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让一个人去的。
苏岚留在招待所整理材料,他把车开到城北精神病院时,天刚过正午。阳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照在灰白的高墙上,把墙头那些锈蚀的铁丝网照得发亮。沈让把车停在巷口,没有走正门,绕到住院部后面那条窄巷子里,抬头看了一眼方国栋那扇窗户。铁栅栏后面,窗帘拉着,看不见里面。
他转身朝正门走去。门卫老头还是那个,看见他,点了点头。沈让直接去了医务科。刘主任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看见他进来,脸上浮出一层客气的笑,站起来让座。
“沈同志,又来了解情况?”
沈让没坐。他把证件放在桌上,说:“刘主任,我要调阅方国栋的全部入院档案。入院申请书、诊断报告、病程记录、用药记录,一样都不能少。”
刘主任的笑僵了一下。他推了推眼镜,说:“这个……按规定,得先跟院办打招呼,还要有局里的正式函件。”
沈让把省厅调令的复印件放在桌上。“省厅调令,交流干部。我查的是1984年的旧案,方国栋是重要证人。档案我现在就要看。”
刘主任盯着那张调令看了几秒,嘴唇动了动,到底没说出什么。他站起来,让沈让在办公室等着,自己出去了。过了十几分钟,他抱着一摞牛皮纸档案袋回来,放在桌上,说:“都在这里了。你慢慢看。”然后他退到门口,把门带上。
沈让坐下来,打开第一个档案袋。里面是方国栋的入院申请书。纸页发黄,钢笔字填写的表格。申请人一栏写着“江州市化工局”,联系人一栏写着“李福生”。申请日期是1984年3月25日。入院理由一栏写着:“该同志因工作事故受到刺激,出现严重幻觉及被害妄想,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建议住院治疗。”下面盖着化工局的公章,还有一个手写的签名,字迹潦草,但能认出来是李福生的。
沈让把入院申请书放在一边,打开第二个档案袋。是诊断报告。入院当天由院方医生填写的初步诊断,病情描述写着:“患者自述听到声音,认为有人要杀他。情绪激动,拒绝配合检查。”诊断结论写着:“创伤后应激障碍,伴有严重幻觉及被害妄想。”下面是医生的签名,一个姓陈的名字,沈让不认识。
他继续翻。病程记录很厚,从入院那天开始,每隔几天记一次。沈让快速翻过前面几页,找到1984年的记录。入院第一周,方国栋拒绝服药,拒绝进食,反复说“他们放的火,不是我”。第二周,他开始配合服药,可仍然反复说同样的话。第三周,院方在病程记录里写“患者情绪渐趋稳定,仍存在被害妄想”。一个月后,记录变得简短而重复:“病情稳定,继续观察。”
沈让把病程记录翻到最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记录越来越简短,到1990年之后,几乎每个月只有一行字:“无异常。继续观察。”没有心理治疗记录,没有康复评估,没有出院计划。方国栋被关在这里九年,院方的全部作为就是给他吃药,记录他“无异常”。
他放下病程记录,打开最后一个档案袋。里面是用药记录。方国栋入院后长期服用镇静类药物,药量一直稳定,没有增减。沈让翻到最后一页,目光停在药名上。药是氯丙嗪,一种老式抗精神病药物。可处方医生的签名一栏,从1984年到1992年,换过三个人。沈让把三个签名看了一遍。第一个是陈医生,1984年到1987年。第二个是李医生,1987年到1990年。第三个签名,沈让看了两遍才认出来。那个签名字迹清瘦,收笔微微向右倾斜。林建国的笔迹。从1990年开始,方国栋的处方由林建国签。而林建国1991年就退休了,可签名一直持续到1992年初。也就是说,林建国在退休之后,仍然在给方国栋开药。
沈让把用药记录翻到背面。背面有一行极小的铅笔字,写着:“药量未减,但患者从未出现暴力行为。诊断依据不足,建议重新评估。”字迹是林建国的。他写在一份需要签名的正式文件背面,像是随手记下的。他没有把这句话写在正面,因为他知道正面会被人看到。他写在背面,等一个会翻过来看的人。
沈让把材料收好,放回档案袋。他坐在椅子里,看着桌上那摞牛皮纸袋。方国栋的入院档案里,从头到尾没有一份独立的司法鉴定,没有一份来自第三方的诊断意见。入院申请是化工局出的,诊断是院方医生做的,用药是林建国开的。整个链条里,只有化工局和医院两个环节,中间没有任何监督。李福生把方国栋送进来,然后他就消失了。没有探视,没有费用结算,没有人过问。院方每个月照常开药,照常记录“无异常”,照常把档案放进柜子。
方国栋被关了九年。因为他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
沈让站起来,拿起那摞档案袋,走出办公室。刘主任站在走廊里,看见他出来,迎上来问:“看完了?”
