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关的城墙修好之后,萧彻在关外种了一排柳树。
不是他种的。是他带人种的。
他说:"你爹当年在北境守了二十年,没种过一棵树。我替他种。"
我站在城墙上看他挖坑,阳光晒得他满头大汗,铠甲脱了搭在旁边,只穿一件粗布短打,袖子挽到胳膊肘,手上全是泥。
我爹当年也没穿过粗布短打干过活。
他要是看见了,大概会骂一句"不成体统",然后偷偷从墙头翻下去帮他扶树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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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府的院子,草没拔。
我让它长着。
但花种了。
不是波斯菊。是向日葵。
我爹生前最爱向日葵——他说这花蠢,太阳转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没骨气。但他说这话的时候,自己正站在校场正中央,面朝南方,等京城的军报。
太阳转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他跟了一辈子。
我把向日葵种在院子正中间,正对着我爹的灵位。
花开的时候,金灿灿的一大片,像一面倒过来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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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彻来的频率变了。
以前是隔三差五来一次。现在几乎每天都来。
但他不敲门了。
他翻墙。
跟三年前在断魂崖下翻我窗户一模一样。
第一次翻进来被我看见了,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走正门了?"
他说:"正门太远。"
"远?三步路。"
"三步也是路。翻墙快。"
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是酱牛肉,切好了,用荷叶包着,还热乎的。
"下酒菜。"他说,"今天的不辣,你上次说嗓子疼。"
我接过荷叶包,打开,肉切得厚薄不均——他切的。
边上还配了一小撮腌萝卜,酸脆爽口。
"你什么时候学会切肉的?"我问。
"练了一个月。"
"切到手了?"
"……切了三次。"
他把手伸出来给我看。右手食指上三道疤,一道比一道浅——最新的那道快看不出来了。
我盯着那三道疤看了很久。
比他脸上的疤看得更久。
"下次别切了。"我说,"我来做。"
"不行。"他摇头,"你肩上有伤。"
"早好了。"
"下雨天还疼。"
……他怎么知道的。
我每次下雨天右肩酸,从来没跟他说过。但我会在那种天少动胳膊——他注意到了。
这人打仗的时候粗心得很,追柳嫣然能追丢,查内鬼能查三年。但偏偏——这些事,他全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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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做饭,是从一碗红糖水开始的。
我小产那天,青黛端来的那碗红糖水,他后来尝了一口——太苦了,是药量放错了。
他知道了之后,把自己关在厨房里整整一个下午,煮了七碗红糖水。
第一碗太淡。第二碗太甜。第三碗糊了。第四碗忘了放姜。第五碗姜放多了辣嗓子。第六碗盐当糖放了。
第七碗,他端到我面前的时候,手在抖。
我喝了一口。
刚好。
甜度刚好,温度刚好,姜的辣味刚好。
他站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我。2
这段也太好哭了吧
像一只等主人评价的大狗。
"还行。"我说。
他嘴角压不住了。
"还行"——对他来说,就是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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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后来搬回了将军府。
他住西厢房,每天还是拔草——虽然我不让他拔了,但他闲不住,每天拿着小锄头在院子角落里刨来刨去。
有一次我看见他在给向日葵浇水,浇着浇着停下来,对着花说:"老将军,您女儿现在有人疼了。"
然后他继续浇。
我站在廊下,没出声。
将门之女,不哭。
但那天风大,沙子吹进了眼睛。
对。
就是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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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魂崖上的那面旗,后来被收下来了。
不是因为破了。
是因为——周铁柱的侄子来找我了。
十七岁少年的哥哥战死在断魂崖,他今年也十七了,瘦瘦小小的,但眼睛很亮。
"婶子说让我来找你。"他站在将军府门口,手里提着一包种子,"说让我跟着你,像我哥那样。"
我看着他,想起他哥临死前把那面旗撕下来想举起来的样子。
"进来。"我说。
他进来了。
和我十七岁那年被我爹带回来的时候一样。
我把那面旗叠好,收进了樟木箱子里。
和那半枚虎符放在一起。
旗上的血迹还在。
永远都在。
但旗不用再飘在崖口了。
因为崖口有人守了。
不是我。
是周铁柱的弟弟。
是那三十一人的儿子们。
是萧彻带出来的新兵。
是这江山里,一代一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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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后。
我坐在将军府的台阶上,晒着太阳。
向日葵开了一院子,金灿灿的。
萧彻在厨房里切肉——不知道今天又切到第几碗了。
陈伯在西厢房门口打盹,锄头靠在墙上。
周铁柱的弟弟在院子里练枪——枪法还嫩,但架势对。
柳嫣然的波斯菊种子,我留了一把,种在院子角落里。
粉的、白的、黄的。
和她的水绿色裙子,隔着千山万水,开在同一片阳光里。
风从北面吹过来。
带着沙和血的味道。
也带着酒和花的味道。
我闭上眼。
将门之女,不哭。
不皱眉。
不回头。
但——可以笑了。
真的,可以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