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让花了一整天,把江州页上五个名字逐一查了一遍。
他先去了市局户籍科,调出五个人的身份底档。周海生,男,1936年生,原江州化工厂厂长,1984年3月22日爆炸案后离职,1986年7月于江州东湖溺水身亡。方国栋,男,1945年生,原化工厂技术员,1984年3月25日送入江州市精神病院,至今在院。刘志远,男,1940年生,原化工厂仓库保管员,1984年3月25日被发现死于家中,死因登记为“煤气中毒”。孙德贵,男,1948年生,原化工厂司机,1985年4月于江州至云溪公路车祸身亡。钱大勇,男,1950年生,原化工厂锅炉工,1984年3月22日后离职,去向不明。
沈让把户籍底档的复印件按名字排好,摆在招待所的写字台上。五个人,三个已死:周海生溺水,刘志远煤气中毒,孙德贵车祸。一个在精神病院:方国栋。一个下落不明:钱大勇。
他把三份死亡登记又看了一遍。周海生的溺水记录很简单,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上写着“意外溺亡”,发现地点是东湖西岸,时间是1986年7月14日清晨。刘志远的死亡证明上写着“煤气中毒”,发现人是邻居,时间是1984年3月25日上午,也就是爆炸案后第三天。孙德贵的车祸记录稍详细一些,地点是江州至云溪公路十七公里处,车辆失控翻入路沟,当场死亡,时间1985年4月9日。
沈让把三份死亡证明并排放着,用手指点着上面的日期。刘志远死在爆炸后第三天,孙德贵死在爆炸后一年零半个月,周海生死在爆炸后两年零四个月。三个人,三个时间点,三种死法。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死在那场爆炸之后,都死得太巧。
他把目光移到方国栋那一栏。方国栋,爆炸后第三天被送入精神病院,至今在院。送治单位是江州市化工局,入院诊断写着“创伤后应激障碍,伴有严重幻觉及被害妄想”。沈让盯着“被害妄想”四个字看了很久。
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方国栋入院时间与刘志远死亡时间同为1984年3月25日。一个被送进精神病院,一个被发现死于家中。同一天。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窗外天已经暗了,招待所走廊里有人在走动,脚步声很轻。他起身把门锁好,拉上窗帘,重新坐回桌前。他把何长贵给的底稿从内袋里取出来,又看了一遍。底稿上写着:目击者孙德贵称,爆炸前听见后门有车辆发动声。可孙德贵是司机,不是仓库保管员。底稿上把他写成了“仓库保管员孙德贵”。沈让皱起眉,把底稿和户籍底档对照着看。何长贵在底稿里把孙德贵的职务写错了。是笔误,还是另有原因?
他又翻出档案室抄来的正式卷宗。正式卷宗的证人名单里,只有一个名字:周海生。厂长。周海生作为证人,证明当天晚上车间“操作正常,没有外人进入”。可周海生是厂长,爆炸时他应该在厂里。他的证词被采用,其他人的证词被忽略。刘志远、孙德贵、方国栋、钱大勇,四个人的名字在正式卷宗里一个都没有出现。
沈让把两份材料并排放着,中间隔着一道缝隙。正式卷宗干净,规整,只有一个证人。底稿粗糙,潦草,提到了车辆、汽油、目击者。一份在上,一份在下。一份被采用,一份被压在档案柜最底层。
他把两份材料收好,从桌上拿起烟盒,抽出一根,在手里转了两圈,没有点。他在想一件事。刘志远死在爆炸后第三天。孙德贵死在一年后。周海生死在两年后。三个人,三种死法,可他们的死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发生在爆炸之后,都发生在那辆黑色轿车出现之后。周海生溺水,可他当年是厂长,身体壮实,水性不差。刘志远煤气中毒,可何长贵的底稿里写着,他家煤气罐的阀门是关着的。孙德贵车祸,可那段路他开了十几年,从来没有出过事。
沈让把烟塞回烟盒。他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屋里不大,走两步就到头。他走到窗前,把窗帘掀开一条缝。外面已经全黑了,招待所院子里那盏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出一小片空地。空地上没有人。可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盯着这扇窗。他把窗帘重新拉上,回到桌前。
他拿起电话,拨了苏岚的房间号。响了两声,苏岚接起来。
“苏岚,明天帮我查三件事。”沈让说,声音压得很低,“第一,周海生溺水的东湖西岸,当年有没有人报过案,有没有目击者。第二,刘志远家的煤气罐,当年有没有做阀门检测,报告在哪里。第三,孙德贵车祸的现场勘查记录,交警队应该还有底档。”
苏岚在那头应了一声,问:“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沈让说:“五个人,死了三个。三个人的死法都对不上。刘志远煤气中毒,阀门是关着的。孙德贵车祸,那条路他跑了十几年。周海生溺水,他水性很好。苏岚,这三个人都不是自然死亡。”
苏岚沉默了几秒,说:“你是说,有人在他们死后,把现场做成了意外。”
沈让嗯了一声。他把电话挂了,坐在桌前。他把五个名字的底档收好,按死亡顺序排列。周海生排在最后,可他死得最晚。刘志远排在中间,可他死在爆炸后第三天。孙德贵排在第三个,死在一年后。
三个人的死亡时间线,像一条被拉长的链子,从爆炸案当天一直延伸到两年后。每过一段时间,链子上就掉一环。到最后,只剩下方国栋和钱大勇。
沈让把材料装进公文包,站起来,走到床边。他没有脱衣服,和衣躺下。可他没有睡。他睁着眼,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纹,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他想起何长贵下午说的那句话——“当年拿走我报告的人,现在还在江州。而且位置比以前更高了。”那个人是谁?何长贵不肯说,可他的眼神已经说了一半。
沈让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枕头里有一股旧棉絮的气味,闷得人发慌。他闭着眼,脑子里在转。何长贵不肯说名字,可他提到了“化工局”。当年管化工厂的是江州化工局,后来合并进了市经委。化工局的一把手,现在在市里。那个人,就是拿走何长贵报告的人。
他把这个名字在心里过了一遍。明天,他要查这个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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