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唤令是省厅直接签的。
方厅长在签发栏里签了字,又在旁边用钢笔加了一行备注:“传唤过程全程录音录像,程序必须完整。”沈让拿到传唤令时,上面还附着一份省纪委的协调函,大意是省人大那边已经打过招呼,韩正清会配合调查。
当天下午两点,沈让带人去了省人大宿舍。
韩正清住在三号楼二层东户,和周培文同一栋楼,门对门。周培文已经被抓了,那扇门贴着封条。韩正清的门还开着,门口站着一个五十来岁的保姆,看见沈让亮出证件,脸色刷地白了,侧身让开路。
韩正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开衫毛衣,脚上趿着布鞋,手里捏着一份报纸。茶几上摆着一杯茶,已经凉透了。他看见沈让进来,把报纸折好放在茶几上,摘下老花镜,慢慢站起来。他个子很高,比周培文高出半个头,站姿笔挺,肩膀很宽。虽然七十出头了,可腰板没塌,走路步子很大,脚后跟先着地,踩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沈副支队长。”韩正清开口,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我猜你们该来了。周培文进去之后,我就知道你们下一个是我。坐。”
沈让没有坐。他把传唤令递到韩正清面前。“韩正清,省公安厅依法对你进行传唤。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韩正清低头看了一眼传唤令,没有伸手接。他抬起头来,看着沈让,嘴角微微往上牵了一下。“传唤令。手续齐全。行,我配合。我换双鞋,跟你们走。”
他弯腰换鞋的时候,保姆在旁边站着,两只手绞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韩正清换好鞋,直起身来,从衣帽架上取下外套自己穿上,又伸手从茶几上拿起那副老花镜揣进口袋。经过保姆身边时,他偏过头说了一句:“小刘,晚上不用等我吃饭了。”保姆的眼圈一下子红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沈让把韩正清带下楼,上了警车。一路上韩正清很配合,不吵不闹,坐在后座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目光落在车窗外。经过省人大大门时,他偏头看了一眼那栋灰白色的大楼,没有说什么,很快把目光收了回来。
审讯安排在省厅看守所的二号审讯室。那间屋子比别的审讯室大一些,有观察室,单向玻璃,隔壁能看见里面的情况。沈让把韩正清带进去的时候,郑副厅长已经在观察室里了,周秉坤也在。沈让把韩正清安置在铁椅子上,手铐换成前铐,搁在桌面上。
韩正清坐定之后,先环视了一圈审讯室。他看了看墙角的摄像头,看了看单向玻璃的方向,然后看着沈让。他的目光很稳,没有紧张,也没有愤怒,甚至带着一种近乎审视的意味,像是在打量一个刚入行的晚辈。
“沈副支队长。”韩正清开口,语气很平,“你问吧。我配合。”
沈让坐下来,按程序核对了身份信息。韩正清一一作答,声音洪亮,吐字清楚,像是早就准备好了。沈让问完程序性问题,翻到笔录正文。
“韩正清,1976年3月,你以省公安厅治安处处长的身份,到云溪县水电站检查工作。同行的有周培文。你们在坝上见了孙德厚。这次检查的目的是什么?”
韩正清不紧不慢地说:“正常工作检查。省化工厅和公安厅之间有协作机制,水电站属于重点治安保护单位,我去看看安全保卫情况。跟周培文一起下去,是因为他对化工系统熟,协调起来方便。这有什么问题吗?”
沈让问:“检查期间,你们在右岸坝肩停留了很长时间。那里有什么需要检查的?”
