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匿名电话

马国明那天下午本来有个会。

工商局三楼会议室，各科室负责人汇报季度工作，他作为分管副局长要主持。两点半的会，他两点二十才从办公室出来，手里捏着保温杯和一份讲话提纲，走廊里碰到办公室主任老刘，还笑着点了个头。

会开到一半，秘书小赵推门进来，走到他身边低声说：“马局，有电话找您，说是有急事。”

马国明皱了皱眉。这种场合的来电，通常是哪个企业主托关系找他办事。他摆摆手，低声说：“什么急事？让他等会儿。”

小赵犹豫了一下，把声音压得更低：“他说……关于1983年的事。”

马国明手里的笔停住了。笔尖压在会议纪要的纸面上，洇出一小团墨。他偏过头，看了小赵一眼。小赵的表情有些茫然，显然不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接进来。”马国明说，声音没什么变化。

他起身走出会议室，回到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关上，他拿起桌上的电话听筒，按下了转接键。那头“咔嗒”一声接通了，没有人先开口。

“哪位？”马国明问，语气还是平常那种带着官腔的沉稳。

电话里传来一阵极轻的呼吸声。然后，一个低而平的声音说了六个字：

“1983年4月14日。”

马国明的手猛地攥紧了听筒。那个日期像一把细针，从耳膜一直扎到后颈。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你谁”，可声音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电话那头没有等他回答。呼吸声停了一瞬，然后是“咔”的一声，挂断了。

马国明握着听筒，站在原地。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在走，一下一下地响。他慢慢把听筒放回去，手指有点发僵。他坐进椅子里，看着办公桌上那杯已经凉透的茶，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在轰响。

1983年4月14日。剧院后门。那辆车。那个铁桶。

他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九年了。九年里，他从文化系统调到工商局，从科员做到副局长，结婚生子，分到高干楼，走路有人问好，开会坐主席台。他几乎以为自己已经把那件事埋在了记忆最底层，像埋一截烂木头，烂透了，沉进泥里。

可现在有人把它翻出来了。

马国明睁开眼，去翻电话机旁边的通讯录。他翻到高卫东的号码，手指按在拨号盘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拨。电话响了七声，没人接。他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第三遍，响了四声之后，听筒里传来忙音。有人拿起了分机，又挂断了。

马国明把听筒搁回去，手背上青筋凸起来。他从抽屉里摸出烟，点了一根，吸得又急又猛，烟气呛得他咳了两声。烟灰掉在桌面上，他没去擦。他盯着那些灰白的碎末，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画面：后台走廊尽头，那扇后门开着，外面黑漆漆的巷子口停着一辆车，车灯没开。他站在门里，看着高卫东拎着铁桶往外走，高卫东回头看了他一眼，说了句“快走”。

那个眼神，他记了九年。高卫东当时的神情很平静，像在处理一件极普通的事。马国明那时候年轻，没多想，只知道跟着高卫东走，高卫东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后来事情平了，他升了职，日子越过越好，就越发不敢想那晚的事。他把那段记忆封在脑子最深的角落里，锁死，发誓一辈子不碰。

可今天有人把那把锁撬开了。

马国明把烟掐灭，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圈。他走到窗前，往外看了一眼。工商局大院很安静，几辆黑色轿车停在楼前，司机们聚在墙角抽烟。街对面有个卖烤红薯的推着车慢慢走，铁皮桶上冒着白烟。一切都很正常。

可他总觉得有什么不对。

从那天起，他开始留意身边的一切。走在路上，他看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坐在车里，他通过后视镜看后面有没有车跟着。晚上回家，他在楼下先站一会儿，看看楼道里有没有陌生人。他甚至开始检查自家门锁，怕有人趁他不在进来过。

第三天晚上，他终于在电话里找到了高卫东。

“是我。”高卫东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像从一口很深的井底浮上来的。语气倒还是往常那种不紧不慢的调子。

马国明压着嗓子：“你知不知道有人在查那件事？”

高卫东沉默了两秒：“沈国栋的儿子。”

“他给我打电话了。”马国明说，说完才意识到自己声音有点发颤。他清了清嗓子，稳了稳，“匿名电话，提了1983年4月14日。什么都没说就挂了。”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然后高卫东笑了一声，很轻，像风吹过纸面：“老马，你慌什么。一个电话而已。查旧案的人多了，没证据，翻不出花样。”

“可他提到了日期。”马国明说，声音压不住了，“他知道那天的事。”

“知道日期的人多了。”高卫东说，“那天出警的消防、到场的警察、剧院周边看热闹的，谁不知道是4月14号？你不要自己吓自己。”

马国明没有说话。他握着听筒，手指在话筒线上绕了几圈。他想说更多，可高卫东的话让他堵了回去。高卫东说得对，一个日期能说明什么？没有证据，谁翻不了天。可他知道自己心里那块石头，压了九年，今天又被撬动了。他没法像高卫东那么稳。

“行了，早点休息。”高卫东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有空来我这儿坐坐。”

电话挂断了。马国明把听筒放回去，靠在椅背上。办公室只开了一盏台灯，光线昏黄，照在他面前的桌面上。他盯着桌角那只装文件的铁皮柜，柜子最下层有个暗格，里面藏着一份旧登记表。

他犹豫了一会儿，拉开椅子，走到铁皮柜前，蹲下来，把暗格打开。那份出入登记表还在，用油布包着，纸页发脆，边角发黄。他借着台灯的光看了一眼，最后一页上，1983年4月14日那栏，签着他和高卫东的名字。

他正准备把油布重新包上，手忽然停住了。登记表纸页的右下角，有一行极细的铅笔字，是他自己九年前写的，字迹已经被时间磨得几乎看不见。他凑近去看，辨认了半天，才认出那三个字。

“我有罪。”

马国明盯着那三个字，像盯着一个从纸里伸出来的手指，正指着他。他把登记表猛地合上，用油布重新包好，塞回暗格，关上柜门。他站起身，回到桌前，把台灯关了。

办公室陷入黑暗。他坐在椅子里，听着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像有人在敲一扇很远的门。

他知道，那扇门正在被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