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她又去了殡仪馆。
出门的时候母亲在灶间,问她吃不吃面。她说不吃。母亲把下到锅里的一半又捞回去,装进一个塑料袋,撒了点盐,摆在案板上。
她说中午回来吃。
母亲嗯了一声,没有抬头。
殡仪馆在城北,门口是一道铁栅栏,栅栏里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两排松。老葛坐在门口那把椅子上,椅子是藤的,靠背断了一根。
"你又来了。"他说。
"我想问二〇〇八年的事。"
"哪一件。"
"火化。"姜迟说,"那年冬天,两具一天进炉的。"
老葛看了她一眼。他把椅子往里挪了挪,让出半边门槛。
"你上次问过了。"
"上次我问的是人。"姜迟说,"这次我问的是手续。"
她在他对面的台阶上蹲下来。
院子里那两排松修得低,枝子压到人的肩膀。地上的落叶是去年的,一层压着一层,没有人扫。老葛脚边放着一个电热壶,壶里的水开着,白汽往上走,走两步就散了。
"火化的账,是怎么结的。"
"先结账,后进炉。"老葛说,"这是规矩。人推进来,冷柜停着,一天算一天的钱。钱结清了,排期,才能进炉。碰上没人管的,政府出钱,也得等单子。单子不出,人就在冷柜里躺着。"
"结账那天,有人来签字。"
"缴费单上要签两个名。"老葛说,"一个单位的,一个家属的。两个人的手上都得有名字,账才走得了。"
"那年的缴费单,是厂里的人来签的。"
"是。"老葛说,"你上回问的时候我就说了,缴费人那一格,写的是棉纺织厂。那年厂子还开着户,账是厂里转的。厂里转账,得厂里的单子先出来。"
姜迟把本子拿出来。
"火化登记上写的是十二月五号十时。"
"五号上午。"老葛说,"那天炉子是头一回用,新炉,刚换的。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早上起了雾。"
"起雾。"
"十点钟才散。"老葛说,"送进去的时候,我把炉门关上,玻璃上全是水汽。"
姜迟在本子上记下来。
她抬起头。
"我问一件事。缴费单上家属的那个名,是哪天签的。"
老葛想了想。他抬手摸了摸下巴上的一块皮,那块皮被太阳晒得发亮。
"签的时候人得在场。"他说,"单子是送过来签的,还是送到家里签的,我这儿不知道。我管的是炉子那一头。"
"那家属签完字,人才能排期。"
"账清了才能排期。"老葛说,"账不清,我这儿不敢开炉。"
姜迟没有再问。
她又想起一件事。
"那两年,像这样单位结账的多不多。"
"多。"老葛说,"厂子不行那两年,一个冬天十几具。有的是厂里的,有的是厂里工人的老人。账都是厂里走的。厂里走账,家属就少跑腿。那时候的人认这个。"
"现在呢。"
"现在没人认了。"老葛说,"现在人来了先问,多少钱,能不能便宜。我说不能,他就站着不走。"
他低头看了看脚边那个电热壶。
"你父亲那具,是清早那具。"他说,"另外那具,是中午。"
姜迟站在院子里,把本子合上。松树上的鸟叫了几声,从这棵树飞到那一棵。
"你父亲那具,是清早那具。"老葛在后头说,"另外那具,是中午。"
姜迟回头看他。
"我知道的是这个。"老葛说,"别的我不管。"
从殡仪馆出来,是上午十点多。
雾还没散尽,路上的人不多。有几个骑车的从她旁边过去,车筐里放着菜。她走得很慢。城北这一带,她小时候没来过,那几年还是一片空地,种着玉米。
她没有直接回老屋。她在城北的一条街上走了一段,走到一个路口,站住了。
路口有一家邮局,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两个人在晒太阳。邮局的墙上有绿的油漆,油漆上贴着一张新公告。
她站在那块公告前面,把本子摊开,放在膝盖上。
本子的前半本已经写满了。她翻过去的时候,看见了去年的一页。那一页上写的是车牌号、刹车印的长度、一个后视镜掉在沟里的位置。页脚那里是她的结论,三行字,最后一行写着,意外,依据充分。
那一桩案子的家属,她见过。一个女的,四十来岁,站在交警队门口,手里攥着一把钥匙。她签确认单的时候,手在纸上停了很久。
那时候姜迟站在旁边等着,等那一笔落下去。
她翻到一页空白的。
她用尺子在本子上画了一条横线,横分四栏。第一栏写日期,第二栏写事,第三栏写这一条是从哪儿来的。
她写第一行。
十一月二十一日夜。西仓库起火。报纸。
第二行。
