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失踪的女人

城西纺织厂在临江城的西边，紧挨着老城墙根儿。

沈让开着那辆灰扑扑的北京吉普，在坑洼不平的煤渣路上颠了将近二十分钟。路两边是低矮的平房和红砖筒子楼，墙皮剥落，露出里面发黑的砖。电线像蛛网一样在头顶交错，晾晒的衣物在风里晃荡，像一面面褪了色的旗。

苏岚坐在副驾驶，怀里抱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装着失踪人口登记表和现场提取的证物照片。她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只是盯着窗外，偶尔抬手把被风吹乱的头发别到耳后。

车子拐进纺织厂大门的时候，门口的保卫老头探出半个脑袋，看清是警车，愣了一下，才慢吞吞地推开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

厂区很大，但已经显出了衰败的迹象。几栋车间墙面上刷着“抓生产、保安全”的旧标语，红漆剥落了大半。机器的轰鸣声从车间里传出来，闷闷的，像一头老牛在喘气。

沈让把车停在厂部办公楼前，和苏岚一起上了三楼。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姓吴的车间主任，五十来岁，头发花白，脸上堆着那种见了警察就紧张的笑。

“周小芸？对，是我们车间的。”吴主任把他们让进办公室，手在裤缝上擦了又擦，“她好几天没来上班了，我们正愁着呢。她那个工友刘春芳去她家里找过，没人开门，这才到派出所报了案。”

“她最后一次来上班是什么时候？”沈让问。

“我想想……应该是上上个星期五。”吴主任翻着一本考勤本，手指在油印的表格上划拉，“对，就是十二号那天。之后就没来过，连着旷了好几天。这在周小芸身上可不多见，她这个人，虽然脾气硬，但从来不耽误工。”

沈让看了一眼苏岚。苏岚打开笔记本，记下了这个日期。

“她平时跟谁来往比较多？”沈让继续问。

“最多的就是刘春芳，她俩一个班组的，住得也近。”吴主任叹了口气，“再就是……周小芸这个人，你也知道，她跟厂里很多人关系都一般。”

“什么意思？”

吴主任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她那个人吧，犟得很。为了她爸的事，三天两头往上面跑，写信、上访。厂里劝了她多少回，领导也跟她谈过，她都不听。你说那些事都过去多少年了，她还老揪着不放……”

沈让目光一凝：“她爸的事？什么事？”

吴主任像是忽然意识到自己说多了，干笑了两声，摆摆手：“哎呀，就是些陈年旧账。她爸以前也是我们厂的，后来剧院那场大火……没了。小芸就总觉得有人故意放火，说厂里亏待了她家。其实厂里当年也给了抚恤金，该照顾的都照顾了。”

苏岚的笔尖在纸上停了一瞬，抬头看向沈让。

沈让不动声色地追问：“她最近有没有跟人吵过架？”

“最近……”吴主任想了想，“上周吧，她跟车间里的张丽吵了一架，为的是排班的事。小芸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嘴上不吃亏。不过就是工人之间的小矛盾，不至于……”

沈让没再往下问。他提出想去周小芸的工位看看，吴主任连忙起身带路。

车间里噪声震耳，空气里飘着细碎的棉絮，呛得人鼻子发痒。几十台纺纱机列成两排，女工们戴着白帽子和围裙，在机器之间来回穿梭。沈让注意到，经过他们身边的几个女工都偷偷往这边看，眼神复杂。

周小芸的工位在车间东头，是一台老式纺纱机，机台表面擦得干干净净，梭子还插在纱锭上，像是主人随时会回来。机器旁挂着一块小木牌，上面用粉笔写着名字：周小芸。

苏岚走上前，仔细查看机台周围。她在机台下方发现一只旧帆布包，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个搪瓷饭盒、半包香烟、一把木梳，还有几张折得皱巴巴的纸。

“沈队，你看这个。”苏岚把纸展开，是几封信，没有寄出，字迹潦草但有力。信的开头都写着“尊敬的领导”，内容只有短短几句。

“我是1983年红旗剧院火灾遇难者周国庆的女儿。我要求重新调查火灾真相，我父亲死得不明不白，有人纵火，有人作伪证。请领导为民做主。”

日期是1991年的，一直写到今年初。

沈让拿着那几张纸，手指微微收紧。周国庆，红旗剧院，纵火，作伪证。这些字眼像一根根细针，扎进他记忆深处某一块早已结痂的地方。

他父亲沈国栋，当年正是红旗剧院火灾案的第一调查警察。

“苏岚。”他压低声音，“把东西拍照，带回去。”

苏岚点头，迅速把信纸装进证物袋。

沈让直起身，环顾了一圈车间。那些女工有的低头干活，有的偷偷朝他这边看。他走向最近的工位，问一个年轻女工：“周小芸最近有没有说过什么奇怪的话？比如害怕、或者有人跟踪她？”

年轻女工叫刘春芳，正是报案的那个人。她眼圈有点红，像是哭过：“小芸姐她……上周跟我说，她好像又被人盯上了。她说晚上回家的时候，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让她报案，她说没用，警察不会管她家的事。”

沈让眉头微皱：“她原话是怎么说的？”

刘春芳抽了抽鼻子，压低声音学道：“春芳，那些人又来了。我不会放过他们的。我就是死了，也要讨个说法。”

“那些人”是谁？

沈让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刘春芳却摇了摇头，神色慌张地看了一眼远处的吴主任，说什么也不肯再往下讲了。

从车间出来，天色暗了下来。风从城西方向刮过来，带着些煤烟味。沈让站在纺织厂门口，点了根烟，狠狠抽了一口。

苏岚站在他身后，轻声说：“沈队，周小芸父亲的死，和我们现在查的分尸案……”

“她在上访。”沈让打断她，声音低得像在对自己说，“一个上访了十年的人，突然被人掐死，分尸，扔进废弃钢厂。”

他抬头看了一眼纺织厂那面斑驳的灰墙，墙头上插着碎玻璃，在暮色里泛着冷光。

“苏岚，回局里。”沈让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碾灭，“我要调一份1983年的卷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