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七oc 2

我叫慈孽鸫。

外面的人都叫我“鸫老板”，这个称呼是从岛上那些工人嘴里传出来的。我在海面上有一座岛，叫吉鸫岛，岛上的制药厂白天轰轰响，托儿所里孩子的哭声和笑声混在一起，工人下了工端着搪瓷碗往食堂走，日子看起来和别处没什么两样。来这儿干活的人都说老板心善——包吃包住，还给带孩子。

但这座岛底下是什么，从来没人亲眼见过。也没人晓得，几年前我还叫别的名字，连现在这身皮囊，都是从别人身上扒下来的。

我不是人。很久以前——久到没有人记得的时候——这世间就开始攒东西了。人的贪念、恶意、怨气，活着的时候放不下，死了也散不掉，就那么一团一团地堆在暗处。堆得久了，就凝出了形。那就是我。

我没有固定的样子。几千年里，我换过很多副壳子。每换一个，就换一个身份，换一片地方。有些壳子用了几十年，有些才几年。我不挑，只要活人的皮囊里能装得下我的东西就行。最近一副壳子是个开制药厂的老板，活得好好的，有厂子、有存款、有体面的身份。我把他顶下来之后，接手了他的一切。那笔钱来路不正，但不关我的事，我只管把它洗出来，盖厂房、建托儿所，把一岛的人养活起来。

招工的事，我从不急。外头的人听说吉鸫岛待遇好，不用我多费口舌，自个儿就会找上门来。我让管事的在码头上贴了张告示，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制药厂招工，包吃包住，每月按时结钱，家中有小孩的，可以一并带上岛，托儿所免费照看。条件就这么几条，字也不多，但每一条都打在人心坎上。

那几年外头日子不好过，到处都在裁员，镇上好几家厂子关了门。我在告示上特意加了一句“常年招工，不限名额”，这话一放出去，来问的人就没断过。我让底下的人领着他们参观厂区，走一遍流水线，看看宿舍——两人一间，被褥干净，食堂的饭菜管够。等他们亲眼见过了，我再叫人端上一碟花生米和几碗热汤，坐在办公室里跟他们聊几句。聊什么不重要，关键是把话说得周全，让他们觉得这地方安稳、可靠。

但我不会所有人都收。来面试的人到我面前坐下，我看的其实不是他的简历。我看的是他身上的光——那团像火苗一样的东西，在他心里烧着，有人烧得旺，有人烧得暗，有人压根就没有。那团东西就是他的欲望。有的人想过上好日子，有的人想攒钱娶媳妇，有的人想让家里人过得比他强，还有人想逃——逃什么我不知道，但他们身上那团火苗就是压不住地往外冒。我看见谁那团火烧得最旺，我就知道那是最容易上钩的人。

剩下的人我会让底下打发走，说过几天再通知。那些人后来不会再收到消息，也就慢慢忘了这回事。被选上的人，过了几天会收到一封信，通知他们上岛的日子和船次。他们拎着包袱在码头排队上船的时候，脸上有笑容，眼里有光，以为自己的好日子终于来了。

他们以为自己是上岛讨生活的。拎着包袱，踩上跳板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觉得往后日子有了盼头。从码头往厂里走的那一路，我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身后的脚步声密密麻麻地跟着。他们看的是干净的宿舍和管饱的食堂，我看的是一个个端上来能摆盘的肉。以为登上了安稳的岸，其实已经踩进了灶房的门口。等他们把这里当成家了，那顿饭就该上了——谁会被摆上桌，什么时候轮到自己，都还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的事。

隔一阵子我就摆一回席。来的人不是谁都行的——得是有些分量的人物，手里攥着实权，身后拖着洗不干净的老底。他们在外头个个端着架子，名声大、辈分高，背地里却没少干见不得光的事。我给他们递帖子，说岛上新厂落成，请过来喝两杯，顺便看看岛上风光。到了日子他们坐着小船从对岸过来，上岸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站在码头边迎着，领他们穿过厂区和托儿所，绕到后面一间靠海的厅堂里。桌上摆着酒，几道菜冒着热气，看着跟寻常宴席没什么两样。

他们坐下来，动筷子，夹起第一块肉放进嘴里。那肉入口的时候，有的人顿了一下，像是咬到了什么熟悉又陌生的味道；有的人眉眼舒展开来，像是终于尝到了想了很久的东西。我把他们的反应一一看在眼里，不说话，只往他们杯子里续酒。

到了第二道菜端上来，就已经有人眼睛开始发亮了。筷子伸出去的时候比第一趟快了不少，夹到碗里也顾不得吹凉就往嘴里送。有人吃完了还把盘底的汤汁拿馒头蘸了蘸，仔仔细细刮干净，一口不剩。

