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卫国健康状况明显恶化、数次拒绝深入治疗后,一个沉闷的夏日黄昏。
周卫国搬离了军区大院,住进了一处更安静、也更显寂寥的独居小院。院子里种了些耐活的花草,但缺乏精心打理,显出几分野性的荒芜,就像他本人如今的状态——生命力在不可逆转地流逝,只靠着某种惯性维持着表面的秩序。
周熹站在父亲的书房外,手几次抬起又放下,心中被巨大的焦虑和一种新近得知的、令他头晕目眩的“真相”反复撕扯。父亲日益消瘦的身形、掩饰不住的咳嗽、以及眼中那越来越浓的、近乎解脱般的疲惫,都让他感到恐惧。他试图像往常一样劝父亲接受更系统的检查和治疗,话到嘴边,却总被父亲那平静得近乎漠然的眼神挡回来。父亲只是摇头,说“老毛病了,不必折腾”,或者说“我心里有数”。
而就在今天下午,一次偶然的机会(或许是顾七舅舅醉酒后零星的呓语,或许是母亲给他留的信中,母亲字迹潦草却透着决绝的只言片语,又或许是沐正风爷爷在弥留之际含混的叹息),一个模糊却惊心动魄的认知,如同闪电劈入周熹的脑海——他的出生,并非父母情深水到渠成的结晶,而是母亲在自知命不久矣时,刻意算计、甚至可能用了一些非常手段,才得以在那样油尽灯枯的身体状况下孕育的。目的在于,给父亲留下一个必须活下去的“责任”与“牵绊”。
这个认知让他如遭雷击。一直以来,他知道母亲身体极差,生育他耗尽了最后元气,也知道父母感情极深。但他从未想过,自己的“到来”,本身竟是一场如此沉重、甚至带着惨烈意味的“安排”。他感到一阵荒谬的眩晕,仿佛自己二十多年的人生基石被动摇了。他是父母爱情的证明,还是一份用生命托付的“遗物”?亦或……两者皆是?
他再也无法忍耐,必须向父亲求证。
周熹几乎是冲进父亲的书房,连门都忘了敲。他的脸色苍白,胸膛剧烈起伏,手里紧紧攥着可能是那页泛黄的日记残片,或是顾七舅舅酒后失言时他在旁录音的微型设备,又或者是沐正风老人临终前断续话语的抄录笔记。证据未必确凿,但拼凑出的指向性足以让他心神俱裂。
周卫国正坐在窗边的旧沙发里看书(或许只是拿着书出神),被儿子这罕见的失态惊动,抬起头,看到周熹眼中那份混合着震惊、受伤、迷茫甚至一丝愤怒的复杂情绪时,他心中了然,同时也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该来的,终究躲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