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帮助

九月十八号，礼拜一，晚上，我又去了渡口。

出门之前，我在出租屋那面钉满纸的墙前站了十分钟。心、肝、肾上腺素、黄符、精神病院、捐助人、红泥——一张又一张白纸用图钉钉着，红线牵来牵去，牵到最后全打成死结，活像街市收档之后，鱼档顶上那张挂满碎鳞的网。阿肥前天来看过，只留下一句：你间屋癫过青山。坤哥的警告也还在耳朵里：特调组的案，碰都唔好碰。

我都记得。可我还是把笔记本塞进后腰，下了楼。

旺角的夜跟三个月前没有两样，霓虹灯把半条街泡在粉红和惨绿里，卖咖喱鱼蛋的推车冒着白烟，唱片铺门口的喇叭在放今年最红的那首《离开以后》，人贴着人走。我穿过热气和喧声，拐进窄街，在一栋唐楼门口停下。

地库的招牌还是老样子。手写的"渡口"两个字，灯坏了一半，"渡"字只剩三点水亮着，三粒光悬在黑暗里，像三滴将落未落、悬在半空的水。我站了一秒，掀开门帘，沿着那道狭窄的楼梯走下去。

酒吧里还是那种昏黄，爵士乐轻得像怕吵醒谁，旧木吧台磨得发亮。扎马尾的酒保抬眼看见我，手里擦杯子的布顿了一下，朝角落里极轻地一努嘴，仿佛我今晚来早写在他排班表上。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林恩坐在他那个老位子上——吧台最尽头、挨着墙角的那张高脚凳。还是那件熨得很帖服的深灰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一只腕骨分明的手搁在杯旁。他面前照例是一杯颜色很浅的酒，冰块浮在中间，一动不动。

而他旁边那张空凳前的吧台上，放着另一杯酒。

一杯Highball，气泡才刚从杯底升上来，杯壁挂着新鲜水珠，柠檬片搁在杯沿。

我在原地站住了。

他像知道我会来，而且算准了我到的时间，早半分钟替我点好了。

我走过去，在那张凳子上坐下。

"你怎么知道我今晚来？"

林恩没有回答。他甚至没有看我，只是用指尖把那杯Highball朝我这边轻轻推了半寸，目光落在吧台后面那排酒瓶上，像在数它们，又像什么都没看。

"冰要融了。"他说。

"我问你——"

"林Sir，"他这才侧过脸，那双在昏黄灯下看不出颜色的眼睛平平静静地对着我，"你今晚带嚟嘅嘢，比酒苦。苦嘢摆耐咗，只会更苦。"

他说的是粤语，声音很轻，轻到刚好被爵士乐盖过去一半。我握杯的手停在半空——在这个男人面前，我永远抢不到话的先机。

我仰头灌一口酒，气泡在舌头上炸开，把冲到嘴边的问题压下去半拍。

"好。"我把杯子搁下，从后腰抽出笔记本，翻到钉满结的那几页，摊在吧台上，"那我就说苦的。"

他没看笔记本，端起酒慢慢喝一口，摆出听古的姿势。

我压低声音，把这两个多月的东西，一件一件摊开。

"第一个死者，张采薇，二十七岁，一楼一凤。她的心是在活着的时候被完整摘出来的。凶手先给她打了肾上腺素，让心跳一直维持住，再开胸。她不是被一刀杀死的，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被拿出来，流血流死的。"

林恩的脸上没有任何变化，像我在报一份今天的菜价。

"第二个死者，"我盯着他的侧脸，"梁启荣，三十四岁，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疯子，住院十几年，活着的时候天天在后山解剖猫狗，把内脏一件件排好。他被人砍了双手双脚，断口齐整得像冻肉分切，可尸体从来没入过雪柜。他的肝，是死后才摘的，干净，利落，一刀多余的动作都没有。"

我顿了顿。

"一个是活着的时候取，一个是死了之后取；一个是砵兰街的妓女，一个是杀动物的疯子。这两条线，单看每一条都像邪教作法，可摆在一起——"我用手指在笔记上那两个字之间画了一条线，"手是同一类人的手，路数却像两个对头师父教出来的。"

