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蝉声退潮了。
起初还有几只不服气的,趴在晚自习的窗外面断断续续地叫,叫着叫着就没了声。等它们真的安静下来,我才听见教室里原来还有另一种声音,几十支笔尖同时划过纸面,沙沙的,像退潮之后留在沙滩上的那层水。
晚自习到九点四十。铃一响,人走得很快,关灯是值日生的事。我总是留到最后一个,用那十分钟画画。不是我用功,是我家黑。
我家住老小区六楼,楼道里的灯坏了三年,没人再修。我摸黑上楼,钥匙插进锁孔之前要在门上先摸两下。我爸通常已经睡了,或者坐在客厅抽烟,不开灯,只有烟头一明一灭,是那个家里唯一活着的东西。我们家的对话用不着嘴:茶几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两张一百的,每周一换,从不少,也从不加;厨房的锅里扣着我那份饭,冬天凉得快,我总是一边热一边站着吃。吃完把碗洗了,两代人一天的交流就算完成了。
速写本里那扇画了一遍又一遍的不亮的窗,就是这么来的。
那家便利店在回家路上的街角。我以前从没注意过它,有些店就是这样,你的目光从它身上扫过去一百次,它都不存在;直到某个晚上你又饿又冷又不想回家,它才从黑暗里浮出来。
那天我在教室画一张画,画得太投入,末班车从我眼皮底下开走了,只能走回去。十月底的晚风已经有了冬天的口气,刮在耳朵上像小刀子。整条街的卷帘门都拉下来了,只有那个街角亮着,白晃晃的一方灯光钉在黑黢黢的街面上,像一枚图钉。
我后来在速写本上画过这条街:整页涂黑,只留那一方亮。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一页黑和那扇不亮的窗,最后会走进同一幅画里。但那天晚上,我只是推开便利店的门,听门顶的铃铛叮咚响了一声,暖气混着面包的甜味扑到脸上。
我拿了一个最便宜的面包,三块五,站在收银台边上掏钢镚。
然后我看见了他。
江屿穿着藏青色的围裙,胸口的塑料牌上写着两个字:江屿。他正把一整箱泡面搬上货架,动作快得像已经干了很多年。头发比白天乱,额角有汗。看见我的时候,他愣了,就一秒。然后他直起身,在裤子上擦了擦手,走过来,声音跟平时一模一样:
“买宵夜?”
我手里还捏着那几个钢镚。有一瞬间我想把面包放回去往外走,不是讨厌他,是替他难堪,像看见别人正蹲在低处,不知道自己的眼睛该往哪儿放。可他已经绕到收银台后面了,扫码,装袋,动作利索,一点也不觉得这件事需要被谁难堪。
“三块五。”他说。
我把钢镚数给他。他收了,忽然又转身,从身后的冷柜里拿出一瓶橘子汽水,“嗒”地一声立在面包旁边。
“送的。”
“为什么?”