韩正清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口水,放下。“右岸坝肩是坝体的关键部位,当然要重点看。孙德厚是监理员,他带着我们转了一圈。具体看了什么,时间太久,记不太清了。”
沈让把施工日志的复印件翻出来,推到韩正清面前。“1976年3月18日的施工日志上写着,‘接省厅韩厅长电话,明日到云溪检查工作,请安排接待’。落款是孙德厚。你到云溪的日期是3月19日。三个月后,水电站垮塌。三名遇难者遗体在下游被找到。法医鉴定报告显示,其中一人在垮塌前就遭到了钝器打击。这份报告被压了下来,没有归档。”
韩正清低头看了一眼施工日志,抬起头来,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施工日志我看到了。可我1976年3月去云溪,跟三个月后水电站垮塌,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关系?沈副支队长,你总不能因为一个人去过某个地方,就把后来发生的事算在他头上吧?”
沈让没有接话。他把另一份材料推过去。是周德明供述笔录的节选,上面写着“李福生说等韩厅长那边安排”。他用手指点着那行字。“周德明是当年安置炸药的人。他说李福生让他等通知,等的是‘韩厅长那边安排’。这个‘韩厅长’,是你。”
韩正清看了一眼那份笔录,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叉搁在肚子上。“沈副支队长,周德明是什么人?一个包工头。他的话能作为证据吗?他说‘韩厅长’,他就一定是在说我?省里姓韩的厅长,就我一个?”
沈让说:“1976年的时候,省里姓韩的厅长只有你一个。周培文在信里写‘明天我和韩厅长到云溪’。孙德厚在防空洞的砖上刻了‘韩厅长’三个字。周德明说李福生让他等‘韩厅长那边安排’。三个人,三个不同的来源,指向同一个人。你还要否认吗?”
韩正清沉默了几秒。他把交叉的手松开,搁在桌面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沈副支队长,我承认我1976年去过云溪。我承认我认识周培文和孙德厚。可你不能因为这些,就说我指挥了云溪水电站垮塌案。你有直接证据吗?有我签字的命令吗?有我亲笔写的指令吗?”
沈让把分赃名单的复印件推过去。“这份名单是孙德厚写的。上面有你的名字,韩正清,后面写着‘1976.5.20,两千’。两千元。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你拿了钱。”
韩正清低头看了一眼名单,抬起头来,嘴角微微牵了一下。“孙德厚写的名单。孙德厚是什么人?一个监理员。他写的东西能当证据?他说我拿了两千,我就拿了两千?我还说他拿了两万呢,你信吗?”
沈让把周培文的笔录节选推过去。“周培文交代,他在省人大财经委办公室留了一份账本,记录了他替你办过的所有事。每一笔调拨、每一份审批、每一次见面。账本里有没有你的名字,等我们搜出来就知道了。”
韩正清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很淡,嘴角的肌肉微微抽了一下,很快又平复了。他把两只手从桌面上收回去,搁在膝盖上。“周培文的账本。他说有就有?他要是瞎编的呢?他为了立功减刑,什么话说不出来?”
沈让把材料一份一份收回档案袋。他站起来,看着韩正清。“韩正清,你说你只是协调过一些工作关系,所有事都是下面的人自己搞的。可这些材料摆在这里,每一份都有你的名字。施工日志里你的电话,周培文的信里你的行程,孙德厚的名单上你的名字,周德明的供述里你的指令。你协调的不是工作关系。你协调的是七座城市、八起旧案、十四条人命。”
韩正清坐在椅子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没有接话。他的目光落在搪瓷杯上,看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来,看着沈让,慢慢开口,声音比之前低了些:“沈副支队长,你今天问的这些,我都答了。可我还是那句话。你有直接证据吗?有我签字的命令吗?有我亲笔写的指令吗?”
沈让把档案袋夹在腋下,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韩正清,账本的事,我们已经在走搜查程序了。等账本搜出来,你再想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郑副厅长和周秉坤站在观察室门口,脸色都很沉。郑副厅长说:“四个小时,滴水不漏。这个人比周培文难对付得多。账本那边什么时候能搜?”
沈让说:“周培文交代了具体位置。搜查令已经在走了,明天上午应该能批下来。账本拿到手,他就没话说了。”
郑副厅长点了点头。沈让快步朝走廊尽头走去。他要把搜查令的手续办完,明天一早,去省人大财经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