"仲有呢。"他提示了一句，像古仔听到一半，知道书里还有下文。

"还有那张符。"我的声音压得更低，"垫在心下面的黄符。我找人悄悄看过——画错的，错得很外行，朱砂是文具铺五毛钱一包的那种，符纸也是拜神用的普通竹纸。那张符是假的。从头到尾，就是个做给人看的样版。"

我说完，萨克斯风刚好拖完最后一个长音，换成一首更慢的钢琴曲。

林恩慢慢转着手里的杯子，冰块撞在杯壁上，叮，叮，两声，间隔很久。

"我记得同你讲过，"他终于开口，仍旧是粤语，一字一字像隔着水传过来，"唔好将啲嘢睇得太死。有些嘢，行得太近，反而睇唔清。"

我皱起眉："什么意思？"

他没有解释，反而把酒杯放下，问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你听过放山人的古没有？"

"什么山人？"

"东北，长白山，"他说，"旧时候，上山挖人参的人，叫放山的。一帮人结队进山，人手一根索拨棍，趴在地，一棵棵草拨过去找人参。老一辈讲，有一回，一帮人在一座山头扎了营，找一株百年老参。找了几个月，附近几十里的山沟都翻遍了，草都快被拨秃了，怎么都找不到。可他们带的罗盘、看的山势，全都指住——参就在这座山上，就在他们眼皮底下。"

他停了一下，看着杯里的冰。

"后来队里一个老到走不动山的把头，叫后生仔扶他出营，行了三里地，翻上对面一道山梁。老人家回过头，朝他们住了几个月的山头看一眼，就笑了，讲：你们这群盲眼崽，回头望啦。"

林恩也回过头，看着我。

"那帮人退到三里外，一抬头——整座山，三个山尖是参叶，中间一道长梁是参身，山脚那条土岭是伸落泥里的参须。他们趴住找了几个月的那棵参，就系佢哋日日煮饭屙尿、踩得光秃秃嗰个山包。行近了，满山都係草；退到三里外，先睇到——原来成座山，先系嗰棵参。"

他的声音落下去，钢琴曲在我们之间淌着。

我等他把古仔接到案子上。他没有。他端起酒喝了一口，像一个古仔讲完，说书先生收了折扇，今日到此为止。

"所以呢？"我追问，"你的意思是，我盯得太死的是什么？心和肝？还是——"

"冇所以。"他淡淡打断我，"古仔就系古仔。山是山，参是参。你自己座下踩着的是什么，要你自己退后三步先睇得到。我讲多一个字，就不是古仔，是我带你行路——林Sir，我从来不替人行路的。"

我盯着他，一股按捺了很久的东西猛地顶了上来。

"好。古仔我听完了。"我把笔记本合上，直直看住他的眼睛，"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问他。

"一个酒吧的客人，怎么会知道符纸画错了？一个倒腾旧书旧信的人，怎么会知道尸体里少了哪一脏？"我声音越压越低，"特调组把案卷封得铁桶一样，全香港知道这些细节的人不超过二十个，你不在差馆，不在法证，不在医院——林恩，你到底是谁？"

他听完，忽然笑了。

那笑容还是很淡，像灯光在杯口晃了一下。

"收旧故事的人。"他说。

"这个答案你给过我了。"

"因为这就是答案。"他伸手，从吧台上拿过一盒店里最便宜的纸板火柴，封面印着渡口那半亮不亮的招牌。他把火柴盒翻开，用拇指指甲把里面那截印着广告的白纸片捋平，向酒保抬了抬手。扎马尾的酒保一句话没问，把一支记账用的短铅笔隔着吧台滑了过来。

林恩低下头，在那片火柴盒纸的背面，写了三个字。

他写字时手腕很稳，写完，把纸片推到我手边。

茅坪村。

"马鞍山同西贡之间，"他把铅笔搁下，声音平得没有一丝波纹，"一条废咗好多年嘅老村。后生仔早走晒，得返几条老骨头。"

我捏着那片纸片："这村子跟案子有什么关系？"

"我唔知有冇关系。"他重新端起酒杯，目光已经回到那排酒瓶上去了，"我净係知，你想知嘅嘢，或者喺嗰度。"

