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后,叶振云常常想起1990年的这个夏天。
他后来跟很多人讲过这一年——讲罗湖桥,讲铜锣湾的雨,讲维多利亚港的渡轮。但有一件事他很少讲:他真正跨过的,其实不是罗湖桥,也不是深圳河,而是他自己心里那道坎。那道坎他搭了整整三年,一砖一瓦,垒得严严实实,上头写着四个字:来日方长。
是刘芳的信把那道坎拆了的。
人这一辈子,有些道理要摔过跤才懂,有些人要等快失去了才看清。叶振云三十岁前懂的道理不多,但这一条他从此记了一辈子——世上没有"等准备好"那一天。你此刻站的地方,就是你能出发的地方。
铜锣湾那场雨的第三天,李想约刘芳在办公室谈话。
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维多利亚港。李想给她倒了杯水,玻璃杯子磕在桌面上,发出很轻的一声。

"你这几天,心不在焉。"他说,"报关单错了两次,这在以前不会发生。"

"对不起,李先生。"刘芳低着头,"我家里……有点事,我会注意的。"
李想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往椅背上一靠,摘了眼镜,揉了揉眉心——那是他谈成大单子之前才会有的动作,像是在下一个很大的决心。

"刘芳,我问你一句话,你要跟我说实话。"

"……您说。"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刘芳手里的杯子"哐当"一声磕在桌上,水洒出来,洇湿了半张桌面。她的脸瞬间白得没了人色,嘴唇动了动,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我是个做贸易的,看人是吃饭的本事。"

"李先生,我对不起您……"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你和他走吧,他是个好人。"

"那你呢?你怎么办?"

"我还能怎么办,你们孩子都有了,他也追来了,你放心,我家里人还会给我找人的。"
等他说完,办公室里沉默了很久。窗外有货轮的汽笛声,远远地飘过来。

"李先生……"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她,看着海港里来来往往的船只。

"刘芳,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帮你吗?"
刘芳不敢答。

"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种我在香港很少见的东西。"李想说,声音很缓,"那时候你刚来,在仓库里理货,别人下了班都走了,你留下来把剩下的几十箱货对完账再走。我问你为什么,你说——'收了这份工钱,就要把这份活干完。'"
他转过身来,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点怅然,又有点放下的释然。

"这几年,我看着你从一个理货的,做到能独当一面管一条业务线。我赏识你,这是实话。说没有过别的想法,那是假话——但我也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个人。你在香港这一个月,办公桌上放着一张火车票,广州到山东的,你天天看。我当时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

刘芳的眼泪又下来了:"李先生,谢谢你"

"不用谢我,谢谢你自己。"

"别哭了,对身体不好。"李想摆摆手,走回桌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过来。

"这里是两个月的薪水,算是遣散费,也是我的一点心意。还有两张船票,后天的,去广州的。"

刘芳愣住了:"李先生,您…这是?"

"你在我手底下做事,我没能让你安心,是我这个做老板的没做好。"李想看着她,很认真地说,"现在孩子的父亲来了,人家从广州追到深圳,从深圳过了罗湖桥,堂堂正正站在香港的土地上找你——这样的男人,值得托付。"

"你信里写过一句话,我记得,'能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他笑了笑,"现在你把这句话,亲口说给该听的人吧。"

刘芳再也忍不住,站起来,对着李想深深鞠了一躬,泣不成声:"李先生,谢谢您……谢谢您……"

"免了。"李想重新坐回椅子里,挥挥手,恢复了往常那副商人的从容,"回大陆去吧。以后要是有好日子了,记得寄张孩子的照片来。对了——"
他忽然想起什么,从抽屉里又拿出一个小盒子。

"前阵子跑外贸,顺手带的。本来想等你生日给你个惊喜,现在正好,就当是……我这个做长辈的,给未出世的孩子,一点见面礼。"
盒子里是一只小小的银锁,长命锁,坠着红绳,在灯光下亮闪闪的。
刘芳捧着那只小锁,眼泪一滴一滴砸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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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李想的写字楼,刘芳在楼下站了很久。
傍晚的风从海港吹过来,带着咸腥味。她抬头看,叶振云就站在街对面——这些天,他每天都这个点在楼下等她,不言不语,就站在那里,像一堵挡风的墙。
她快步走过去,把信封和船票举给他看,语无伦次地把办公室里的对话说了一遍。
叶振云听完,沉默了很久。

"我去见李先生一面。"他说。

"见他做什么?"

