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劲的星期一

搬来满三周的时候，陈穗已经能闭着眼睛背出周伯的时间表了。

她甚至有点习惯了。每天早上六点半，对门的门锁咔嗒一响，她就知道该起来给豆豆做早饭了。有时候她起得早，会在走廊里碰到周伯，两人点点头，说一句"早"。周伯话很少，从来不说第二句，但每次经过花店，他都会停下来看一眼她新到的花，有一次还指着一桶刚到的洋甘菊问了一句"这个多少钱"，问完又摇摇头走了。

第一个不对劲的星期一，是七月初。天热得邪乎，知了在树上叫个没完。

那天早上陈穗六点四十就起来了。她在厨房里煎鸡蛋，油在锅里滋啦响，她等着对门的门响。六点半过去了，没响。六点三十五，没有。六点四十，还是没有。

她关了火，走到门口从猫眼往外看。走廊里安安静静，901的门关着，底下没有光。声控灯灭了，说明没有人经过。

大概是睡过头了吧。陈穗想。人老了，偶尔也有起不来的时候。也许是感冒了，也许是昨晚没睡好。上礼拜降温，她自己都咳嗽了两天。

她没当回事。中午她特意留意了一下，901的阳台窗帘拉着，一点动静都没有。下午她在花店里包一束满天星，包了一半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四点了，平时这个时候周伯该下楼去凉亭找老郑下棋了。她走到门口往外看了看，凉亭里只有老郑一个人，对面的位子空着。

星期二早上，周伯还是没出门。牛奶照例放在门口，没人取。陈穗送豆豆上学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那瓶牛奶安安静静地搁在奶箱旁边，瓶子上的水珠被太阳晒得快干了。但这天晚上，陈穗起夜给豆豆盖被子，无意中往窗外看了一眼——901的阳台灯亮着。

她愣了一下。

周伯平时十点就熄灯，这是雷打不动的，陈穗甚至觉得那盏灯比她的闹钟还准。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那盏阳台灯还亮着，昏黄的一团，在黑漆漆的楼群里很显眼，像一只没闭上的眼睛。对面楼有几户人家也亮着灯，但那都是电视的光，一闪一闪的。901的灯光是定的，一动不动，像有人坐在阳台上，就那么坐着。

陈穗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她想起上周他买的那束白菊，想起那条十年前的旧新闻。心里有个小小的疙瘩，但说不上来是什么。也许老人有什么心事吧，人老了，觉少，睡不着的时候就看看月亮。她这样安慰自己，回去睡了。

星期三下午，林芳推着乐乐来花店买绿萝。乐乐在婴儿车里扭来扭去，嘴里咿咿呀呀。林芳一边挑叶子一边状似随意地说："陈姐，你对门那个周伯，最近是不是在家？"

"怎么了？"

"我刚才买菜回来，看见901门口有个女的进进出出的。"林芳皱了皱眉，把一片黄叶子掐掉，"不是他亲戚吧？我以前从没见过。"

"女的？"陈穗停下手里的活，"什么样的女的？"

"没太看清，戴个帽子，个子不高，穿件灰扑扑的外套。"林芳说，"我还以为是钟点工呢。但周伯看着不像会请钟点工的人啊。"

陈穗没说话。周伯一个独居老头，哪来的钟点工？她搬来三周，从没见过任何人进过901的门。他的门永远关着，安静得像没有人住。有时候陈穗晚上回家，在走廊里碰到他倒垃圾，他也只是点点头，拎着那个印着超市广告的垃圾袋，慢慢走回去。

星期四早上，陈穗下楼开店，路过6号楼的奶箱区。她习惯性地看了一眼——901门口的奶箱旁边，整整齐齐摆着三瓶鲜奶，玻璃瓶上凝着水珠，排成一排，像三个没人管的小家伙。

周伯每天订一瓶牛奶，送奶工早上六点半搁在门口，他七点回来取。三瓶，意味着他至少三天没取了。牛奶搁在夏天的太阳底下，再过一天就该酸了，瓶身上的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淌，在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陈穗站在那三瓶牛奶前面，心里那个疙瘩越来越大。她蹲下来仔细看了看，三瓶牛奶的生产日期不一样，最早的那瓶已经是三天前的了。瓶身上没有灰，说明有人每天擦过——不对，是送奶工刚放的时候就是这样。她环顾了一下四周，走廊里没有人，只有声控灯嗡嗡的电流声。她差点想把牛奶拿进自己家冰箱，又觉得不妥——她和周伯其实不算熟，贸然动人家的东西不合适。万一他只是出门走亲戚，过两天就回来了呢？她这样想着，转身下了楼。

她星期五特意提前关了店，把豆豆托付给隔壁便利店王阿姨看一会儿，自己走到1号楼底层的物业办公室。马姐正坐在里面嗑瓜子，桌上摆着一杯浓茶，看见她进来，大嗓门招呼："小陈！来交物业费啊？这个月的还没交呢。"

"不是，马姐，我问个事。"陈穗拉了把椅子坐下，椅子腿在地上刮出一声响，"6号楼901的周伯，您最近见过吗？"

马姐嗑瓜子的动作停了一下。"老周啊？"她笑起来，把瓜子皮吐在一张废报纸上，"他儿子上周来把他接走了，去外地享福了！"

"儿子？"陈穗皱起眉，"他不是说儿子在国外吗？"

"嗨，"马姐摆摆手，"国外那是以前的事，现在回来啦。接他去跟儿子住，听说在南方买了大房子。人家父子团聚，好事。"

陈穗看着马姐的脸。马姐的笑很自然，大嗓门也一如既往，但眼神有一点点飘，嘴角的笑比平时僵了那么一瞬。

"那他走之前，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这我哪知道，"马姐又嗑起了瓜子，"人家的私事。小陈你问这个干嘛？"

"没什么，"陈穗站起来，椅子又刮了一声，"就是邻居，随便问问。他落了点东西在我店里，想还给他。"

"哎呀，多大点东西，"马姐摆摆手，"等他回来再说呗。人家在外地享福呢，还惦记一副眼镜干嘛。"

陈穗没接话。她走出物业办公室，太阳晒在背上，她却觉得有点凉。

回到花店，她推开玻璃门，风铃叮当响。豆豆正在小隔间里写作业，头也不抬："妈妈你回来啦。"

陈穗没应声。她一眼就看见靠窗那张长条木椅上，放着一样东西。

一副金丝边老花镜。

镜腿上缠着一圈透明胶布，胶布的边缘已经发黄起毛了，缠了不止一层，一层叠着一层。

陈穗认得这副眼镜。周伯每次来花店坐，都会把它摘下来放在膝盖上，用手帕擦一擦。有一次她问起胶布，周伯摸了摸镜腿，很轻地说："内人活着的时候缠的，松了就缠一圈，缠了好多年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不像在对陈穗说，倒像在对自己说。

一个被儿子接去外地享福的人。

不会把自己戴了十几年、妻子亲手缠过胶布的老花镜，落在花店长椅上。

陈穗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钥匙。风铃还在晃。窗外，小区里的人声、车声、孩子的笑声，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但她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