"谁告诉你的？你去过？你认识那里的什么人？梁启荣是不是跟这村子有关？"我一口气问下去。

林恩不再说话了。

他只是喝酒。我又连着问了四五句，他一句都不接，好像旁边那张凳子上忽然坐了个陌生人在自言自语。酒保远远擦着杯子，眼睛谁也不看。

我最后问了一句："你为什么帮我？"

他极轻地摇了摇头，也不知是说"我没帮你"，还是"这个问题我不答"。

那杯Highball我喝完了，冰块化尽，杯底只剩一点温吞的甜味。我把火柴盒纸片折好，收进衬衫口袋，贴近心口的位置，站起身。

"多谢。"我说。

他没应。

我沿着吧台往外走，走到门帘前，不知为什么，回头看了一眼。

就一眼。

吧台最尽头那张高脚凳上，没有人。那杯颜色很浅的酒还在，杯壁的水珠一滴一滴往下淌，在旧木桌面上洇出一圈深色的水印。林恩坐过的那个角落，灯本来就暗，此刻阴影把整张凳子、那片墙、那段吧台全吞了进去，浓得像水底。扎马尾的酒保踱过去，收走那只酒杯，动作熟练得仿佛那个位子今晚压根没坐过人。

我站了两秒，掀帘上楼。

旺角的热气轰地扑到脸上，人声、车声、喇叭声一齐涌回来。我摸了摸衬衫口袋，那片火柴盒纸还在，边角被手汗浸得发软——至少这一样，是真的。

第二天，九月十九号，我请了事假。

签假纸时，值班的老差骨抬头瞅了我一眼，没多问。全组谁都知道我这阵子是被晾在墙根的人——花名册上有林生两个字，两份案卷上没有。我请不请假，跟一个闲人去不去茶楼，没有分别。

我换上最旧的T恤、牛仔裤和一双准备报废的鞋，腰带上别好call机，背了个布袋：水壶、手电筒、笔记本、那张写着"茅坪村"的火柴盒纸，外加一张从书局新买的折角地图。那年头腰上一部call机，就是我跟整个世界之间唯一的一根线。

我先坐火车到沙田，再转绿色专线小巴，往马鞍山方向去。

一路上车窗外的景色在换。楼一层层矮下去，新建的屋邨还缠着竹棚，吊臂停在半空；再往后，楼没有了，变成一片一片推平了的红土工地；再往后，工地也没有了，只剩下山。绿得发闷的山，一座压着一座，云压在山顶，低得像块没拧干的湿毛巾。小巴里的乘客一个个下车，到后半程，只剩我和两个提菜篮、用客家话聊天的老婆婆。

小巴到了总站。

那其实算不上什么站，只是山路尽头一块压实了的掉头空地，一根歪铁牌，牌上的漆掉得差不多了。两个老婆婆下车前回头打量了我好几眼，终究什么也没说，互相搀扶着走了。司机熄了火，点上根烟，冲我背影喊：

"喂，后生仔！入山啊？"

我点头。

"天黑前要出返嚟啊！"他吐出一口烟，声音隔着车头玻璃传过来，闷闷的，"呢头入夜冇街灯，电话都冇一个。行错路，喊都冇人听见。"

我冲他扬了扬手，算是答应，转身踏上那条山路。

开头一段还有水泥，沿着引水道走，窄得只容一人。走完水泥是碎石，碎石走完，就只剩泥路。

泥是红色的。

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这种红泥。新翻过的路面泛着赭红，像有人把整街红砖磨成粉，拌了水泼在地上；湿的地方黏，干的地方又松，一脚踩下去，鞋底"噗"地一声，再抬脚，泥就像有牙齿似的咬着鞋帮不放，每走一步都像被这山往后拽半寸。不到半个钟头，我那双鞋就重了半斤，鞋边、裤脚全糊成同一种暗红。

九月的山还是夏天的山，闷热得不讲道理。没有一丝风，树叶全静止着，热气从红泥里蒸上来，混着腐叶发酵的酸味，像一整锅放坏了的凉茶渣扣在鼻子上。汗从额头流进眼睛，辣；T恤脱下来拧得出水，湿布料贴在背上，像谁拿巴掌一直按着我。水壶我不敢多喝，一路只敢一小口一小口抿。

