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走20-2

“有。”他往下走了两级台阶，又停住，“来看我们的，会跟着我们。来抢东西的，会先我们一步。”

那栋房子在坡上，门牌十七号。导航把他们放在巷口，剩下的路只能走。石板缝里长着草，两边墙很高，窗子都关着。走到一半，杨小花停下来。

“就是这儿。”

门口挂着一块铁牌，上面是一枚褪色的十字。橱窗里堆着纸箱，玻璃上贴着出租的纸条，电话号码被撕掉了一半。

门锁着。他们绕到后面，后院有一道矮墙，墙头搭着塑料布。曾大梦伸手按了按门框，门框是木头的，漆掉了，缝里塞着灰。

“别推。”杨小花说，“这房子有人管。”

“有人管就不会让玻璃贴成这样。”

隔壁的门开了，出来一个老太太，头发花白，围裙外面套着一件男式羊毛衫。她看了他们一眼，又看了看那扇门：“你们找谁？”

曾大梦转过身，用英语说：“我们想了解这栋房子以前的事。”

老太太没听懂，皱着眉。杨小花把手机递过去，屏幕上打了一行意大利文：这栋房子以前是不是一家诊所。

老太太凑近看了半天，抬头：“诊所？很早以前了。”她说话的语速听起来慢慢的，“我年轻时候，这里进出的都是些不说话的人。”

“您记得里面的人吗？”

“记得一个女的。”老太太说，“亚洲人，冬天来，穿灰大衣，戴手套，从来不摘。她来的时候，门口会停一辆车，车里有人等。”

杨小花和曾大梦对视了一眼。

“她叫什么？”

“不知道。”老太太摇头，“我们都叫她la signora Lin。”

“她来过几次？”

“两三次。”老太太想了想，“最后一次，她抱着东西出来，包在一块布里。我当时在门口晒被子，看见了。”

“抱着什么？”

老太太眯起眼，往巷子深处看了一眼，像在确认有没有人。

“孩子。”她说，“很小的孩子，裹在布里，看不见脸。”

“那栋房子后来为什么关了？”

“老板死了。”老太太说，“死得突然。他死了以后，房子空了两年，后来卖给一个做洗衣的，洗衣的也关门了。”

“老板叫什么？”

老太太摇头：“我只知道他姓戈塔。他儿子现在还在城里，开药房。”

戈塔。杨小花把这个姓记下来。周晏联系的当地专家也姓戈塔，叫埃莱娜·戈塔。

她抬头看曾大梦，他也正好看过来。

“先别高兴。”他说。

“我没高兴。”

“你眼睛亮了。”

“我眼睛一直亮。”

老太太又看了他们一眼，忽然问：“你们是来找孩子的？”

杨小花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那个女的下车的时候，跟车里的人吵过。”老太太说，“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只听见她一直重复一个词。后来我孙女教我，那个词是‘还’。”

“还什么？”

“还回去。”

巷子里安静下来。风从坡上往下走，吹动那块塑料布。

他们按老太太指的路，找到那家药房。药房在城中心的小广场边上，橱窗里摆着维生素和拐杖。柜台后面是个六十来岁的男人，白大褂，眼镜挂在胸口。

“戈塔先生？”

“我是。”

曾大梦把来意说了。男人听完，脸上没什么变化，只是把眼镜拿起来戴上。

“我父亲的事，我不清楚。”他说，“他死的时候我还小。”

“房子是您继承的？”

“卖了。”

“卖给谁？”

“一个洗衣店老板，后来他又卖了。”

“档案呢？”

“没有档案。”戈塔说，“我父亲死后，房子里的东西被人清过一遍。我母亲说，来清东西的人拿着公函，说是卫生部门的。”

“哪一年？”

“记不清了。我那时候在上学。”

杨小花问：“您父亲当年做的是什么生意？”

“产科休养。”戈塔说，“就是给有钱人找个安静地方生孩子。那个年代，有些人不愿意在本地的医院生。”

“客人从哪儿来？”

“各地都有。也有国外的。”

