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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力工区职工满进谅提供，24日下午4点多钟，他在北京站一层中间大厅，曾看见一个穿深蓝棉衣、20多岁的小伙子，夹着一个很沉的塑料布包从电梯上到二层，情况非常可疑。

不过，由于当时人很多，所以没有看清此人的面目特征。

　　北京和丹东警方同时开展调查工作，他们找到乘坐6号车厢的69名乘客，调查出23号座位是一位沈阳乘客，28、29号座位是两名军人，他们均无作案的嫌疑。

当访问到驻军某部战士廖胜明时，他向侦查员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

他说：“我从云南探亲回来，24日乘27次列车，坐在6号车厢30号座位上，车上人很多，我见上方行李架上已放满了东西，又看对面29号上面的行李架放着一个灰色人造革手提包和一个白色塑料行李卷，摆得不太紧，我想挪动一下把我的行李放上，但挪不动，挺沉重的，我用手摸了摸，里面的东西挺软的，认为不怕压，就把自己的行李放到上面，一路上也没发现有人动过这两个包。到丹东下车时，我取下自己的行李就走了，那两个包还在上面。”经出示物证照片，他一看就说：“正是这两个包。”

至此，警方通过对北京至丹东沿线五百零九名职工、一百七十三名旅客的访问，初步认定碎尸包裹正是在北京被送上车的。

　　技术主任和法医王志君等人又对尸体和包裹进行了仔细检查，手提包长60厘米、宽22厘米、高28厘米、重23公斤，两边分别印有北京农展馆和美术馆图样，拉锁上有北京红卫牌锁一把。内装上肢两块、下肢4块，用一条白绿条褥单包裹。切口处用新棉花堵塞，肢体上有灰棉毛裤一条、三角内裤一条、旧蓝斜纹布衣片一块，手提包底部有小塑料布4块和一块沾有大量血迹的抹布。尸体大腿外侧及小腿有浓密的汗毛。脚长23．9厘米，宽9．6厘米，两脚第二趾均压在第三趾上。

　　塑料布行李卷长70厘米、宽40厘米、重24公斤，装在一白色网兜内，经打开检查白塑料布上有一鞋印，前掌是波浪花纹，后跟有两条突起花纹，第二层是紫色旧被面，第三层是旧棉被套裹着的男尸躯干，身穿圆领短袖针织衫，躯干下垫半张报纸和灰布衬衣一件。各切口处塞有许多新棉花，腹部有阑尾手术疤痕，肛门处有痔疮。

　　死者营养一般，皮肤较黑，全身清洁，尸斑呈紫红色，手压不褪色，尸僵比较缓慢。

在解剖后对器官的检查，除了右边器官有钙化点外，并无中毒现象，血型为AB型，生前患有类风湿脊椎炎。

　　对没有明确标志的遗物，侦查员们展开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他们马不停蹄地走访了两百多个生产、销售、批发、科研等单位，请教了400多位老工人、技术人员和专家，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基本上查清了各种遗物的生产、销售、品种、质量和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