路越走越窄，两边的草越来越高，后来已经不像路，倒像草和灌木之间勉强留出来的一道缝。树干上缠着早年测量留下的胶纸带，发黑起翘，一截截垂下来，像旧年没撕干净的春联。

最开始还有声音。蝉叫得铺天盖地，成千上万只一起锯着同一块木头，吵得人脑仁发麻；草丛里有虫唧唧，远处偶尔有鸟。

我走了大约一个钟头，停下来擦汗的瞬间，忽然发觉不对。

蝉停了。

不是渐渐停，是齐齐收声，像有人走过去，伸手把一台开到最大声的收音机"啪"地拔了电。四周一下子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能听见血在太阳穴里走。我僵在原地，屏住气，等。等了足足十几秒，远处才有一只蝉试探似的叫了半声，缩回去；又过了一阵，整片山才像放下心来，虫鸣一层一层重新铺开。

我告诉自己，是山风，是云遮住了日头，虫豸本来就这样。可后颈那片汗是凉的。

再往前走，开始见到废屋。

先是路边一间半塌的寮屋，铁皮顶锈穿了，垂下大篷大篷的牵牛花；接着是两栋石砌村屋，门窗全用发霉的木板钉死，板缝里塞的旧报纸早泡成了纸浆。其中一扇封门的木板上，用白漆刷着个歪歪扭扭的"危"字，漆水流下来，像字在淌泪。我凑到窗前板缝前往里看，黑，一股陈年霉味扑出来，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一点不知哪年挂在屋里的花布，在几乎察觉不到的气流里，极慢地动了一下。

我立刻退后了一步。

山腰一处背风的石坎下，我歇脚，按亮腰上的call机。屏幕灰扑扑的，从进山到现在一个数字都没跳过——这部在旺角满街响的机器，进了山成了块死铁，举高、转向，屏幕都像翻了白肚的鱼。从这一刻起，我跟山下的世界，断了。

我喝口水，硬把那个念头压下去，起身继续走。

越往里走，废屋越多，东一间西一间，全钉着板，塌着顶，像一条村走着走着忽然集体闭上了嘴。红泥路上没有人的脚印，只有兽迹，一些小小的、分瓣的印子，一直印到某户人家的门槛底下。我踢到过半个埋在泥里的塑料洋娃娃，红裙子被红泥染得发黑，一只蓝眼睛朝天瞪着，另一只眼窝是空的。

日头开始斜的时候，我终于闻到了烟火气。

很淡，是柴火烧透之后那种带着草木香的烟，混在腐叶味里，一闻就知道，前面有人住。我翻过一道山脊，红泥路向下一沉——

茅坪村到了。

那是一个窝在两道山梁之间的小村，三十来栋屋，顺着坡势高高低低排着，大半是废的：屋顶塌成锯齿，墙头长满杂草，野藤从窗洞里爬进爬出，像绿色的血在灰白的墙身上凝固。只有靠近村口的五六栋还像样，烟囱里有烟，窗口晾着深色的旧衫，衫在没有风的空气里垂着，一动不动。

进村的路还是红泥。路当中那座最大的建筑塌了半边，看形制是宗祠——花岗石砌的门脸还撑着，门额上的石匾裂成两半，一半摔在瓦砾堆里，还认得出一个"祠"字；屋脊上的陶塑瑞兽缺头断尾，杂草从它们背上长出来。宗祠侧墙是块大黑板，当年用红漆刷的标语被几十年的日头雨水冲淡了，"小心山火"四个字只剩一个锈红色的影子，像几道结了痂的旧伤。

我放轻脚步往里走。

村屋里有人，我感觉得到。某扇窗后有眼睛，某道帘缝里有呼吸，可没有一个人走出来。一条黄狗卧在一间屋的门槛边，瘦得肋骨根根分明，听见脚步，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它的眼珠是浑浊的，口鼻发灰，是条很老很老的狗了。我等它叫——守村的狗见了生人没有不叫的。它张了张嘴，喉咙里滚出一点又干又哑的气音，像一扇锈住的门动了一下，终究没推开。它看我两秒，把头搁回前爪，闭上了眼。

