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案：第四章

第四章：赤脚医生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透陈卫东就醒了。他一晚上没怎么睡，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合了眼，天蒙蒙亮又被窗外的雪光晃醒了。筒子楼的暖气半夜就停了，被窝里冷得像冰窖，他掀开被子坐起来的时候打了个寒颤。

　　他没洗脸，先坐到桌前把昨天那五样东西又摆了出来。钥匙、扣子、日历纸、线头、尸检报告封面。五样东西排成一行，在早晨灰白的光线里安安静静地躺着。

　　陈卫东拿起线头看了看，又放下。然后他拿起扣子翻到背面，再次确认了那行字——“黔南制衣厂，85”。他把扣子捏在手心里转了两圈，然后站起来穿衣服出了门。

　　自行车还在车棚里撂着，昨晚上回来没锁，车座上落了一层薄雪。他拿袖子扫了一把骑上去，出了大院往南骑。雪后的路面不好走，有些地方结了冰，车轮碾上去打滑，他放慢了速度，两脚撑着地面慢慢往前溜。

　　大关县南边二十里过了省界就是贵州地盘。黔南制衣厂就在省界旁边，一个叫摆浪的小镇上。陈卫东骑了一个多钟头才到，远远看见一排灰扑扑的厂房蹲在路边，铁皮屋顶锈得发红，门口挂着的厂牌歪了半边，上面“黔南制衣厂”几个字掉了两个笔画。

　　厂子已经黄了好几年了。院门关着，铁门上了锁，锁锈得跟铁门焊在一起了。陈卫东把自行车停在门口，绕到侧面看了看——侧面的小门虚掩着，没锁。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院子里空荡荡的，地砖缝里长满了枯草。厂房的门窗全破了，风灌进去呜呜地响。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下，听到旁边一间小屋里有人咳嗽，走过去推开门——里面坐着个老头，围着炉子在烤火，抬头看见穿着警服的陈卫东，愣了一下：“你是哪个？”

　　“公安局的，”陈卫东亮了亮证件，“来查点东西。老人家，这厂子以前的事你还记得不？”

　　老头往炉子里添了根柴：“我在这厂干了二十多年了，看守的，厂子黄了也没走，镇政府让我留在这儿看房子。你查什么？”

　　“以前厂里的职工名单，还有没有留底？”

　　老头想了想：“档案室的东西都搬走了，搬到镇上去了一部分，剩下的烧了。不过花名册我倒是有几本，当年发工资用的，我没舍得扔。”

　　他站起来走到墙角一个铁皮柜子前面蹲下来翻了半天，从最底下拽出三本厚厚的工作手册，封皮上沾着灰：“你要哪年的？”

　　“八五年的，八六年的。”

　　老头翻了两本，抽出其中一册递给他：“这是八五年的。八六年的那本，不知道丢哪去了，可能被老鼠啃了。”

　　陈卫东接过来翻开。纸页已经发黄了，手写的，蓝黑墨水的钢笔字，一页一页排着密密麻麻的名字。他在“制衣二组”那一页停住了，目光从名字上一行一行地扫过去，扫到第三行的时候停住了——“周德福”。

　　周德福。黔南制衣厂制衣二组职工。1985年在册。

　　陈卫东继续往下看，同一个组里还有六个人。第五行写着一个名字——“杨大成”。

　　杨大成。陈卫东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然后往前翻到花名册的首页，上面列着全厂的职工总表。他在总表里找“杨大成”这个名字，旁边备注栏里写着“摆浪镇人”，备注栏的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弟：杨二虎，在大关县务工”。

　　杨二虎。

　　姓杨的司机。

　　陈卫东合上花名册，问老头：“这个杨大成，还在不在镇上？”

　　老头想了想：“走了好几年了。他弟弟在你们大关县那边混得好，把他接过去了。”

　　“接过去做什么？”

　　“听说给他弟弟帮忙。他弟弟在大关县给什么单位开车，忙不过来，把亲哥叫去搭把手。”

