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剧院在城东老街上,临街是一排铁皮围挡,锈迹斑斑,被雪压得歪歪斜斜。围挡后面,那座烧毁九年的大楼还立着,像一具被掏空内脏的巨兽骨架。焦黑的墙面裸露着,窗洞全空了,风从里面穿过去,发出呜呜的响。
沈让把车停在老街对面,熄了火,没下车。他坐在驾驶室里,隔着挡风玻璃看那座废墟。雪还在下,细碎的雪粒被风卷着,从破窗洞里钻进去,又从另一头飘出来,像魂一样在楼里来回游荡。
他坐了十几分钟,才推开车门。
风一下子灌进衣领,冷得他缩了一下脖子。他穿过街道,从铁皮围挡的豁口钻进去,踩着满地的碎砖和积雪,朝剧院正门走。地面上散落着焦黑的木梁、烧化的玻璃碴、半截埋在土里的旧海报。海报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纸面被火烧得只剩边缘一小圈,像一片干枯的树叶。
沈让走到剧院正门前。门框还在,铁皮包的门板早就没了,只剩下两边的门柱,黑乎乎地立着,像两根烧焦的骨头。门楣上,“红旗剧院”四个字被熏成了炭黑色,但笔画还能辨认,歪歪扭扭地挂在那里,随时会掉下来。
沈让站在门槛外,没有进去。他从口袋里摸出那半本笔记本,翻开,找到父亲最后写的那句话。纸页在风里轻轻翻动,字迹在雪光中泛着暗沉的光。
“火不是意外,有汽油味。我找到了三个证人,他们都不敢说。我不怪他们。官太大了,谁也扛不住。我没本事把案翻过来。我把本子留下。以后谁查到这个,替我接着查。”
沈让一字一字看完,慢慢合上笔记本,拇指在封面上摩挲着。父亲的字还在。父亲的案子还在。父亲没走完的路,也还在。
他抬起头,看向剧院深处。黑暗中,他能看见那座当年起火的舞台。舞台很大,柱子烧断了,只剩下几根铁架,像巨大的肋骨一样支棱着。舞台后面是后台,父亲在笔记本里写过,火是从后台先烧起来的,那里地面有油状物,气味刺鼻。
周国庆,纺织机械厂工人,四十九岁。他的女儿周小芸,花了十年上访,最后被剁碎扔在废弃钢厂。陈德旺,当年剧院会计,死在了自己反锁的书房。刘大勇,烧锅炉的,看见有人抬东西,却再也没敢开口。孙德彪,剧院经理,死在自家浴缸。三条命没了。还有更多。沈让慢慢把父亲的笔记本放进内袋,贴着胸口,那里还有那张七人名单。
他站在废墟前,雪落在肩上,风从破窗洞里涌出来,把他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他看着那些焦黑的柱子、坍塌的舞台、满地碎砖烂瓦。九年前的场景,此刻像一幅画,在他脑子里铺开。后台先起火,前门堵住,几个人被砸昏了,然后火吞噬了一切。
沈让的指甲掐进掌心。
“爸。”他开口,声音不高,被风削得有些发尖,“你查到了汽油味,查到了那辆车,查到了名单。你差一步。就差一步。”
他停了一下,喉咙发紧。
“你被他们逼着写检讨,被调走,被所有人当成一个不懂规矩的人。你最后什么都没要到。你把本子留下来,让后来的人接着查。”
沈让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那半本笔记本。雪落在封面上,化成一粒一粒极小的水珠,在深蓝色的硬皮上慢慢洇开。
“我接着查。”
他说得很轻,但很清楚。风把他的声音卷起来,带进剧院深处,在一间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然后又从另一头穿出来,像有人远远地应了一声。
沈让把笔记本收好,转身朝围挡外面走。刚走几步,他停住了。
围挡豁口处,雪地上有一串脚印。从外面一直延伸到剧院侧墙。脚印不大,步幅极窄,鞋底纹路很深,是老式胶底棉鞋留下的。那脚印在侧墙拐角处停住了,然后朝另一个方向转去,消失在老街的巷子里。
沈让蹲下,用手拨开积雪,仔细看那串脚印。它们很新鲜,踩下去的时间不长,雪还没填满纹路。那人在围墙外站了很久,然后才朝巷子里走。
沈让慢慢直起身子。他想起前几天陈德旺家窗台外那些红壤颗粒,想起那些脚印。红壤颗粒从临江以外的地方来,这个脚印在废墟周围兜了一圈,又在雪地里离开。
有人一直在跟着他。
或者,有人一直在等他。
沈让没有去追。他站在雪里,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半本笔记本。纸页已经被体温捂热了,像一块极薄极轻的烙铁,贴着他的掌心。他又回头看了一眼剧院废墟。那黑洞洞的门楣,像一只张大的嘴,在雪幕中沉默着。
“十年前的案子,我连根挖出来。”他说,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低得像是说给自己听。
风从废墟里涌出来,夹着雪粒和焦土的气味,扑了他一脸。沈让没有躲,只是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朝围挡外走去。
他走出豁口时,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串脚印已经快被新雪填平了,只剩下几个模糊的凹痕。老街上的灯还没有亮,四周灰蒙蒙的,像笼在一层旧纱里。
沈让钻进车里,发动引擎,暖风慢慢涌上来,把挡风玻璃上的雪吹开。他握着方向盘,没急着走。他的目光穿过雪雾,落在剧院残破的轮廓上。
那栋楼不会说话。但父亲在笔记本里留了话。赵铁城给了名单。林海生写了K。
他踩下油门,车子缓缓驶出老街,拐上大路。后视镜里,红旗剧院的轮廓越来越小,最后被雪幕吞掉,只剩下一个模糊的焦黑色影。
沈让没有回头看第二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