"道谢。"叶振云看着那栋高楼,很认真地说,"他照顾了你一个月,这是恩。他成全了我们,这是义。恩义两桩,当面的,我必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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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想接见了叶振云。两个男人在办公室里谈了半个钟头,没人知道谈了什么。
只有叶振云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手里多了一个沉甸甸的皮包——李想借给他的"本钱",让他回大陆之后做个小生意起步。
当晚的渡轮上,叶振云把那个包推给刘芳。

"李先生说,这钱不是给的,是借的。他说——"叶振云学了一句李想的语气,"'我李想不做亏本的买卖,这钱连本带利,等你叶老板的服装厂开到香港来那天,再还给我。'"
刘芳噗嗤一声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把头靠在他肩膀上。
海面上,香港的灯火渐渐退到身后,像一条慢慢熄灭的灯带。

"振云。"她忽然说。

"嗯?"

"我们有家了。"

"嗯。"叶振云搂紧她,"以后还要有个小秋。"

"女孩还行,男孩也叫这个,不好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那为什么叫小秋?"

"1987年的秋天,南下的火车上,有个人差点摔倒,我扶了一把。"叶振云低下头,看着她,"就是从那个秋天起,我这一辈子,才有了奔头。"
刘芳怔住了,眼泪顺着脸颊滑下来,滴在那个装着长命锁的小盒子上。

"好。"她说,"就叫小秋。"

"不管是男是女,都叫小秋。"
海风吹着渡轮往大陆的方向走。香港的灯远了,前头,珠江口的渔火一点一点亮起来,像有人在天边铺了一条回家的路。
海风吹着渡轮往大陆的方向走。香港的灯远了,前头,珠江口的渔火一点一点亮起来,像有人在天边铺了一条回家的路。
船过虎门的时候,叶振云站在甲板上,把那封已经磨得起毛的信拿了出来。刘芳靠着他的肩膀睡着了,呼吸很轻,眉头舒展着,是这一个月来他见过的、她睡得最安稳的一觉。
他把信纸展开,就着船舱里透出的灯光,最后一次读了一遍。
"所以我走了。"
他笑了笑,从兜里摸出火柴,把信纸凑到火苗上。火苗先是舔了舔边角,然后"呼"地一下卷起来,把三年的犹豫、一个月的心急,全都烧成了灰。纸灰飘进海里,眨眼就没了。
有些话,写在纸上的是告别;说出来,才是开始。
他在心里对那封烧掉的信说:你的任务完成了。
然后把怀里的人搂得更紧了些。
前方是大陆,是广州,是还没挂牌的小作坊,是要攒的本钱,是要拜的长辈,是还没来得及办的那场婚礼,是六个月后就要出生的、叫小秋的孩子。
事情还有很多,一样一样来。这一回,他不是一个人了。
渡轮拉响了进港的汽笛,悠长,洪亮,像谁在珠江口敲了一面锣——
戏,要开场了。
船到广州那天,天上下着毛毛雨。
叶振云一手拎着那个装着长命锁和船票的旧皮箱,一手护着刘芳,走下跳板。码头上来来往往的人,没有谁知道,这个穿着发白衬衫的男人,几天前还站在罗湖桥的这一头,对着一片看不见的土地发过誓。
现在,誓言的一半已经兑现了——人带回来了。
可另一半,才刚刚开头。
回山东的火车票,叶振云是到广州的当天就买好的。两张,硬座。

刘芳看着票根上的日期,问他:"就这么回去?我这样子,怎么见我妈?"
叶振云把票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跟那张刘芳写给他的信放在了一起。

"就这么回去。"他说,"天大的事,见着妈,就不是事了。"

"再说——"他顿了顿,看着码头上川流不息的人群,看着远处广州城里一栋一栋的厂房,看着这条他流过三年汗水的珠江,"广州的生意,我以后还会回来做。但这一次,我得先把你,堂堂正正地娶进门。"
火车开动的时候,是1990年的盛夏。车窗外的稻田一片一片往后退,绿得望不到边。
没有人知道,这一趟北上的列车,载着的不是两个回家的人。
载着的,是一个正要开始的年月。
——山东老家到了。叶振云搀着刘芳走下火车,站台尽头,他远远地看见了自家村口那棵老槐树,树下,站着两个头发花白、踮着脚张望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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