“有没有留下登记本？”

“我说了，没有档案。”

曾大梦把一张照片放到柜台上，是那只写着“娴”的婴儿手环。

戈塔低头看了一眼，手指在照片边缘停住。

“这个我不认识。”他说。

“您刚才看了一眼。”

“我看的是照片。”

“您看的是字。”

戈塔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口擦了擦，又戴上。他没有再看照片，只是把柜台上的东西往里推了推。

“你们要查这些，去问卫生部门。”他说，“我这里没有。”

出门的时候，杨小花回头看了一眼。戈塔已经低下头在写什么，笔在纸上走得很慢，写完一行，停一下。

“他在记我们。”她说。

“让他记。”曾大梦说，“他记下来，就说明他怕。”

“怕什么？”

“怕有人知道他还记得。”

中午他们在广场边的一家咖啡馆坐下。杨小花把手机架在杯子旁边，给邵警官发消息，把戈塔的姓、老太太的话、还有那个“还回去”的词都发过去。

邵警官回得很快：卫生部门的档案我这边再走一遍。另外，昨天有人用你们的名字在酒店问过房间号。

杨小花盯着那句话：“有人用我们的名字？”

“对。”曾大梦把手机拿过去，“旅馆前台说，昨天下午有人打电话，说是我们的朋友，问我们住哪间。”

“你怎么知道？”

“我让助理每天跟旅馆对一次名单。”他说，“从今天起，换旅馆。”

“换哪儿？”

“换到城外的。”

“那明天怎么查？”

“开车进来。”

杨小花把咖啡杯放下，杯底磕在碟子上，响了一声。

“曾大梦，我们现在是在别人的地方。”

“我知道。”

“你的伤没好，我们没枪，没保镖，警察要三周才能给一张纸。你现在还要跟人玩换旅馆。”

“正因为这样才要换。”

“你怕我出事？”

“我怕你出事。”他重复了一遍，语气很平，“你听清楚了。”

她没有再顶。过了一会儿才说：“换就换，但东西我们自己拿着。”

“文件我拿。”

“我拿。”

“杨小花。”

“曾大梦。”她把文件袋抱在怀里，“你后背不能背重东西，这个理由够不够。”

他看着那个文件袋，看了几秒，把手收回去。

下午他们去了教区教堂。老太太说，诊所当年的账本有一部分交给了教区，因为老板信教，死前找过神父。

教堂的门开着，里面没有人，只有一排排长椅和一盏亮着的灯。管堂的是个瘦小的老太太，听了来意，去后面翻了一只铁盒出来。铁盒里有收据、几张弥撒单、一本薄薄的登记簿。登记簿的纸发黄，字是钢笔写的意大利文，写得十分潦草。杨小花一页一页翻，翻到中间的时候停住。那一页只剩半张，边上被撕过。剩下的半张上写着两行字：两个。一个留，一个送。

签名是一个缩写：L. S. Y.

杨小花的手指压在那三行字上，指节一点点发白：“这页被撕过。”

“撕掉的部分写了什么？”曾大梦问。

管堂的老太太摇头：“我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这本东西谁交来的？”

“老神父。”她说，“他去世前交给我的，说以后要是有人来找，就给他们看。”

“他知道会有人来？”

“他说会有。”

曾大梦把登记簿合上，抬头看那盏灯：“他还说过别的吗？”

老太太想了想：“他说，有人会问两个孩子，也有人会问一个孩子。他说，问两个孩子的人，比问一个的诚实。”

杨小花把这句话记在手机里。她打字的时候手在抖，打错了两个字母，删了重打。

回车上，两个人都没说话。车子沿着湖边的路往城外开，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开出去十几分钟，曾大梦忽然说：“停车。”

“怎么了？”

“后面那辆。”

杨小花从后视镜看，一辆深色的车，跟着他们，距离不远不近。

“跟了多久？”

“从教堂出来。”

“你确定？”

“刚才我们慢，它也慢。我们过弯，它没有减速。”

