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烫手山芋

刘伯温三天后交了单子。

单子上列了周边六个州县，按“可收”“不可收”分了两栏。可收的那栏只有两个：青阳县南部三乡，丰林县东部两镇。不可收的那栏写了四个，理由千奇百怪：有的是田亩底册烂得没法看，有的是乡绅把持县政连县令都进不去城，还有一个县的粮仓账上写着存粮三千石，实际只剩三百石。

阎安把单子看完，指着“青阳县南部三乡”问刘伯温：“这三个乡的情况你清楚？”

“清楚。下官在青阳做了五年县令，南部三乡是青阳最穷的地方。山地多、水田少、赋税重，百姓常年吃不饱。吴县令上任后，把三乡的税又加了一成，说是‘剿匪捐’。”

“剿匪捐？”

“青阳县根本没匪。那笔钱去了哪里，下官不便说。”

阎安懂了。吴县令是州府通判的人，通判是丞相门生，层层向上。青阳南部三乡的税，最后流进了谁的腰包，不用猜。

他把单子放下：“青阳南部三乡，划过来之后，百姓的税怎么办？”

刘伯温想了想：“按云溪州的规矩来。下官建议，三乡划入后第一年免赋，第二年减半，第三年恢复正常。百姓缓过气来，才能安心种地。”

阎安点头：“本官也是这个意思。但郑怀远那边不会同意。他管财政，少收一年税，他报上去的数字就不好看。”

“那就让他报。”刘伯温平静道，“他报他的，知州批知州的。章程里写着，田亩户籍变更需知州与通判共同签印。他不同意，卡住的是他自己。”

阎安看了刘伯温一眼，忽然笑了。这人坐了半年牢，出来之后做事风格变了不少。以前是明着顶，现在是绕着走。

“刘州判，你在牢里那半年，是不是想明白了很多事？”

刘伯温沉默了一会儿：“下官在牢里没事做，把大崆律例从头到尾默背了三遍。背到第三遍时，发现一件事。”

“什么事？”

“律例里所有关于‘谋逆’的条款，从来没有一条写明‘蓄养私兵’‘私藏兵器’‘勾结外敌’的具体标准。全是‘图谋不轨’‘意图不端’‘其心可诛’。这就意味着，只要上面想办你，怎么都能办。”

阎安把他的话记在心里。这条律法漏洞，以后用得上。

当天下午，划拨公文到了。

公文是州府转发朝廷的批复：云溪州辖区确定，将青阳县南部三乡、丰林县东部两镇划归云溪州管辖。即日起，三乡两镇的田亩、户籍、赋税、狱讼，全部移交云溪州衙。

后面附了一行小字：青阳县南部三乡原欠赋税，一并移交云溪州追缴。

阎安把公文看了三遍。欠税一并移交。青阳南部三乡欠了多少税，州府那边没说。但刘伯温说，三乡百姓已经三年没交齐税了，每年都有拖欠，累计少说上千两。

这笔账，现在算在云溪州头上了。

周文达急得直搓手：“知州，上千两的欠税，三乡百姓根本交不起。郑怀远要是拿这条做文章，说云溪州收不齐税，报上去就是知州的过失。”

阎安把公文收好：“所以本官得在郑怀远做文章之前，先把三乡的情况摸清楚。”

他叫来赵铁柱：“明天带人去青阳南部三乡，走遍每一个村，把田亩、人口、欠税、存粮全部查清楚。七天之内回来。”

赵铁柱领命去了。

阎安又对刘伯温说：“刘州判，你写一份三乡沿革录。从十年前开始写，历任县令怎么加税、加了多少、用在何处。能查多少查多少。”

刘伯温点头：“下官在青阳时留了些旧档，应该能查个大概。”

当天傍晚，阎安正在后堂看公文，陈茹蓉跑进来说郑怀远来了。

郑怀远走进签押房，手里拿着一份文书：“阎知州，三乡两镇的移交，下官已经拟了个方案。三乡欠税分三年追缴，第一年追四成，第二年三成，第三年三成。丰林两镇的田亩底册下官也调了，明天开始核对。”

阎安接过方案看了看。追缴比例和时限看着合理，但有一个问题：三乡的欠税按旧额算，旧额本身就是吴县令加过一成的。按这个数追，百姓还是交不起。

“郑通判，三乡欠税按哪一年的底册算？”

“按去年青阳县上报的底册。”

“去年底册是吴县令加了‘剿匪捐’之后的数字。这笔捐三乡百姓从未认可，不能算进欠税。”

郑怀远表情不变：“底册是朝廷备案的，有州府印信。知州说不能算，有依据吗？”

阎安从桌上拿起刘伯温写的那份沿革录草稿：“本官正在查。查清楚了再定。”

郑怀远看了一眼那份草稿，没再多说，转身走了。

夜里，阎安坐在灯下翻刘伯温送来的旧档。陈茹茵端来一碗绿豆汤，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夫君，这个郑怀远总是来找麻烦，你不能想想办法？”

阎安喝了口绿豆汤：“办法有。但得等。”

“等什么？”

“等三乡百姓自己开口。欠税这件事，本官说不能算，郑怀远可以反驳。但三乡百姓说交不起，那就是民情。民情压下来，他扛不住。”

陈茹茵想了想：“那你怎么让三乡百姓开口？”

阎安放下碗，看着她笑了一下：“赵铁柱明天去三乡。你知道赵铁柱这个人，走到哪里都能跟人聊起来。他去了，三乡的百姓就会知道，云溪州有个知州，打算替他们说话。”

陈茹茵点头，把碗收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夫君，你变了。”

“哪变了？”

“以前你只想摸鱼。现在你开始琢磨怎么赢。”

阎安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摸鱼也得有命摸才行。”

窗外，更夫敲梆子的声音远远传来。云溪州的第一个夏天快要过去了，蝉鸣声渐渐稀疏。远处的漕运支线上，漕船缓缓驶过，船工号子隐隐约约。

阎安低下头，继续翻那份旧档。翻到最后一页时，他看见一行小字，是刘伯温的笔迹：吴县令上任后，将三乡“剿匪捐”收入私账，每月初一十五亲自送往州府。交接地点：州府后巷，第三扇门。

他把这行字看了两遍，折好，放进匣子里。

郑怀远，你的底牌，本官也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