　　陈卫东把花名册上“杨大成”那一页折了个角，记下了他的家庭地址——摆浪镇老街37号。他把花名册还给老头：“老人家，这本册子能不能借我两天？”

　　老头看了他一眼：“你拿去吧，反正留着也没用了。记得还就行。”

　　陈卫东把花名册夹在大衣内侧的口袋里，骑上自行车往回赶。风灌进领口冷得钻骨头，但他蹬得飞快，车轮在冰面上“吱吱嘎嘎”地响。

　　回到大关县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他没回局里，先去了老街37号。摆浪镇的老街37号在大关县城的南边，一栋老旧的二层楼房，楼下开着一间杂货铺。陈卫东把自行车停在路边走进去，店里一个中年女人正在柜台后面剥豆子，抬头看了他一眼。

　　“杨大成在不在？”

　　女人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你找他什么事？”

　　“公安局的，想跟他了解点情况。”

　　女人把豆子放下，擦了擦手：“杨大成不在。他去年就走了。”

　　“去哪了？”

　　女人低着头不看他：“死了。去年冬天得的急病，送到医院没救过来。”

　　陈卫东在柜台前面站了一会儿：“他弟弟呢？杨二虎，你认识不？”

　　女人的表情变了一下：“认识。他是大成他弟，在大关县给公家开车。大成死了之后……他来过两回，把大成的东西都收拾走了。”

　　“杨大成死之前有没有跟你提过什么事？比如，有没有什么人来找过他？”

　　女人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看了陈卫东一眼：“有个穿黑衣服的，隔段时间就来一回。大成的弟弟也来过，但跟那个人不是一起来的。那个穿黑衣服的来了就坐一会儿，说几句话就走。大成也不跟我说是什么事。”

　　“穿黑衣服的长什么样？”

　　“个子不高，背有点驼，跟大成他弟差不多高。我不太记得脸了，他每次来都戴着帽子。”

　　陈卫东没有再问了。他走出杂货铺的时候，那串信息在他脑子里排成了一行——周德福和杨大成在黔南制衣厂同一个班组干活，杨大成的弟弟杨二虎是廖国栋的司机，杨大成去年冬天死了，死之前有一个穿黑衣服的驼背男人经常来找他，而这个驼背男人跟杨二虎差不多高。

　　陈卫东骑上自行车往局里赶。到了刑警队大院他直接把车一撂，跑上楼去找猴子。猴子正蹲在二楼走廊里抽烟，看见他上来站了起来：“陈队，你跑哪去了？吴老师找你两回了。”

　　“你帮我查一个人，”陈卫东说，“杨二虎。廖科长的司机。我要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大关县的、谁介绍来的、户籍在哪。越快越好。”

　　猴子点了点头：“行，我马上去。”

　　“还有，”陈卫东把他拉到走廊角落里压低了声音，“你去户籍科查一下杨二虎的资料，他是不是摆浪镇人，他哥杨大成是不是死了。查完直接来办公室找我。”

　　猴子把烟掐了转身就跑。陈卫东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关了门，把大衣脱下来挂在门后，然后把那本花名册放在桌上翻开到制衣二组那一页。他看着“周德福”和“杨大成”这两个名字并列排在同一行里，中间只隔了一个名字。

　　同班组的工友。1985年一起干活的人。那时候周德福还不到三十，杨大成比他大几岁。他们的弟弟后来成了廖国栋的司机——杨二虎。而这个司机在粮库案发的第二天，跟廖国栋一起出现在了现场，还进了一趟库房，“顺手”拿走了老周桌上的东西。

　　陈卫东在周德福的名字下面画了个圈，又在杨大成的名字下面画了个圈，然后在两个圈之间连了一条线。

　　他正在看那条线，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猴子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纸，脸上的表情有点奇怪。

　　“陈队，查到了。”

　　“说。”

　　猴子走进来把门带上：“杨二虎，摆浪镇人，初中文化，今年春天来大关县的。介绍人那一栏填的是廖国栋的名字。以前在大关县没有工作记录。”

　　“他哥呢？”