杨小花把车速稳住，没有踩刹车。前面有一个加油站，她打了转向灯，慢慢拐进去。

那辆车从他们旁边开过去，没有停，车牌被泥挡住了一半。

曾大梦盯着车尾，直到它拐上主路。

“记住了？”

“记住了。”杨小花把能看清的几位写在手机备忘录里，“现在怎么办？”

“回旅馆，拿东西，换地方。”

“如果他们跟着我们换呢？”

“那就让他们跟。”他说，“跟到城外，路上只有一条，谁跟谁清楚。”

新旅馆在城外半山，房间只有一间，老板说另一间被人订了。

“一间？”

“一间。”

杨小花看了曾大梦一眼。他把行李提进去，放在门口，说：“我睡沙发。”

房间里有张双人床，一张靠窗的单人沙发。窗外是山坡，坡上有葡萄架，夜里看不见，只有几盏灯。

杨小花坐在床边，把文件袋放在腿上，一样一样又数了一遍。

“你在飞机上没睡，昨晚也没睡。”她说。

“你也一样。”

“我睡得比你久。”

“你闭着眼，没睡着。”

“你怎么知道？”

“你翻身，一共十一次。”

杨小花抬眼看他：“你数了？”

“我睡不着。”

她把文件袋放到枕头边，拍了拍床的另一半：“躺下。”

“我睡沙发。”

“沙发短，你腿伸不开，半夜会滚下来。”

“滚下来也不吵你。”

“曾大梦。”

“嗯。”

“你上不上来。”

他站在床边，看了她一会儿，把大衣脱了，慢慢躺下，靠得很外，几乎贴着床沿。

“往里一点。”

“不用。”

“你掉下去我不管你。”

他往里挪了半寸。

灯关了。窗外有虫叫，很轻。过了很久，杨小花忽然开口：“那个老太太说，那个女人抱着孩子出来的时候，车里有人等。”

“嗯。”

“如果车里的人是我爸，他为什么不下来？”

“也许他不能下来。”

“为什么不能？”

“因为那孩子不是他要接的。”

杨小花没说话。黑暗里，她听见曾大梦的呼吸变了一下，像是要咳，又忍住了。

“你今天在教堂，为什么不说话？”

“我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老神父说，问两个孩子的人比问一个的诚实。”他停了一下，“这句话像在挑人。”

“挑谁？”

“挑我们，也挑别人。有人只想知道一个孩子，有人想知道两个。”

“那我们是两个。”

“所以我们诚实。”

杨小花在黑暗里笑了一声，很轻：“你现在连夸自己都要绕一圈。”

“我没夸自己。”

“你在夸。”

“我在夸你。”

她没有接他话。过了一会儿，她伸手过去，摸到他的手，把自己的手放在他手背上：“明天去哪儿？”

“去找埃莱娜·戈塔。”

“专家的姓也是戈塔。”

“我知道。”

“同姓。”

“她可能就是他女儿。”

“药房那个男人说，他父亲死的时候他还小。”

“那就是她哥哥。”

杨小花把他的手捏了一下：“如果她姓戈塔，她父亲就是那家诊所的老板。”

“可能。”

“她帮我们，还是帮他们？”

曾大梦没有立刻回答，他不说话了，房间里顿时变得很安静，只剩下两只手搭在一起。窗外有一辆车从山下上来，灯光扫过天花板，扫过去，又暗了。

“明天见了才知道。”他说。

第二天上午十点，埃莱娜·戈塔在他们住的旅馆楼下等。她五十来岁，短发，穿深色外套，手里拿着一只旧的公文包。

“我父亲叫保罗·戈塔。”她一坐下就说，“那家诊所是他的。”

杨小花和曾大梦没有出声。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埃莱娜说，“周医生给我打过电话。”

“您愿意帮我们？”杨小花问。

“我愿意帮你们看档案。”她说，“但我不愿意帮你们抓人。”

“我们不抓人。”