十一月二十二日凌晨。第一份笔录。徐茂林。
第三行。
十一月二十六日。善后名单。花名册。
第四行。
十二月二日。剪报见报。外婆的盒子。
第五行。
十二月四日。协议。人社局档案。
第六行。
十二月五日。火化。殡仪馆登记簿。
写完她在第七栏添了一行。
十二月五日。存入十七万。存折。
六行字,排下来,最长的间隔是五天,最短的是零天。
她把第五行和第六行看了一遍。
十二月四号,签协议。
十二月五号,火化。
中间隔了一天,夜里。
她拿笔在这两行中间画了一道竖线。
签字在前,火化在后。
她坐在邮局的台阶上,把这件事想了一遍。
她想那张桌子。这样的桌子她见过很多,厂办的,街道办事处的。桌面上压着一块玻璃,玻璃底下是电话表,玻璃边上的漆掉了一角。桌角放着一盒印泥,一支圆珠笔,有时候还有一把尺子。
签字的人坐在桌子这一边。那一边坐着什么人,她可以想出来:一个是厂办管文书的,一个是管钱的。也许还有第三个,坐在旁边不说话的。她见过这种场面。在这种场面里,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一个,往往是最要紧的那一个。
十二月四号那天那一边坐了几个人,母亲没有说过。
桌上的纸有两页。第一页写钱,第二页写责任。母亲在第一页上签了名,在第二页上也签了名。
中间隔着一张桌子。
一个人死了,要在冷柜里躺着。躺一天是一天的钱。他要进炉子,账得先结清。账要结清,单子得签。单子要签,就得有人坐在桌子前面,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那天签字的桌子,是一张什么样的桌子,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在十二月四号那一天,她的父亲还在殡仪馆里,身上盖着一块布。
签完字的第二天早上十点,他进了炉子。
同一个上午,十七万存进了银行。
这三件事,落在两个日子上。她把那六行字看了很久,拿笔在一个日期和一个日期之间的空白处,轻轻地涂了一下。
涂出来是一条灰的竖条,笔尖是软的,涂出来的灰带一点亮。
她不知道那两个日子中间的那个夜里,母亲睡了没有。
从邮局出来,她在街上慢慢走。
这条街在城北,两边是七十年代的老楼,楼底下是一家一家的小铺子。有一家门口坐着一个人,在修鞋。鞋底朝天,钉子在嘴里含着,一颗一颗地取。
她走过去的时候,修鞋的人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去。
路边有一家小饭馆,门口的锅里炖着骨头,白汽一团一团往上冒。她站在门口看了两眼,没有进去。
她想起自己干这行的头一年。
那一年她跟着师傅老金跑现场。有一回是一辆货车翻在沟里,司机死了,保险公司要核。老金带她在现场蹲了两天,量了刹车印,访了三个村子。
回来写报告的时候,老金让她在最后一栏写四个字:家属已哭。
她当时问,这四个字算什么依据。
老金说,这四个字不是依据。这四个字是提醒你,你写的每一个数,压着一个人。
她那时候不懂。
现在她懂了半句。数字底下压着人,这句话是对的。可她这七年写的那些数字,每一份都能被复核,每一份都能对上一份材料。唯独眼前这一桩,材料齐了,日期齐了,人也在,她还是写不出最后那三个字。
她拿出笔,在本子最后一页"结论"底下又写了一行。
那一行写的是:证据链完整,责任无法认定。
写完她看了两遍,把这一行划掉了。
她走到老城的时候,天开始阴。
哥哥打了个电话来。
"你还在家。"哥哥说。
"嗯。"
"学校这两天月考,我晚上得盯晚自习。"哥哥说,"你什么时候走,走之前跟我说一声,我送你。"
"不用送。"
"妈那边你多陪陪。"哥哥说,"她一个人住,我看着也不是个事。让她搬我那儿,她不去。"
"我陪几天。"
"行。"哥哥说,"你要是问她以前的事,她不愿意说就算了。她这个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也没跟人说过心里话。"
姜迟握着电话,站着没有说话。
"我跟你说这个干什么。"哥哥说,"挂了,快上课了。"
回到家,母亲还没回来。
老屋的堂屋下午没什么光。她开了灯,灯泡瓦数低,光落在八仙桌上,桌子四边还是暗的。
她把两页纸从包里拿出来,摊在八仙桌上。她又把火化登记的照片调出来,放在纸的旁边。
两页协议,一张登记。
