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帖下的月光
管家递来烫金婚帖时,我正把马嘉祺送的青瓷笔洗摔在地上。碎瓷片溅到廊下那盆墨兰上,花匠刚浇的水珠顺着叶片滚落,像极了去年他在画室里,看我把临摹的《富春山居图》撕成碎片时,眼底一闪而过的光。
“马少爷说,这是他母亲挑的纹样。”管家把红帖放在梨木桌上,烫金的并蒂莲在暮色里泛着冷光。我用鞋尖碾过脚边的碎瓷,想起三天前在美术馆,他正和穿香奈儿套装的女伴看莫奈的睡莲,袖口那枚我送的银质袖扣却还别着——那是十八岁生日时,我在潘家园淘的旧货,他戴了整整三年。
“知道了。”我踢开脚边的碎片,婚帖边角的流苏扫过手背,痒得像他每次弹吉他时,琴弦不小心蹭到皮肤的触感。其实联姻这事早有预兆,两家老爷子在高尔夫球场拍板的那天,他正在巴黎开个展,朋友圈发了张铁塔夜景,配文是“塞纳河的冰还没化”。
婚礼前一周,我在他画室撞见他收拾画具。落地窗外的银杏正黄,他穿着我送的驼色羊绒衫,手腕内侧还留着去年爬长城时被树枝划伤的疤。“听说你把我送的笔洗摔了?”他头也不抬地卷着《千里江山图》的仿本,宣纸簌簌作响,“那是我在景德镇盯了三个月的窑。”
“马少爷的心意,我受不起。”我靠在门框上,看他指尖沾着未洗去的群青颜料。三年前在央美画室,他也是这样帮我调颜料,说我的笔触像江南的雨,“现在该叫你未婚夫了,还是马总监?”
他终于停下动作,转身时带起的风掀动了画架上的素描纸——那是张未完成的肖像,画中人戴着我常戴的银杏发夹。“小时候你说,”他声音很轻,像怕惊了纸上的影子,“以后要嫁个能把《富春山居图》临摹到七分像的人。”
我捏紧了口袋里的婚戒盒。上周试婚纱时,他趁人不注意,把这枚素圈戒指塞进我手心,说“奶奶给的,说比钻戒经戴”。此刻画室里只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和他腕间那只我送的旧上海机械表重叠在一起,像某种无声的和弦。
“现在我能临到九分了。”他走过来,指尖擦过我耳垂,那里还戴着他大二时送的银质耳钉,“要不要……验收一下?”窗外的银杏叶突然被风吹得哗啦响,我这才发现他身后的画架上,新铺的宣纸上是半幅未完成的《鹊桥仙》,牵牛星旁落着枚熟悉的银杏叶。
婚帖被风吹到地上,烫金的并蒂莲正好落在他脚边。我想起七岁在胡同里,他把摔破膝盖的我背回家,路上买的桂花糖糕还暖在他口袋里;想起十七岁在高考考场外,他塞给我的准考证夹里,夹着张画着笑脸的便利贴;想起去年他在个展上,指着那幅卖了三百万的《雨夜》说,画中人撑的伞,是我大学时丢在他画室的那把。
“马嘉祺,”我捡起地上的婚帖,指尖蹭过并蒂莲的纹路,“你画室的墨兰该浇水了。”他笑起来时,梨涡里落进银杏叶的影子,伸手接过婚帖的瞬间,袖口的银质袖扣轻轻撞在我手背——那里戴着他奶奶给的素圈戒指,和他无名指上那枚,在暮色里映出一样的月光。
红帖在掌心发烫,我忽然想起三天前美术馆里,他女伴问起袖扣时,他说的是:“一个傻子送的,丢了可惜。”现在想来,这傻子大概是我,也是他——毕竟谁会在联姻的红帖下,藏着半幅没画完的《鹊桥仙》,还把对方送的旧货戴了整整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