“你们在查三十年前的事，查到最后总要有人负责。”她把公文包打开，拿出一叠复印纸，“我先说清楚，我父亲做过的事，我不替他遮。他当年替一些人安排过生产，收的钱比医院多，登记的名字都是假的。”

“包括林素云？”

埃莱娜抬起头：“这个名字我没在登记本上见过。我见过另一个。”

“哪个？”

她把一张复印件推到桌面上。那是一份出院记录，患者姓名一栏写着LIN，后面被划掉，重写了一个字母，看不清楚。年龄、产次、入院日期都在。出院日期是三十年前的十月底。

“这份记录上，孩子一栏写的是‘未随母亲出院’。”埃莱娜说。

“孩子去哪儿了？”

“后面没有写。”她说，“我父亲的习惯，凡是不能写的，就不写。”

“您父亲为什么不能写？”

“因为有人付了钱，让他不写。”

杨小花把那张纸拿起来，看了很久。她把纸转了个方向，朝向曾大梦：“你看这个日期。”

他低头看了一会儿：“我妈生我，是那年十一月。”

“差几天？”

“不到十天。”

埃莱娜在旁边没有出声。

“还有一件事。”埃莱娜从公文包最底下抽出一张照片，“这是我父亲留下的，夹在一本账簿里。我不知道是谁。”

照片上是一间病房，窗帘拉着，床上躺着一个女人，脸被阴影挡了一半。床边站着一个男人，背对镜头，手里拿着一只黑色文件袋。

杨小花的手指停在照片上：“这个背影。”

“你认识？”

“我父亲有一件这样的大衣。”她说，“还有这块表。”

曾大梦把照片接过去，看了一会儿，问：“这本账簿还在吗？”

“在。”埃莱娜说，“在我家里。但我不会现在给你们。”

“为什么？”

“因为账簿上有名字。”她说，“有些名字的人还活着。”

“我们可以等。”

“你们等不了。”埃莱娜把照片收回去，“昨天有人去我家问过这本账簿。”

杨小花的心往下沉了一下：“什么人？”

“一个亚洲男人，说自己是做医疗投资的。”埃莱娜说，“他问得很客气，问完就走。我送他到门口，看见他上车，车里有两个人。”

曾大梦把杯子放下：“他什么时候来的？”

“前天。”

“他留下名字了吗？”

“留了一个。”埃莱娜说，“他说他姓陆。”

空气停了一下。

杨小花看向曾大梦。他的脸没有变，只有下颌绷紧了一点。

“陆承川？”她问。

“他说他姓陆。”埃莱娜说，“没有说名。”

曾大梦把照片推回去：“账簿您先留着，别给任何人看，也别放在家里。”

“我知道。”

“还有，您父亲当年收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埃莱娜沉默了一会儿：“账簿上有。”

“那本账簿，我们能看一眼吗？就一眼。”

“不能。”

“为什么？”

“因为我看过。”她说，“上面有一笔钱，付款人的名字是曾启明。”

回程的车上，杨小花一直没说话。开出城，上了湖边那条路，她才开口。

“陆承川还活着。”

“至少有人用他的姓。”

“他说他是做医疗投资的。”

“曾启明的旧合伙人，本来就做医疗投资。”

“他到得比我们早。”

“他到得比我们早。”曾大梦重复。

杨小花把车停在路边的观景台。湖面上有雾，对岸的山看不见顶。

“曾大梦。”

“嗯。”

“如果账簿上真有曾启明的名字，那就不是一件三十年前的私事了。”

“从来就不是。”

“那曾启明——”

“我知道。”他打断她，“他一开始就在里面。”

她看着他。他把车窗降下来一点，冷风进来，吹动他额前的头发。

“你早就想到了。”

“我想到过。”他说，“但想到和看见是两件事。”

“现在看见了。”

“还没有。”他把窗升回去，“一张照片，一句姓陆，不够。”

“那什么够？”

“账簿。签名。钱从哪儿到哪儿。”

杨小花把车重新发动，开出去一段，忽然说：“埃莱娜说她父亲死得突然。”

“嗯。”

“她没说是怎么死的。”

“她不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