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让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局里的人事科。
人事科的负责人老钱是个本分人,听沈让说要查林建国的档案,先是一怔,随即摇头:“林建国啊,老前辈了,八九年退休的。你查他做啥?他都退了四五年了。”
沈让没多解释,只说是涉及一桩旧案的人员背景核查。老钱犹豫了一下,从身后的柜子里翻出一本退休人员花名册,用指尖一行行往下划,最后停在一个名字上:林建国,市局法医室,1989年3月退休,家庭住址登记为红旗街副食巷十八号。
“他退休后就搬走了。”老钱合上册子,语气里带着点唏嘘,“老林这个人,能干,话少。退休之后就没怎么露过面。有年春节局里给他发慰问品,送去红旗街,家里没人,后来听说搬到外地了。”
沈让问:“搬到哪儿了?”
“那我可不知道。”老钱摊了摊手,“他好像也没什么亲戚。就一个儿子,在咱们局里,林法医。你不如直接去问林海生,还用费这劲?”
沈让笑了笑,没接话,道了声谢就出来。他站在走廊里,把“红旗街副食巷十八号”在心里重复了几遍,最后决定亲自去一趟。
红旗街在城东,紧挨着已经废弃的红旗剧院。沈让骑着车穿过几条越来越旧的巷子,最后在一大片灰扑扑的居民楼前停下来。副食巷十八号是一栋五层旧楼的一楼,窗户上糊着发黄的报纸,门旁墙上用粉笔写着“有煤球出售”几个字,早被雨水冲得只剩半截。
沈让敲了敲门,没人应。又敲了几下,隔壁出来个老太太,挎着菜篮,看见他就摆手:“别敲了,那家早搬了。得有……两年了。”
沈让忙问:“您知道搬哪儿去了吗?”
老太太想了想:“不知道。就说要去外地住,房子托给亲戚了。那以后就再没回来过。”说着,她上下打量了沈让一眼,像在判断他是不是来讨债的。
沈让又问:“您见过他家里那个人吗?那个有疤的年轻人。”
老太太一听“有疤”,眼睛亮了一下:“见过,怎么没见过。老林那个儿子,挺高的,脸上有印子。以前隔三差五来,帮着买米买面,也不怎么说话,见了人就点下头。后来老林搬走了,他就不再来了。”
沈让点点头,目光落在那扇紧闭的木门上。门缝里塞着几张旧广告纸,已经卷了边,上面蒙着一层灰。门边上挂着一把锈锁,锁孔朝外,像一颗死了很久的眼睛。
老太太看他发愣,忽然压低声音:“同志,你打听老林,是不是他出什么事了?我早觉得他那个人怪得很,不爱跟人来往。有一年下大雨,我见他半夜回来,衣服湿透了,怀里抱着一包东西,也不知是什么,神神秘秘的。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没理,一头钻进屋里去了。”
沈让问:“哪一年的事?”
老太太想了想:“就九年前吧,春天,老下雨那阵。”
九年前,春天。沈让的心像被一根细线勒了一下。那个春天,红旗剧院烧成了黑壳,林建国从那时起就变得神神秘秘。
沈让又向老太太打听了几句,没什么更多收获,便骑车回了局里。他把自己关进档案室,翻找林建国退休前后的记录。最后在一本泛黄的值班表里找到了林建国的名字。林建国从1983年5月起,被从化验室调到了法医室。调令日期是5月4日,上面写着“根据工作需要,该同志调法医室任技术员,协助处理日常检验工作”。
沈让把这张调令放在桌上,又找出魏国安说过的那个化验员。那个人在火灾后第三天被调走,林建国紧跟着补了进来。两个人,一出一进,时间严丝合缝。
沈让靠回椅背,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老灯泡。一个人要想把一个烧伤的孩子藏起来,得有足够的能力和权力。林建国是法医,知道怎么处理伤情,也知道怎么改档案。他用了将近十年,把一个叫林小海的孩子,改造成了一个看起来跟过去毫无关系的人。
可林建国为什么这么做?是可怜那个孩子,还是另有原因?
沈让猛地坐直了身子。他想到一件事:林建国当年做化验员,火灾之后被调进法医室,而沈国栋当时正需要技术部门出具现场助燃剂的检验报告。如果那个化验员被调走时,把报告一并带走了,林建国接手的是不是只是一个空壳?
那么,林建国当初知道多少?他后来收养林小海,是因为愧疚,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沈让越想越冷。他又翻出林建国退休前最后一年的年度考核表,上面评语写得很简短:“工作认真,技术过硬。服从组织安排,能完成各项任务。”落款处是赵铁城的签名。
沈让把那张考核表轻轻放下。赵铁城和林建国,原来早就认识。
他站起来,在档案室里走了两个来回,最后走到窗前。窗外的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雪。远处红旗剧院的方向被一片灰雾罩住,什么都看不清楚。
“林建国没有亲口告诉我什么。”沈让低声自语,“可他自己搬走了。把房子空出来,把线索扯断。”
他忽然有种感觉,林建国不是在躲沈让。他是在等什么人。
等一个能重新把灯打开的人。
沈让转身回到桌前,从一堆档案里抽出一张空白的借阅登记卡,在上面写下:林建国,退休人员,去向不明。查。
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内袋,然后关上台灯,走出了档案室。
走廊里黑沉沉的,只有尽头那盏灯亮着,昏黄的光像一滴油浮在暗处。沈让慢慢朝楼上走,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他知道,林建国的失踪不是结束,而是一扇通向更深处的小门。
他迟早要进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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