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议“民主”委员会

拉蒙，如果还在的话，他心里一定多了一个东西。很小。像指甲缝里嵌进去的一粒新土。

可以选了。

他不知道选谁。不知道选了有什么用。不知道选出来的人管不管得到他的种植园。但他知道一件事——

去年这个时候，没有人告诉他可以选。

今年告诉他了。

12月1日早上9:00，卡诺从军工厂夜班下来，眼睛红着，还是去了投票站。

不是因为他关心政治。是因为投票站旁边发了面包券——凭选民登记卡领一张，能多换半公斤黑面包。

他排了四十分钟队。前面一个老太太问他：“小伙子，你选哪个？”

卡诺摇头：

“不知道。随便吧。”

“不能随便。随便就是白来。”

老太太自己选的是民主复兴党。她不知道卡沃尔长什么样，但她听镇上小学老师说：这个党要涨工资、要八小时工作制。老师的话她信。

卡诺在选票上看了四个名字。他不认识任何一个。最后他选了长枪党技术派的那个——因为选票旁边贴了张照片，那人穿西装，看起来像管事的人。卡诺的逻辑是：穿西装的人管过工厂，管工厂的人知道螺丝怎么拧。

他不知道科明这辈子没拧过一颗螺丝。

投票率比萨拉查预估的高。预计35%，实际接近52%。

原因不是政治热情。是好奇心。二十年没投过票的人，想看看那张纸长什么样。想看看自己在那个小格子里画个叉，会不会有人真的数。

一个女教师选了民主复兴党。她没说理由。她把选票折好塞进票箱的时候手在抖。不是害怕——是她父亲1978年因为煽动言论被关了三个月，从那以后家里没人敢碰选票这种东西。今天她碰了。

卡埃塔诺从几内亚回来后第一次参会，他看着数据：“科明赢在稳定两个字。老百姓不要革命，不要纯洁。老百姓要有人管水、管面包、管地里的指标。科明那套技术官僚长枪党——说白了就是让账房治国。选民信账房不信牧师。”

罗多：“那卡沃尔22%呢？自由派能拿五分之一？”

“那五分之一不是信自由。”萨拉查说，“是信也许换个人能让我少干两小时。他们不知道卡沃尔是谁。但他们知道——今天能选了，明天也许能谈。”

赢家的冷静

科明在马德里办公室里开了瓶红酒，没喝，放在桌上当装饰。

他对副手说：

“34%。够了。不够多，但够了。我们不要绝对多数——绝对多数让别人害怕，害怕了就抱团。34%是最大党但不是独裁党，正好。”

“下一步？”

“下一步是让选民觉得选我们是对的。下个月把南部种植园口粮上调那8%落实了——不是委员会命令的功劳，是我们党的提案。让拉蒙那种人知道：投我们，有饭吃。”

“阿雷达那边？”

阿雷达在塞哥维亚一间旧支部里，面对十二个地方代表。

“14%。”他把选票统计拍在桌上，“十四。我们1936年在这片地方拿过七成。现在十四。”

一个代表说：“上面压制我们。媒体不给版面。委员会把我们归成极端派——”

阿雷达打断他，“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

全场安静。

“何塞说过：长枪党人要走在大街上，和人民一起呼吸。我们多久没走在大街上了？我们坐在支部里读纲领、背语录、互相检查谁更纯。人民在外面饿着，我们在里面比谁背得更熟。”

他站起来。

“从明天起，每个支部代表每周至少去一次工厂、一次种植园、一次市场。不是去演讲。是去听。听他们说什么。听他们骂什么。听他们想要什么，然后——回来告诉我。告诉我何塞的思想怎么翻译成今天的话。如果翻译不了——”他停了一下，“那就说明我们该改的不是话术，是你们的教条思想。”

没人敢接这句话。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