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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雨中的速写本

蝉鸣停在十七岁

十七岁那年蝉鸣很吵,吵得我们听不见彼此没说出口的话。

后来我总想,如果那个九月的下午没有下雨,我和江屿大概一辈子都只会是同学名单上两个挨得不近的名字。可偏偏下雨了。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草率,它决定两个人的开始,用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契机,而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夏末的雨。

那天放学,天黑得不像话。云压得很低,闷了一整个下午,第一滴雨砸在塑胶跑道上的时候,整栋教学楼都松了口气似的,窗外的蝉鸣猛地一滞,然后被雨声整个盖了下去。

我抱着速写本往校门口跑。这本子跟了我两年,牛皮纸的封皮已经被摸得起了毛边,边角卷起来,像一片不想落的叶子。里面有我画的所有东西:数学老师打瞌睡时歪向一边的头,食堂阿姨手腕上那串磨得发白的钥匙,还有画得最多的——

一扇窗。

一扇不亮的窗。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解释这个。我家住在老小区的六楼,那栋楼晚上没有路灯,别的窗户会亮,黄的、白的、冷的光一格一格嵌在黑暗里,只有我家那扇,永远是暗的。我爸下班回来就坐在客厅抽烟,不开灯,烟头一明一灭,是那个家里唯一活着的东西。我妈搬走的第三年,我学会了摸黑在客厅走路,学会了不开灯吃饭、不开灯写作业、不开灯画画。所以我画那扇窗,画了一遍又一遍,好像画得够多了,它就能自己亮起来一样。

雨下得很急,我跑到公交站的时候,本子从臂弯里滑了出去。

我现在都记得那个瞬间。牛皮封皮啪地一声摔在水洼里,溅起的水花扑了我一脸。我蹲下去捡,雨水顺着头发流进衣领,冰得我一哆嗦。翻开第一页,画了一半的那扇窗,铅线条在水里晕开,糊成了一团灰。两年的画,我蹲在那儿一页一页地翻,翻得比雨还快,好像翻得快一点,那些线条就能少化掉一点。

然后本子被人从我手里抽走了。

我抬起头。一把伞撑在我上方,伞骨有一根弯了,遮出来的影子歪歪斜斜。撑伞的人蹲在我对面,校服外套湿了半边肩膀,校牌翻过来又翻过去地挂着。我认得他,高二三班打篮球的那个,走廊里最吵的那群人中间,笑得最大声的那一个。江屿。

“别翻了,”他说,“越翻化得越快。”

他的声音和走廊里那个大嗓门完全不一样,压得很低,很平。他把本子合上,用袖子去擦封皮上的水,擦得很认真,像在擦一件易碎的东西。伞一直歪向我这边,他自己的半边肩膀淋在雨里,我看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那不是伞的问题,是他故意把伞让过来的。

“我自己能捡。”我说。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又冷又硬,连我自己都听出来了。我那时候就是这样,习惯了不接受别人的好意,因为接受意味着欠,而我不想再欠任何人什么。我爸用三年的沉默教会我一件事:靠近一个人的下场,就是有一天要在黑暗里一个人摸着走回来。

江屿没生气。他把本子递还给我,站起来,忽然弯下腰凑近看了一眼封面——就一眼,然后什么都没说。

“哪班的?”我问。

“三班,江屿。”他咧嘴笑了一下。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先弯,弯成两道缝,好像笑这件事对他来说不是表情,是本能。“你这书挺贵的吧?”

“不贵。”我把本子抱进怀里,“画的都是没用的东西。”

“画的东西没有没用的,”他说着把伞往我手里塞,“我要拐弯了,那边有个便利店。”

“那你呢?”

“我淋雨长大。”他说完就跑了,跑进雨里,几步就变成了一个模糊的灰点。我举着他留下的伞站在原地,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被雨声衬得很响。那是我十七岁的九月,我不知道便利店的夜班意味着什么,不知道一个人可以说“我淋雨长大”说得那么理直气壮,好像淋雨只是一种天气,而不是一种命。

我第二天才知道那把伞我从头到尾都没还。

第二天早自习前,我到教室的时候,那把弯骨的伞立在我的桌角,伞柄上贴了一张便利贴:修好了,这根骨我掰直的,能用三年。底下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太阳。

全班没有一个人问起这把伞。好像它就该在那儿似的。

而我的速写本,是在第二节下课回来的。我出去交作业,回来的时候它就躺在桌面上,位置摆得端端正正。我第一反应是去翻被雨淋坏的那几页——晕开的灰,糊掉的线条,我昨晚试着描过的那扇窗,全都还在,没再坏下去。

只有被雨打花得最狠的那一页,变了。

那页画的是我家客厅,从我的房间门口看过去的视角:暗掉的窗,窗前的沙发,沙发上一点若隐若现的橘红,我爸的烟头。雨把它泡得面目全非,整页纸皱起来,像一块结了痂的疤。

在那团疤的正中间,多了一个小人。

铅笔画的,很轻的笔触,像是怕画重了会把我原来的线条压住。一个圆脑袋的小人,圆得像颗豆子,身子就是简单的两条线,手上举着一把歪歪扭扭的伞,伞明显歪向一边,把大半个圆脑袋都罩住了。小人站在画里的雨里,抬着头,脸上虽然只有三个点一样的五官,但我一眼就看出来他在笑。

小人旁边写着一行极小的字:他撑伞,他负责淋雨。

我把本子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想找出是谁放的,问了同桌,问了前排。没有人看见。我去三班找江屿,他们班的人说,早自习他趴着睡觉呢,没出来过。我站在三班后门口往里看,他果然趴在最后一排,校服外套蒙在头上,睡得四仰八叉,看不出来是熬夜了还是刚打完球。

我没有走过去问。

我回到自己座位,把速写本摊开在那个小人的那一页,看了很久很久。窗外的蝉又开始叫了,雨后的太阳晒进来,晒得桌面发白,蝉鸣一层一层地往教室里灌。我拿着笔,犹豫了半天,最后在那个圆脑袋小人的伞沿底下,极轻极轻地添了半个脑袋,一个小小的、站在伞底下躲雨的、扎辫子的小人。

画完我就后悔了,像做错事一样把本子合上了。

可是合上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嘴角是翘着的。十七岁的那个上午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很多年后我才懂,那个小人画的不只是雨里的一把伞。他是在告诉我:我画了两年的一扇不亮的窗、一个不开灯的家,是可以被看见的,而且被看见了,也没有那么可怕。

他看了一眼,什么都没问。

那是我画了两年,第一次有人看懂,又第一次有人懂得不问。

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把速写本小心地塞进桌肚最里面。阳光很好,蝉在窗外一声接一声地叫,叫得铺天盖地。那时候的我以为,这个九月的雨、这个歪骨头的伞、这个豆子一样的圆脑袋小人,只是一次寻常的、会被时间冲淡的相遇。

我不知道便利店深夜的灯还亮着。

不知道天台上的日出还在等我们。

不知道那句“海在那边等你”,要用七年才能读懂。

蝉鸣那么吵。吵得我们谁都没听见,命运已经在教室后面那排趴着睡觉的少年身上,轻轻按下了倒计时。1

段评

蹲蹲后续剧情,不够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