沈让把档案袋递给他。“刘主任,方国栋的病情,你们院有没有做过独立的司法鉴定?”
刘主任接过档案袋,迟疑了一下,说:“这个……当年入院的时候做过一次。后来就没有了。”
“那份鉴定报告呢?”
刘主任翻了翻档案袋,抽出薄薄一张纸。“在这儿。1984年3月28日做的。结论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无刑事责任能力’。”
沈让接过来看。鉴定人签名一栏,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名字。可鉴定意见栏里,只有一句话:“患者所述事件与其身份不符,建议继续住院观察。”没有对“所述事件”的具体描述,没有核实过程,没有任何证据支撑。就凭“与其身份不符”六个字,方国栋被关了九年。
沈让把鉴定报告还给刘主任。他走出医务科,穿过院子,朝住院部后面走去。他在方国栋那扇窗户下面站了一会儿。窗户关着,铁栅栏后面的窗帘一动不动。他站了几秒,然后转身朝大门走去。
出了精神病院,沈让站在巷口,点了一根烟。他把今天的发现记在脑子里。入院申请书,李福生签的字。诊断报告,没有独立鉴定。用药记录,林建国在退休后仍然签名。鉴定报告,六个字定了一个人九年的自由。而方国栋本人,没有暴力行为,没有自伤记录,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看见了不该看的事。
沈让把烟抽完,掐灭。他掏出手机,拨了苏岚的号码。
“苏岚,查一下精神病院1984年的院长和医务科主任是谁。再查一个叫陈医生的,当年给方国栋做诊断的。我要他们的全部资料。”
苏岚在那头应了一声。沈让挂了电话,拉开车门坐进去。他发动引擎,车子驶出精神病院那条街。后视镜里,那堵灰白色的高墙越来越小,最后被路边的梧桐树遮住。他把车拐上大路,朝招待所方向开去。
他忽然想到一件事。林建国在1990年开始给方国栋开药。那年林建国还在市局法医室工作,还没退休。他为什么要替一个精神病院的病人开药?他是在保护方国栋,还是在监视他?林建国在诊断报告背面写的那行字——“药量未减,但患者从未出现暴力行为。诊断依据不足,建议重新评估”——说明他知道方国栋是被冤枉的。可他什么也没做。他只是继续开药,继续签名,继续把方国栋留在那间病房里。
因为林建国知道,方国栋一旦出去,就会被李福生的人盯上。留在精神病院里,虽然失去自由,但至少活着。九年里,那个瘦高个在墙外站过。他在确认方国栋还活着,还是在确认他没有跑?
沈让把车开回招待所,停好。他上了楼,推开房间的门。苏岚已经在里面了,桌上摊着她查到的材料。她抬起头来,看着沈让。
“查到了。”她说,“1984年精神病院的院长叫吴长明,1986年调走了,现在在省卫生厅。医务科主任叫孙德厚,1985年退休,现在住在江州。陈医生全名陈国英,女,1987年调往外地。”
沈让坐下来,把这些名字记下。他忽然注意到苏岚的表情有些不对。她的嘴唇抿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
“怎么了?”沈让问。
苏岚把一份材料推过来。是吴长明的调任文件复印件。文件上写着:“经省卫生厅协调,调吴长明同志任省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落款处有一个审批签名,字迹潦草,但沈让认出来了。
那个签名是“李福生”。2
大大写得真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