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排查在极低的调门下进行。
没有通报,没有动员,没有解释。
一切都在常规训练的间隙里悄然展开——某天清晨,基地多了一群穿便服的人,手里的公文包旧得看不出牌子,走路的样子却利落,目光扫过营区的时候,连墙角的监控探头都像被他们看穿了。
国安方面的调查员来到基地,逐一约谈所有官兵,从雷战本人开始往下。每个人都必须接受问询、提交通讯记录、说明自己与境外组织无任何联系。
没有例外,没有豁免,没有人能跳过这道程序。
问询室设在营部二楼最东头那间平时用来放档案的小房间里。
窗户被糊上了半透明的磨砂纸,日光灯管有一根坏了,剩下那根嗡嗡地亮着,把人脸照得发白。桌子两边各摆一把椅子,调查员坐在靠门那一侧,面前摊着文件夹和录音笔。
进来的人要先把手机放在桌角的塑料筐里,然后坐下,回答问题。问完出去,下一个人进来,门在身后合上,锁舌咔嗒一声。
叶寸心被约谈了三次。
第一次是常规问询,问她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与母亲的关系。
调查员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面相温和,问话的时候语速不快,像在聊天。
但叶寸心注意到他的眼睛——温和底下有东西,一直在观察她每一个停顿的长度、每一句话末尾的语调。

你母亲做什么工作?
做生意。


具体什么生意?
进出口贸易。小时候是服装,后来做过保健品,再后来就不太清楚了。

叶寸心回答得很平,没什么起伏。
我上中学之后住校,跟她见面少。


你们关系怎么样?
还行。


还行是什么程度?
叶寸心想了一下
她送我来的。来狼牙,是她开的车。

调查员把这些都记下来,笔尖在纸上划过,没有追问更多。
第二次是针对K2的专项问询——她是否知道母亲的具体资金往来、是否接触过任何可疑人员、有没有人通过母亲的关系试图接近她。
问询室里的灯管还在嗡嗡响,调查员换了个人,年纪更轻一些,问题却更锋利。
叶寸心坐在那把硬邦邦的折叠椅上,脊背挺直,声音没有抖,眼睛没有闪,把能说的都说了,不能说的她也不知道。她没有隐瞒任何东西,因为确实没有可以隐瞒的。

你母亲有没有向你提起过K2?
没有。


有没有陌生人联系过你?通过任何方式——电话、邮件、社交软件?
没有。


你再仔细想想。
不用想,没有。

第三次是补充问询,一些之前没问到的细节,时间线卡缝。比如她入伍前那三个月具体在哪、见过谁、有没有离开过本地。
叶寸心逐一作答,有些细节她记不太清了,就如实说记不清。调查员没有逼她,只是把“记不清”三个字记下来,又在旁边打了个问号。
第三次约谈结束后,调查员合上文件夹,把录音笔按停,对她点了点头。

谢谢配合,叶同志。暂时没有新的问题了。
“暂时”两个字落在桌面上,像一颗没拧紧的螺丝,微微松动。
叶寸心站起来,把手机从塑料筐里拿回来,指尖碰到冰凉的屏幕时,才发现自己手心出了一层薄汗。
她走出问询室的时候,在走廊上碰见了雷战。
走廊不宽,两个人迎面走,总有一个要先侧身。他刚从另一间问询室出来,手里也拿着手机,脸上的表情看不出什么,眉头没皱也没松,步幅和平时一样。
两个人擦肩而过的时候,他目视前方,嘴唇几乎没动,声音压到只有两个人之间那点距离能接住的程度,极快地说了三个字。

没事了。
叶寸心脚步没有停。
她甚至没有转头看他。但心里那块悬了多日的石头,被这三个字轻轻托了一下,然后落了地。
落地的时候没什么声响,只是胸口某处突然松了,像是绷了太久的弦被人用手按住,不再震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