“伞的利息。”他说,“一个多月了,按天算的话,你该破产了。”
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冷柜一眼,里面一排橘子汽水摆得整整齐齐,商标全朝外,跟他刚补完的那箱泡面一个待遇。这个谎撒得毫无水平。但我没拆穿。他把谎递过来,我就把它收下了,像那天收下那把弯过骨的伞。
“别跟同学说。”他说。顿了顿,又放低声音:“帮我保密。”
我喉咙里其实排着队挤进来很多问题。为什么打工?多久了?夜里几点收工?你妈妈,最后一个问题刚冒头,就被我咽了回去。我画了两年的那扇不亮的窗,被他在一个雨天里看见过,而他什么都没问,装作只看见了雨。
现在轮到我了。
“好。”我说。想了想,又补一句,“那你也别问我为什么每天最后一个走。”
“我什么时候问过。”他笑起来,眼睛先弯,弯成两道缝。
我拎着面包和汽水出门,铃铛又叮咚响了一声。回头看,他已经重新蹲回货架前面去了,围裙的带子在背后打了个结,歪歪扭扭的,像他画在便利贴上的那颗太阳。
橘子汽水是橙色的。那天晚上我把这个小发现翻来覆去地想:便利贴上的太阳是橙色的,冷柜里的汽水也是橙色的。这个人自己站在黑里,递出来的东西,倒都是亮的。
后来我常去。不固定,有时候一周一次,有时候接连三天。店里夜班还有个值班的芳姨,五十多岁,爱织毛衣,江屿管她叫芳姨。芳姨一看见我就冲他努嘴,他就装没看见。冷柜最里面那排,永远给我留着一瓶橘子汽水,冰得最透的那瓶。再后来我们发展出一套笨拙的攻防:我学会了先把汽水按到扫码枪底下,他学会了在我掏钱之前把小票摁住。两个笨办法,谁也没赢过谁。
在学校里,我们几乎不说这件事。他照样是走廊里最吵的那群人中间的一个,球场上大嗓门,笑得整层楼都听得见。早自习照旧趴着睡,老师拿粉笔头砸他,他一个激灵坐起来,全班哄笑。从前我以为那是懒。现在我知道了,有人的一天是从下午才开始的,上午那一段是别人借给他的,得省着用。
有两个江屿。穿校服的一个,穿围裙的一个。两个人都归我看着,哪一边我都咬死不说。
有一晚快十一点,店里没了别的客人,芳姨先走了,江屿在收银台后面低头算账。他的手机在围裙兜里震起来,他看了一眼屏幕。接起来的那一瞬间,他的整个声音都变了——低了,慢了,每个字都放得很轻,像端着一碗满满的水。
“……吃了。药我分好了,一天三次,别嫌苦。……不贵,真的,打折买的。……嗯。你先睡,我收了工就回。”
电话挂了。他在收银台后面坐着,肩膀垂下去一下。只有一下,很快就端回去了。然后他抬头看见我,脸上立刻又是那个先弯眼睛的笑:“发什么呆,要关门了。”
我出门走在回家的路上,把刚才捡到的碎片拼了拼:分好的药,一天三次,打折的“不贵”,先睡。拼不出全貌,拼得出轮廓。我不问。碎片就让它做碎片,问出来,他就得再造一个新的谎,多累。
那段时间我的速写本上多了一种画。还是窗,但不黑了,画的是街角那家店,深夜,白晃晃的一格亮,玻璃门里码着泡面,冷柜开着一条缝。有一页我画了店里那个人:蹲着,围裙,怀里一箱泡面。那一页我没给他看。他借过我半张画,我先攒着,攒到攒够的那天,一并还他。
十一月的第一个降温来的那天,我照旧最后一个走出教室,照旧经过那个街角。江屿隔着玻璃门冲我抬了抬下巴。我买了面包,他说利息涨了,汽水涨到两瓶。
我抱着面包和两瓶汽水走到我们楼下,一抬头,停住了。
六楼,我家那扇窗:
亮着。
我画了两年的那扇不亮的窗,在十一月的一个夜里,亮得整栋楼都看得见。灯光太满了,白得发冷,像有人把整个白天硬搬进了我们家的黑夜。暗了三年的家不会自己亮起来。有人在开灯。有人在走动。窗帘后面晃过一个人影,隔着一层玻璃和十几米的夜,我看不清她的脸,可我的心脏先认出了她。
我站在马路对面,没有过去。怀里的两瓶汽水一路被颠得全是气泡,隔着瓶身噼里啪啦地顶着我的手心,像一肚子没问出口的问题。摇过的汽水不能急着开。我的问题也是。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为什么回来,不知道接下来的家会吵成什么样,也不知道几天之后的一个深夜,会有一个人把我从那栋楼里偷带出去,爬上教学楼的天台,指着东边最黑的那块天,说出那句后来被我画进所有画里的话:
“天亮之后,事情会好一点。”
十月底以后,街上就再没有蝉了。可那个晚上我总觉得有一只还在叫,不在树上,在我怀里那两瓶汽水里,一声一声,全是往上顶的气泡。1
好精彩,想看下一章,蹲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