登记那一行是钢笔写的,笔画压得很重。她第一次看这张照片的时候,看的是名字。这一次她看的是那一格的宽度:七个格子,一格一格都是印好的,格子边上是黑的线。
一个人活三十八年,落在七个格子里。
她拿尺子在小屏幕的边上比了比,一格大约两厘米。七个格子,十四厘米。
她在桌边坐下来,从抽屉里把家里的户口本翻出来。
户口本是红的,塑料皮,边角磨白了。她翻开。
第一页是户主,母亲的名字。王秀云,女,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
第二页是哥哥。第三页是她,她那一页的边上有一个章,写着"迁出"。
她把这个日子抄在本子上。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四日。
她算了一下。
那一年,母亲四十三岁。九月的生日,到十二月,过完生日两个多月。
她又在旁边写了一行。
姜迟,一九九五年生,那年十三。
姜平,一九九一年生,那年十七。
她把这三个数并在一起看了一遍。
四十三。十七。十三。
一个四十三岁的女人,一个十七岁的儿子,一个十三岁的女儿。
她在这一页的右下角又写了一行,写的是:一九六五,二〇〇八,四三。写完她把这几个数看了一遍,用笔圈了起来。
隔壁院子里有人在敲什么,一下一下,敲了很久,后来停了。
她把本子合上,手放在封面上,没有动。
桌上那张火化登记的照片,第一行写的是姜卫国,年龄三八字。第二行写的是无名氏。两行字挨着,中间隔着一条桌子上的木纹。
她想起母亲那句别管了。
那天早上母亲剥鸡蛋,剥得很干净,一点蛋白都没有带下来。她说这话的时候手没有停。
十八年里,母亲剥过的鸡蛋有多少个,她算不出来。
她这十八年里,只在两个地方听母亲提过父亲。一次是十三岁那年冬天,母亲说别问了。一次是三天前,母亲说,你爸爸的事,你别管了。
两次都是六个字,或者三个字。
两次都是在她问的时候。
她又想,母亲这十八年,每年入冬都会睡不着。她小时候半夜起来喝水,看见母亲在堂屋里,一扇一扇地看窗户,看完了才回屋。
她那时候以为母亲是怕冷。
傍晚六点多,母亲回来了。
母亲推着小车进院子,车上的筐摞着,用绳子捆着。她在院子里把车上的东西一样一样往下搬,先把两个空筐搬进灶间,再把装零钱的铁盒拿进堂屋,放在电视柜上头。
她今天剩的干货不多,筐底只有一把粉条,用报纸包着。
"你今天没出去。"母亲说。
"出去了一趟。"
母亲去灶间洗手。水声响了一会儿。她出来的时候,两只手在围裙上擦着。
姜迟站在堂屋门口。
"妈。"
"嗯。"
"协议是两页的。"她说,"我找到第二页了。"
母亲擦手的动作没有停。她把围裙抹平了,从头抹到尾。
"第二页上有一条。"姜迟说,"写的是,乙方及乙方家庭对事故原因的认定无异议,不再就事故责任提出任何主张。"
母亲站在灶间门口。灶间里没开大灯,只开了抽油烟机上头那一盏小的。光从顶上下来,落在她的肩膀上。
"那一页的签字栏里,除了您的名字,还有一个手印。"
姜迟看着她的脸。
"手印上面写着三个字。李桂英。"
母亲的喉咙动了一下。
她转身进了灶间,从灶台上拿起一个碗,用水冲了冲,放在碗架上。碗是干净的,她还是冲了一遍。
冲完她又拿起第二个碗。
姜迟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碗架上有五个碗,一大四小。大的那一个是父亲在的时候买的,白瓷,边上一道蓝。小的四个是一套,哥哥工作那年买的。母亲把小碗一个一个拿下来冲,冲完摆回去,摆在原来的位置上。
"十二月四号那天。"她说,"谁跟您一块儿去的。"
母亲把第二个碗放好。
她背对着姜迟,两只手撑在灶台沿上。
过了一会儿,她说了一句。
"你外婆。"
灶间的灯是黄光的。母亲的后背在灯底下,肩膀一高一低。她在灶台前面站着,站了很久。
然后她又说了一句。
"她那天穿一件蓝棉袄。早上从镇上来的,坐的头班车。"
姜迟站在门口,没有走。
她想问,那天签完字,外婆回去了没有。
她想问,外婆那天有没有哭。
她想问,为什么第二页上除了母亲的名字,只有一个手印,没有别人的名字。
这三句话,她一句都没有问出口。
灶间里,母亲把碗架上的第三个碗拿下来,又冲了一遍。碗是干的,水从碗沿上淌下去,滴在池子里。2
作者大大写得太戳人了,蹲蹲后续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