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高卫东被拘

抓捕高卫东是在上午十点。

沈让带了四个人，两辆车。出发前，周秉坤把拘留证递给他，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话都没说。沈让把拘留证折好放进内袋，转身上了车。车队驶出市局大院，穿过半座城，停在城中心那栋六层大楼前。

大楼门口的保安看见警车，想拦，被沈让一个眼神逼退。一行人直接上了顶层。走廊里铺着地毯，墙上挂着字画，灯是暖黄色的。高卫东的秘书从办公室探出头来，看见沈让，脸色一变，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沈让从他身边走过去，推开了总经理办公室的门。

高卫东坐在红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一份文件。他抬起头来，看见沈让和身后两个民警，手上的笔停了一下。然后他把笔帽慢慢旋上，靠在椅背上，看着沈让。

“沈副队长。”他说，声音和平时一样稳，“又来了。”

沈让走到桌前，把拘留证展开，放在他面前。高卫东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目光在“涉嫌故意杀人、纵火”几个字上停了两秒。然后他抬起头来，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意。

“故意杀人？”他说，“沈副队长，你搞清楚了吗？许文山已经死了。他是凶手，他畏罪自杀。你现在拿一张拘留证来抓我，证据呢？”

沈让把带来的档案袋放在桌上，抽出里面的材料，一份一份摆在他面前。刘大勇的遗信翻拍件，高卫东那行“瘦高个是高卫东，矮胖的是马国明”被红笔圈着。孙德彪的账本复印件，每一笔“演出筹备”的支取记录都被标注。赵建军的后门出入登记表，4月14日那栏“车辆出入，免检”清晰可见。还有沈国栋手写的那半页纸，尾号037，赵建军私下留存。

“这些，”沈让指着那排材料，“够不够？”

高卫东低头看着那些纸。他的脸色没有变，目光从一张纸移到另一张纸，看得很慢。看完后，他把目光收回来，看着沈让。

“这些都是旧材料。”他说，“复印件。原件在哪里？谁证明这些材料是真的？刘大勇死了，孙德彪死了，赵建军死了，你父亲也死了。所有能作证的人都死了。你拿一堆复印件来找我？”

沈让把最后一个档案袋打开。里面是许文山的审讯记录，厚厚一摞，每一页都有许文山的签名和指印。他翻到其中一页，放在最上面。那一页上写着许文山供认受高卫东胁迫分尸的全部过程，包括时间、地点、工具、抛尸方式。

“许文山死之前，亲口承认了四起分尸案。”沈让说，“他说人是你杀的，他替你处理。他的供词有录音，有笔录，有他的亲笔签名。你可以说他畏罪自杀，可他的话，法庭上能作证。”

高卫东看着那摞审讯记录，脸上的笑意慢慢消失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动了一下，又停住了。他抬起头来，看着沈让，目光比刚才更沉了一些。

“沈副队长。”他开口，声音低了些，“你查了这么久，确实不容易。可你要想清楚，你动了我，明天上面就会有人来找你谈话。后天，省厅就会收到关于你违反程序、越权调查的举报。大后天，你身上这身皮就不一定还在了。”

沈让看着他。高卫东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没有威胁的腔调，像是在说一件已经安排好的事。他在亮他的底牌。他在告诉沈让，就算你证据够，你也未必能动得了我。

沈让把拘留证往前推了推，推到高卫东面前。“高卫东，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跟我走，接受调查。第二，我让人架你走。选哪个？”

高卫东看着那张拘留证，又看了看沈让身后的两个民警。办公室里的空气像被抽走了一层。秘书站在门口，脸色煞白，不知道该怎么办。高卫东沉默了几秒，然后慢慢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推了推。他整了整衣领，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自己穿上了。

“不用架。”他说，声音很平，“我自己走。”

他绕过办公桌，朝门口走去。经过沈让身边时，他停了一下，偏过头来，看着沈让。两个人相距不到一尺。沈让看见他的鬓角已经花白了，眼角的皱纹很深，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带着一种极深的、被压制住的东西。

“沈副队长。”高卫东低声说，“你父亲当年也以为他赢了。可他后来什么都没了。”

沈让没有说话。他侧身让开路，等高卫东走过去，跟在他后面。一行人穿过走廊，上了电梯，出了大楼。外面的天阴沉沉的，风很大。高卫东被押上警车时，回头看了一眼那栋他坐了多年的大楼，什么都没说，低头钻进了车里。

审讯在当天下午进行。

高卫东坐在审讯室里，手铐搁在桌面上。他的态度比之前收敛了一些，可仍然不认罪。他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许文山，说自己只是一个“被许文山诬陷的老同事”。他说他不认识赵建军，不记得那辆车，那笔支取的钱是“正常的演出筹备经费”。

沈让把刘大勇的信放在他面前。高卫东看了一眼，说：“这是伪造的。刘大勇早就疯了。”

沈让把孙德彪的账本放在他面前。高卫东说：“那是孙德彪自己的账，我不清楚。”

沈让把后门出入登记表放在他面前。高卫东说：“我那天是去协调彩排。车辆出入登记很正常。”

沈让把父亲手写的那半页纸放在他面前。高卫东看了一眼那行“尾号037”，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瞬。那个停顿很短，可沈让看见了。高卫东抬起头来，看着沈让，目光里有种被逼到墙角的东西。

“这张纸，是你父亲写的。”高卫东说，声音比之前低了些，“你父亲当年查过我。他查到了车，查到了人。可他没证据。他什么都没有。你现在拿着他写的纸来抓我，你觉得够吗？”

沈让把最后一样东西放在桌上。那是林海生的供词。上面写着高卫东在1983年4月14日晚上的全部行动，从搬油桶到离开，每一个细节都对得上。高卫东低头看着那几页纸，脸色一点一点变白。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可最终只是把手从桌面上收回去，搁在膝盖上。

“高卫东。”沈让开口，声音很沉，“1983年4月14日晚上，你在红旗剧院后门搬了一只铁桶进去。桶里装的是汽油。你倒了油，点了火，烧死了七个人。其中有三个人在火起来之前就被你的人打死了。这件事，有刘大勇的目击，有赵建军的登记，有孙德彪的账本，有林建国的尸检记录，有林海生的证词。你跑不掉的。”

高卫东坐在椅子上，手铐搁在桌面上，发出一声极轻的金属碰响。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过了很久，他抬起头来，看着沈让。那双眼睛里没有了之前的从容，没有了那种居高临下的审视。只剩下一片灰败，像一堵被推倒的墙。

“我要见律师。”他说。

沈让站起来。他把桌上的材料一份一份收好，装进档案袋。然后他走到门口，拉开门。走廊里的灯管亮着，光线平稳。他回头看了高卫东一眼。高卫东坐在审讯室里，背影僵直，手铐搁在桌面上，一动不动。

沈让关上门，站在走廊里，深吸了一口气。他把档案袋夹在腋下，朝楼梯口走去。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一下一下，像什么东西正在慢慢落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