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早上,观月初又坐上了新干线。
这是他这个月第三次回山形。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城市渐渐远去,田野和山丘渐渐多起来。他拿出手机,翻了一下圣鲁道夫网球部的群聊。木更津淳发来消息:“周末训练你来吗?”
观月初回复:“回老家。周一回。”
木更津淳:“好。周一见。”
观月初放下手机,闭上眼睛。他想起昨天输球的样子,想起那些凭直觉打出的球,想起木更津淳说的话。他忽然有些期待见到父亲。
他到家的时候,父亲正在院子里晾晒稻谷。父亲穿着旧衬衫,戴着一顶草帽,手上沾着稻壳,看到他回来,有些意外:“又回来了?”
“嗯。”观月初说,“有点事想问爸。”
父亲放下手里的农具,摘掉草帽:“什么事?”
“你以前的事。”观月初说,“你以前唱演歌的事。”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进屋说吧。”
父子俩走进屋里,在客厅坐下。母亲端来两杯茶,然后去厨房忙了。客厅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窗外风吹过稻田的沙沙声。
观月初先开口:“爸,你以前唱演歌,唱了多少年?”
“十几年。”父亲说,“从二十岁出头,唱到三十多岁。”
“为什么不唱了?”
父亲低头看着手里的茶杯,看了一会儿,然后说:“唱不动了。”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观月初说,“但我在公民馆听了你唱歌。你唱得很好,不像唱不动的样子。”
父亲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看着手里的茶杯,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不是嗓子唱不动了,是心唱不动了。”
观月初低头看着手里的茶杯,指腹沿着杯沿划了一下。
“我年轻的时候,觉得唱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父亲说,“站在台上,台下的人听你唱,跟着你唱,鼓掌,喊再来一首。那种感觉,很好。”
他顿了顿,又说:“但后来,台下的人越来越少。以前一场能坐满几百人,后来只剩几十个。再后来,连几十个都没有了。有时候一场演出,台下只坐着几个人。”
“那你还唱吗?”观月初问。
“唱。”父亲说,“只要有人请,我就唱。但唱的时候,心里会想:台下的人,听得懂吗?他们是真的想听,还是只是路过,坐下来歇歇脚?”
观月初没有接话,只是看着父亲。
“有一次,我在一个小酒馆唱。”父亲说,“台下只坐了三个人。一个老头,一个中年女人,还有一个孩子。我唱完,他们鼓掌。那个老头说:‘唱得好。’那个女人说:‘我小时候听过你唱。’那个孩子什么都没说,但他一直看着我。”
父亲停下来,看了一会儿窗外,然后说:“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坐在院子里,想了很久。我想,我唱了十几年,台下的人越来越少。也许,不是大家不想听了,是我唱得不够好。”
“你唱得很好。”观月初说。
“也许吧。”父亲说,“但唱歌这件事,不是你唱得好,就有人听的。你唱得再好,台下没有人,那也只是唱给自己听。”
观月初低头看着手里的茶杯,看了一会儿。
“后来我想,也许我该换个活法。”父亲说,“种田也很好。田不会走,不会说不好听。你种下去,它就会长。”
他抬起头,看着观月初:“你打网球,也是一样。你数据算得再准,球打得再好,如果没有人愿意看你打球,那也只是打给自己看。”
观月初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那如果有人愿意看呢?”
父亲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你就唱给他们听。”
那天下午,观月初坐在书房里,又翻开了父亲的账本。他一页一页地翻过去,看着父亲记录每一次演出的日期、场地、曲目、天气、收入。
他翻到账本边角的那行小字:“今天唱《津轻海峡冬景色》,台下有个孩子哭了。唱完,他妈妈带他来后台,说谢谢。我忽然觉得,唱歌不是为了赚钱。”
他合上账本,把它放回柜子里。然后他拿起那台录音机,按下播放键。磁带转动,发出轻微的沙沙声。然后,父亲的声音响起来。年轻的,带着一点沙哑,唱着一首观月初从来没听过的演歌。
观月初坐在书房里,听着父亲的歌声,一动不动。
他忽然有些明白,父亲为什么不再唱歌了。
不是唱不动了,是唱给的人越来越少了。
他关掉录音机,站起来,走出书房。父亲在院子里晾晒稻谷,看到他出来,问:“看完了?”
“嗯。”观月初说。
“有什么想问的?”
观月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爸,如果有人愿意听你唱,你还会唱吗?”
父亲握着农具的手,顿了一下。他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看着手里的农具,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会吧。”
他抬起头,看着远处山形的稻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只要有人愿意听,我就会唱。”
观月初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观月初坐在房间的窗前,看着山形的夜空。星星很多,比东京的亮。
他拿出手机,打开圣鲁道夫网球部的群聊,发了一条消息:“周一训练,我会到。”
然后他放下手机,看着窗外,看了一会儿。
他想起父亲说的话:“只要有人愿意听,我就会唱。”
他忽然想:如果有人愿意看他打球,他也会打给他们看。
不是为了数据,不是为了胜率,是为了那些愿意看他打球的人。
他关掉台灯,躺下来。月光透过窗帘洒进来,照亮了书桌上的笔记本。
他闭上眼睛,嘴角微微扬着。
他决定,明天回去,继续练。
不靠数据,凭直觉,打一球。
(第7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