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林小海

沈让回到局里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他没有回办公室，而是绕到旧楼后面的档案科，敲开了老赵头的门。老赵头是局里的老人，管了二十多年人事档案，局里谁是什么来历，他比谁都清楚。

“沈副队，这么晚了还不回？”老赵头正听收音机，见沈让进来，把音量拧小了些。收音机里有个女声在唱评剧，断断续续的，像从很远的水面上漂来。

沈让在他对面坐下，说：“赵师傅，我想查个人。局里的，林海生。”

老赵头拿烟的手停了一下，眯起眼：“林法医？你查他干啥？”

沈让说：“就是了解一下。他哪年进的局里，档案上有没有从前的记录？”

老赵头把烟屁股在烟灰缸里按灭，起身走到最里面那排铁柜前，摸出钥匙，打开其中一格，抽出个牛皮纸档案袋。他把档案袋放在桌上，没拆，说：“这得按制度走。不过您是刑侦支队的，又查的是现役人员，我可以让您看一眼，可不能在借阅本上落下什么。”

沈让点头。老赵头从抽屉里翻出块橡皮和一支铅笔，把档案袋上的绳扣慢慢解开，抽出里面几张表格。沈让凑过去，就着台灯的光看。

林海生的档案很薄。

最上面是一张入局登记表，日期是1981年。上面的字写得工工整整，但沈让一眼就看出，那字迹和林海生现在写报告的字迹不太一样。入局登记表上的字偏大，笔画松，甚至有些歪斜，像是很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写的。家庭情况一栏里，父亲写的是“林建国，市局法医”，母亲一栏空着，住址写的是城东红旗街副食巷十八号。

沈让的目光在那个地址上停住了。

红旗街。红旗剧院就在红旗街上。

他继续往下翻。学历栏里写着“临江市卫生学校医学检验专业”，时间从1975年到1978年。再往下，是工作经历：1978年毕业分配到临江市人民医院检验科，1980年调入市局法医室。

沈让指着那张表，问老赵头：“他78年到80年之间在市人民医院，后来调进局里，是谁批的？”

老赵头翻了翻，说：“他爹是林建国啊。老林在局里干了半辈子，从化验员做到法医，儿子接他的班，当时程序上走得通。档案手续都是齐的。”

沈让心里那根弦又紧了一分。林建国，市局法医。父亲是公安局的，儿子学医后也进了公安局。可林海生的档案上，没有任何字眼提到他曾经叫“林小海”，也没有烧伤记录，更没有人提过红旗剧院。

这份档案干净得像一张重新铺好的纸。

沈让又翻到最后，找到一张体检表，日期是1980年调入时。他仔细看了看，体检表上有一栏“既往病史”，里面写着“无”。旁边还有一栏“体表特征”，写着“无特殊疤痕”。

沈让把体检表慢慢放回去，后脑勺像被浇了一瓢凉水。林海生脸上的疤，明明白白，任何体检都不该漏掉。可这张表上写着“无特殊疤痕”。要么是检查的人没有认真看，要么是有人帮他改了。

“赵师傅。”沈让问，“林海生的档案，除了我，谁还来看过？”

老赵头翻出借阅登记本，戴着老花镜一行行扫过去，最后说：“就去年秋天，林法医自己来了一回，说要补材料。再往前，早年间他爹还在的时候，也调过一回。”

沈让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他把档案袋重新系好，对老赵头道了谢，走出档案科。

夜风从旧楼的门洞里灌进来，冷得人直打激灵。沈让站在走廊里，看着对面法医室的方向。那间地下室的小气窗还亮着，极暗的灯光从铁栅栏里透出来，像一只伏在暗处的眼睛。

林海生此刻就在里面。

沈让在走廊里站了很久。他脑子里反复出现的是李桂芬说的那个孩子，浑身烧伤，半夜哭着醒来，纱布浸透了血。还有林海生坐在法医室里洗手的背影，一遍又一遍，洗到皮肤发红。

林海生从来不提自己从前的事。他脸上有疤，却不解释。他姓林，档案里父亲是林建国，可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叫林小海。

沈让忽然想起一个细节。每次进法医室，林海生都站在无影灯下，从不靠窗。阳光好的下午，他也很少离开地下室。有一回开会，赵铁城递给他一份报告，他接过来时没有抬头，只把手微微侧着，把脸偏进灯光的阴影里。

不是习惯，不是傲慢。

一个烧伤了半张脸的人，一辈子都在避免被人看见。

沈让从口袋里摸出烟，在墙角避风处点着，深深吸了一口。火光照亮了他半边脸，又很快暗下去。他吐出烟，看着它在风里散成一片灰白。

“林小海。”他低声念了一遍。

他不知道那个十二岁的孩子是怎样从火场里爬出来的。也不知道林建国是用什么办法把他从精神病院接走、改掉名字、抹掉烧伤记录、送进学校再带进公安局。更不知道这个人在法医室里，日复一日地面对那些尸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

但他知道，林海生曾经是那场火的幸存者。

而一个幸存者，选择在九年之后，重新回到这桩旧案的中心。

沈让掐灭烟，转身朝楼梯走去。他走得极慢，每一步都像踏在湿透的旧报纸上，既怕滑，又怕踩碎下面的东西。

他需要找到林建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