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怕。”
“她也怕我们。”曾大梦说,“她把照片给我们,把姓陆的说出来,已经是在赌。”
“赌什么?”
“赌我们比另一边更讲规矩。”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回旅馆,直接去了苏黎世。埃莱娜给的出院记录上,患者留下的联系地址是苏黎世一家老旅馆,名字叫阿德勒。她在纸上写了一行:如果你们要找当年送孩子的人,去问旅馆的老门房。
阿德勒旅馆在旧城区的一条窄街上,小门脸,铜的招牌擦得很亮。前台是个年轻姑娘,说旅馆换过三任老板,老员工都走了。
“有没有一个叫弗兰科的?”杨小花问。
姑娘抬起头:“你们找他?”
“他在吗?”
“他退休了,住后面那条街。不过他每天下午还来,坐大堂里喝一杯。”
下午四点,弗兰科来了。他八十来岁,穿一件深蓝毛衣,驼着背,走路慢,手里拿着一份叠好的报纸。他在大堂角落的椅子上坐下,把报纸放在膝头。
杨小花调侃一句曾大梦:“不好好养伤,之后后背就这样”
“你就仗着他们听不懂。”
“我声音小,他们听不见。”
“自欺欺人。”
“我除了欺负你,这里谁我还能欺负?”
“掩耳盗铃。”曾大梦换了个词。杨小花看见他嘴角微微翘起。
“你是铃铛?”
“我没铃铛响。”
“你别往下说了。”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你——我还不知道?”曾大梦问。
“那你说出来。”
“我才不。”杨小花摇头,“我才不顺着你话说。”
“你以前经常上当。”
“现在我学聪明了。”
“我想说,”曾大梦说,“你有铃铛响。”
杨小花捂他嘴:“我让你不许说。”
“怎么样?”曾大梦轻轻捏住她挡他嘴上的手指,声音压低了,显得有些磁性得邪恶,“你猜的对不对,杨小姐——哦,不对,曾太太。”
“你再乱说。”杨小花抽开手指,反手打在他手上。
“我慢慢来。”
杨小花脸又红了:“你今晚睡沙发。”
“今晚不住那儿。”
“换地方也没用。”
“装可怜也没用?”
“没用。”
“那我这样,以后你一直搀着我走。”
“呸——呸——呸——”
曾大梦笑,前面部分紧张的气氛一下被缓解:“我猜你会给我买电动轮椅。”
“你要真这样,我搀。”
“你缠着我?”
“搀。”虽然不舍得,打不了他了,杨小花揪他耳朵,却没有用力变形到三折叠,只是轻轻拽了一下,“曾大梦,你少装耳背。这招不好使。”
“这招又不好使?”
“就没好使过。”
曾大梦又笑了:“我真的在想以后。我们老了。”
“穿越去未来吗?你这一说,我已经有画面了,那样的话,”杨小花说,“一定很不容易。”
“嗯。”
“两个人,那么多年。”杨小花说,“几十年,一起。”
“先穿越到过去——三十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曾大梦把她思路拉回来,时间跨度的进度条一下从暂停键变成前进,又向后退。
杨小花走过去,把那张出院记录放在那位叫弗兰科的人面前:“三十年前,有一个姓林的女人住在这里。”
弗兰科低头看,看了很久,把报纸挪到一边。
“林。”他说,“我记不住名字。但那个冬天我记得。”
“为什么记得?”
“因为那年雪下得早。”他说,“她住三楼,房间靠里。她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
杨小花的手在膝上收紧:“还有谁?”
“一个男人,在门外等。他不进来,就在街对面站着,一直站到很晚。”
“他长什么样?”
“记不清。”弗兰科说,“我只记得他戴表,金色的,表带很旧。”
“后来呢?”
“后来那位女士走了。”弗兰科说,“走的那天早上,她抱着东西下楼,包在一块布里。我替她开门,她跟我说了一句谢谢,声音很小。”
“她抱的是孩子?”
“是孩子。”
“孩子哭吗?”
弗兰科摇头:“不哭。一点声音都没有。”
杨小花觉得自己的耳朵里嗡了一下。她想起桂姨那句话:一个哭,一个不哭。
“她走以后,”她压着声音问,“那个男人还来过吗?”
“来过。”弗兰科说,“隔了几天,他来问前台,问那位女士有没有留下什么。前台说没有。他就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然后呢?”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信封。”弗兰科说,“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那位女士,就把信封交给来的人。”
杨小花抬起头:“信封还在吗?”
“在。”弗兰科说,“我放在家里。我这个人,别人给的东西不乱丢。”
他起身,走得很慢,出了旅馆。二十多分钟后回来,手里拿着一只旧牛皮纸信封,边角磨圆了,封口用胶水粘过,没有拆。
“就是这个。”
杨小花接过信封,看向曾大梦。他点了点头。她拆开封口,里面没有信,只有一把钥匙。铜的,很小,钥匙柄上挂着一块薄金属牌,牌上刻着两行字:一行是数字,一行是Banca。
杨小花把钥匙放在掌心,那块金属牌凉得厉害。
“这是银行保险箱的钥匙。”曾大梦说。
“哪家银行?”
“牌子上没写全。”
弗兰科看着那把钥匙,忽然说:“那位先生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孩子送走了,就别再找回来。”
杨小花站在旅馆大堂里,手里握着一把三十年前的钥匙。窗外天已经黑了,街上有人推着自行车过去,铃响了一声。
她的手机在这时候震了一下。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一行字:
你们拿到钥匙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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