　　猴子顿了一下，把那张纸翻过来：“杨大成，去年冬天死的。户籍已经注销了。死亡原因填的是‘突发性疾病’。但我去医院问了一下——当时接诊的医生说杨大成不是病死的，是喝农药自杀的。他死之前三天刚刚报过警，说什么‘有人要害他’。派出所去问了一次，他说是喝酒了胡说的，就没再管。三天之后他就死了。”

　　陈卫东靠在椅背上，后背紧贴着木头椅子，发出一声闷响。

　　“去年冬天。”

　　“对，去年冬天。跟李小花失踪案隔了两年。”

　　陈卫东没有说话。他低头看着花名册上那两个并排的名字，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被一块一块拼起来，拼成一张他还看不清全貌的图。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穿上大衣：“我去粮库后山坡一趟。你在这儿等着，如果廖科长来找我，就说我去乡下了。”

　　猴子说：“还去山坡？周德福不是已经跑了？”

　　“他跑之前收拾了屋子，但没有带走墙上那串棕榈叶绳。一个急着跑的人不会留下那么明显的东西。”

　　“你是说……”

　　“他不是自己跑的。”陈卫东已经走到门口了，回头看了猴子一眼，“是有人叫他跑的。那个人告诉他不用担心绳子的事——会有人来处理。但那个人没有来。所以绳子还挂在墙上。”

　　他说完就出了门，快步穿过院子往粮库方向走去。雪又开始下了，细细碎碎的，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他的头发上。他走得很急，步子又大又快，在雪地上留下一串又深又密的脚印。

　　走到粮库后山坡底下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山坡上那间土坯房还跟昨天一样，门关着，门口那串干棕榈叶被雪压得垂下来。他踩着湿滑的红泥爬上去，走到门口，推了一下门。

　　门开了。

　　屋里跟昨天一样。灶台冷的，锅倒扣着，杯子倒扣着，被子叠好的，墙上的棕榈叶绳还在。但陈卫东的目光没有落在这些东西上。他看的是地面——靠近门口的地面上，有一小片被踩过的地方。雪水化了又干了之后留下的泥印，比别处颜色深一点，形状像一只脚的脚印。

　　他蹲下来仔细看。不是他的脚印，是新的。比他的脚小一点。

　　有人在他之后来过这间屋子。

　　陈卫东站起来，走到灶台前面，伸手摸了一下锅底——凉的。但他又摸了一下灶台的台面——靠墙的位置有一小块是温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刚被拿走不久。

　　他低头看灶台下面的地面。地上落了一小撮烟灰——是香烟的烟灰，灰白色的，带着一点未燃尽的黑色末子。他用手捏了一点闻了闻，是“红梅”牌的。

　　廖国栋抽的就是“红梅”。

　　陈卫东蹲在灶台前面没有动，他在想一件事。廖国栋不仅来了粮库现场、派人进了库房拿了老周桌上的东西、还来过周德福的家。他来拿走了周德福没有带走的东西。周德福走之前把灶台收拾干净了、把杯子倒扣了、把被子叠好了，但他没有把墙上的棕榈叶绳带走。廖国栋来之后——棕榈叶绳还挂在墙上，但灶台上的台面靠墙那一小块是温的——他拿走了周德福藏在灶台里的东西。

　　陈卫东站起来走到灶台侧面蹲下来，把灶台的铁皮围板掀开一条缝。他的手电光打进去，里面是空的。但铁皮围板的内侧有一道细长的划痕，像是有什么硬的东西长期搁在这里磨出来的。

　　周德福把重要的东西藏在了灶台的夹层里。廖国栋来拿走了。

　　陈卫东把铁皮围板放回去，站起来最后看了一圈屋子。墙上的棕榈叶绳还挂着，没有被动过。廖国栋要的不是绳子，是藏在灶台夹层里的东西。

　　那是什么？

　　陈卫东走出屋子，把门带上。站在门口的风雪里，他把昨天到今天所有的线索重新拼了一遍——周德福在黔南制衣厂跟杨大成同班组、杨大成是杨二虎的亲哥、杨大成的死因是被掩盖了的自杀、杨大成自杀之前报过警说有人要害他、杨二虎是廖国栋的司机、周德福在案发第二天早上“失踪”了、廖国栋来过周德福的屋子拿走了灶台夹层里的东西。