连狗都老得懒得叫了。这村子像一盏油快熬干的灯，亮是还亮着，只剩黄豆大一点光。

村口有一口井。

青石井沿被井绳勒出十几道深沟，井台外连着个石造的大水槽，槽壁上青苔有半寸厚。一个老婆婆正站在井边打水——矮小结实的一个人，花白的头发在后脑挽成髻，穿一件洗得发软的蓝底碎花衫，黑绸裤，脚上一对塑胶拖鞋。她把铁皮桶放下去，手腕一转，井深处传来闷闷的"咚"一声，是桶撞上了水。

我走上前去，尽量把声音放软：

"婆婆，唔该，可唔可以畀碗水饮？行咗成日山，水饮晒嘞。"

老婆婆回过头，眯着眼打量我。她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干裂的泥地，眼睛倒还清亮，只是怕光似的眯成两道缝。她没说话，点了点头，把打满的水提上来搁在井台上，又从脚边拿起一只搪瓷盅——白底红字，印着个掉了半边的双喜，缸口磕出好几块黑疤——拿椰壳瓢从桶里舀了水，倒进盅里，递给我。

"井下嘅水，凉，慢慢饮。"她的声音又沙又慢，是老式本地口音。

我双手接过来喝了一口。水带着土腥气，咽下去却是透心的凉，从喉咙凉到胃里，满身暑气被压下去半截。我一口气喝下半盅，才开口。

"婆婆，呢条村，系咪茅坪村？"

"系。"她重新拿起桶上的绳子，眼睛落在自己手里的活计上，"好耐冇外人入嚟咯。"

我心跳快了半拍，把那半盅水握稳，尽量让语气像个迷路的行山人。

"我入山行下行下，行行吓就到咗呢度。"我顿了顿，"婆婆，我想问声——呢条村，有冇姓梁嘅人住？我有个亲戚好耐冇联络，旧时听讲系住呢头嘅。"

她手里的绳子停住了。

就停了那么一瞬，短得几乎可以当作老人的手在使力时打了个滑。然后她继续把桶往上提，铁皮桶一寸一寸升上井口，水从桶底漏下来，滴滴答答打在石台上。

"姓梁？"她没抬头，"梁……走晒咯。后生嗰啲，走咗几十年咯。"

"咁……有冇一个叫梁启荣嘅？"我问，"佢阿娘，系咪都系呢条村嘅人？"

铁皮桶"咚"地一声碰在井沿上。

她终于抬起了头。

西斜的日头这时候从两道山梁的缝里照进来，红彤彤的，正好横在井台上，把我的脸照得清清楚楚。老婆婆端着那只舀水的搪瓷盅，眯起眼，起初只是随便看一眼——接着，她的目光像被什么钉住了。

她眯着的眼一点点睁大，脸上那层被日头晒了几十年的、赭红色的皮，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褪了色，从颧骨开始，一寸一寸白下去，白到嘴唇。她端着搪瓷盅的手抖起来，先是盅里的水晃，后来是整条手臂在抖。

"哐——！"

搪瓷盅重重砸在青石井台上，又滚到红泥里，半盅水泼出来，在红土上洇成一片深色的、像血一样的印子。

老婆婆一步一步往后退，背脊撞上井栏，两只干枯的手在身后撑住石沿。她死死盯着我的脸，呼吸又浅又急，嘴里反反复复、气声一样地喃：

"启荣……？"

我浑身的血在这两个字里冻住了。

"唔系……"她浑浊的眼睛在残光里翻来覆去地看我，从额头看到下巴，像在认一张几十年前的旧相片，又像在验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她摇着头，声音抖得几乎拼不成句：

"唔系……佢……佢返嚟咗？"

风就在这一刻停了。

整条茅坪村，远处那几声有气无力的虫鸣，井台后某间屋里若有若无的粤曲声，刹那间全静了下去。满山满谷，只剩那只掉在红泥里的双喜搪瓷盅，还在极轻极轻地转，转，转——

"嗡"地一声，躺倒不动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