绝口，我得意地答出村民们随口抛出的题目后，爷爷笑地张开了掉光牙齿的嘴，粗糙的皱纹在脸上乱颤。可是上了学以后我的数学成绩却和爷爷开了一个玩笑，在一个冬天的午后，当他带着老花镜看我的报告册时，那六字开头的数学成绩让他大为不解，于是他又想出了他那个老办法，只是这次把金额提高了十倍。他把我从客厅里叫过来，谆谆地对我说：

　　“崽，你要是两门功课都能考九十分以上，我就奖励你五十块钱。”。

　　那几年上数学课的时候我在和王小勇玩蚕，把它们放到脖子和手臂上挠来挠去，我们的文具盒里每天都是厚厚的蚕屎，数学成绩能维持在及格线上已经是吃老本了。直到三年级后我遇到了一位数学老师，我告诉他我爸是村长后他对我偏爱有加，在他的引导下我的数学成绩有了气色，四年级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后，我如愿两门功课都超过了九十，可是拿到报告册的那一天，距离爷爷的葬礼已经过去了一年零九个月。

　　后来数学的阴影似乎一直萦绕着我，我整个读书生涯几乎都被它困扰，很难想象一个五岁时算术精湛的人，高考完却是因为数学成绩而拖了后腿。我所有的科目中只有数学没及格，而正是那几分导致了我距离二本线就差一点点。命运似乎也和我开了一个迟到的玩笑。

　　四年级的春天我大病一场，上吐下泻的样子令开诊所的伯父也束手无策，他说干脆请假在家休息并观察几天。连续几天的感冒让我有些面黄肌瘦，唯一的安慰是我的请假得到了批准，可以有三天的时间不去学校上课。我无事的时候就在院子门口走来走去，伯父家在半山腰上，下面就是村子的中心，错落的屋舍两旁被连片的稻田围绕，背后有一条清澈的溪水流过。南方的春天是多雨的季节，我打起雨伞站在家门口的崖沿旁，一股烟灰的气味飘到我的鼻尖，侧过身一看，原来是奶奶撑着伞蹲在炉子边在给爷爷烧纸钱。

当雨丝淅淅沥沥降落在荒芜的稻田上，泛出圈圈点点的涟漪，我才发现雨势逐渐起来了，我沾了雨露的眼眶望着山下的田野时有些模糊，在朦胧中我似乎看到那布满荒草的田野，在去年收割后休耕的土地上，润养出了一层浅浅的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