　　一张网。从1985年的黔南制衣厂到1986年李小花走失案到大关县刑警队科长办公室到粮库守夜人的死，一张织了至少三年的网。

　　他站在雪地里抬头看了一天的天。灰白灰白的，什么都没有。风从山坡上灌下来打在脸上生疼，他没有躲，就那么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转身往坡下走，走到半坡的时候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粮库的方向——灰扑扑的屋顶在雪幕里只剩一个轮廓了。他在心里算了一下时间：周德福今年不到四十，杨大成去年死的。如果他们1985年就在一起干活，那他们至少认识了三年以上。三年里他们经历过什么？

　　从黔南制衣厂倒闭到李小花走失，中间只隔了一年。

　　陈卫东下了山坡，推着自行车往回走，走了半条街的时候迎面来了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在他身边慢慢停下来。车窗摇下来，露出杨二虎那张脸。他歪着头看着陈卫东，脸上没什么表情，嘴角动了一下算是打了个招呼：“陈队长，这么大雪天的，你还在外面跑啊？”

　　陈卫东把自行车停住，也看着他：“杨师傅，你哥杨大成是去年冬天死的？”

　　杨二虎的表情僵了一瞬——那种僵只有一眨眼，然后他脸上又恢复了那种什么表情也没有的样子。他的手放在方向盘上，指尖轻轻敲了两下：“陈队长怎么问起这个？”

　　“就是打听一下。”

　　杨二虎顿了一下，嘴角又动了一下，这次不是笑：“陈队长，我哥的事跟粮库那个案子没关系。你不用查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查粮库的案子？”

　　杨二虎的表情第二次僵住了。他的手在方向盘上停住了，没有敲下去。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最后他说了一句：“廖科长说的。他说你在负责那个案子。”

　　然后他把车窗摇上去了。黑色的玻璃把那张脸挡住了，桑塔纳开走了，车轮在雪地上碾出两条笔直的印子。

　　陈卫东站在雪地里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街角，然后跨上自行车继续往回骑。风在耳边呼呼地响，他的大衣被吹得鼓起来又贴回去，但他脑子里一直转着杨二虎那个表情——他提起“我哥的事”的时候，那种僵住的感觉，不像是伤心，更像是害怕。

　　他在怕什么？

　　回到局里的时候猴子还在办公室等他，看到他回来立刻站了起来：“陈队，我找到了杨大成的报警记录。”

　　“哪一年的？”

　　“去年秋天，他死之前三个月。报警内容只有一句话——‘有人在跟踪我，我认识那个人，姓周’。派出所的人去问了一次，他改口了，说是喝酒了。然后就结了。”

　　姓周的。

　　周德福。

　　陈卫东在椅子上坐下来，把花名册翻到那一页，看着“周德福”和“杨大成”并列在一起的两个名字。他合上花名册，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雪还在下，越下越大了，整个大关县都被盖在底下。

　　他听到猴子在后面说：“陈队，这个案子……好像比我们想的要大。”

　　陈卫东没有回头。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窗外，然后说了一句：“晚饭我请你。去街口那家面馆。”

　　“吃面？”

　　“嗯。吃完你帮我做件事。”

　　“啥事？”

　　陈卫东转过身来：“帮我盯一下杨二虎。他今天晚上要去见一个人。”

　　猴子站在那儿看着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想了想又闭上了，最后点了点头：“行。”

　　陈卫东拿起大衣重新穿上。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那颗黑扣子看了一眼——“黔南制衣厂，85”。

　　他把扣子放回口袋，推开了门。走廊里暖气片的嗡嗡声和窗外雪落的声音混在一起，听不清楚。他踩着楼梯往下走，脚步不快不慢的，一声一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