吃过一顿的人，回去之后睡不踏实，脑子里老转着那股味道。过不了几天，就会托人带话给我，问什么时候再办。下回来的时候，他们不再像头一回那样端着架子了，甚至不等开席就先问我今天有什么菜。那团瘾已经埋在肚子里了，扎了根，发了芽。等到第三顿、第四顿，他们就彻底离不开了，有时候连我还没发话，自己就带着新的人上了岛，来的时候脸上堆着笑，说要给朋友引荐引荐这地方的好菜。

那些来过的人，后来都成了我宴席上的常客——走不了了，也不想走了。

只有一个人，从来不碰那些菜。满屋子的人埋头吃着，筷子起起落落，有人嚼得额头冒汗，有人连盘子底的汁水都拿舌头舔干净。可他站在原地，半步不动，眼神不往桌面上落。他不在桌边坐着，也没人给他留椅子。他就站在灯照不到的阴影里，看着满桌的人，像看一出跟自己毫无关系的戏。从头到尾，他就只是站在那儿，守着那一桌人，守着那些筷子碰过碗沿之后放下的声音。他是我的，是我盘中餐的例外。

他叫南洱珥。头一回见他的时候，他还叫南洱，缩在个做菜人的板车上，浑身上下脏兮兮的，嘴里嘟嘟囔囔说着没人懂的疯话。我蹲下来看他，瞧见他身上挤着两条命——另一道魂姓王。我把他买下来，在他名字后头加了个“珥”字，王字旁添个耳朵，算是给那道魂也留了个位置。

那几年我教他，像捏泥人一样一点点把他捏圆了。教他说话，教他压住脑子里的动静，教他别动不动就缩到墙根底下去。他慢慢学会了管住自己，后来管我叫“先生”，再后来管我叫爹。

我送他回了那座村子。当年吃了他爹娘的人——村长、那些从灶房里端碗出来的人、坐在村口吃得满嘴油光的人——我让他一个一个找出来，亲手割了他们的喉咙。他做这些事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手也很稳，像在完成一件早就该做的活。杀完之后，他坐在村口的石碾子上发呆，衣摆上沾着干了的血迹，眼睛直直地望着远处。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也没催他，只说了一句：“我不拦你，你自己选。”他听了之后没说话，低下头，过了很久忽然一头扎进我怀里，哭到天亮。后来我进了村长家的灶房，把那一锅东西重新煮了，端到他跟前，舀了一勺吹凉了喂他。他低着头一口一口咽下去，什么也没问。从那往后，他再也不问我那些肉是从哪来的，我也从来没跟他提过那天晚上的事。

我收了一把好刀。

他平时不在厂里走动，也不跟工人打交道。宴席摆起来的时候，他就在暗处待着，看哪个人筷子伸得犹豫，看哪个人眼神往门口飘。要是有人吃了一半放下碗想往外走，他会不声不响地跟上去，把人拦在门槛边，手搭在对方肩上，语气很轻地说一句“再坐坐”。那人就没法再动了。如果半夜有人摸黑往码头溜，他就更利索了——像影子一样撵上去，把人拖回来，怎么拖的、拖到哪去，从来没人看见过。宴席散了之后他再仔仔细细走一遍，看看有没有落下的碗筷、有没有坐过的人留下不该留的东西。他不说一句话，不让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但他就是那把一直悬在厅堂顶上的刀——谁想跑，谁就会先撞上他。

岛上要是少了人，外头得看不出来才行。厂里少了一个人，工位不能空着，岗不能没人顶。喜娘会被叫来，她拿竹篾扎出人形，糊上纸，照那人的脸面涂好颜色，再套上那人平时穿的衣裳。纸人立起来之后，往工位上一站，就顶了那人的活。外人看起来，那人的样子没变，照常上班、照常说话、照常写家信、照常接电话。谁都不会多想，只当那人还在好好活着。只有岛上的人知道，真身早就没了，连骨头渣都不剩。

南洱珥白天去城里唱戏，散场就回岛上。夜里他跟我睡在一个屋里，灯一关，屋子就只剩下窗外透进来的月光。他总是侧着身躺，呼吸很轻，我有时候听着听着就知道他没睡。他翻身的动静极小，像怕吵到我似的。偶尔他会转过头来看我，我知道他在看什么——看我左眼下那四颗黑痣。那道目光落在脸上的时候，没什么重量，像水面上漂的一片叶子，搁那儿就搁那儿了。我不说话，他也从来不问。我有时候半夜睁开眼，看见他的轮廓在月光里，像一截被海风泡过的木头。

就这么躺着，谁也不开口，各自听着彼此的呼吸声，过了很久才睡着。等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推开窗，点一根烟靠在窗框上抽。他醒了也不说话，只坐在床边慢慢系衣裳的扣子。

直到那个年轻人上了岛。穿一件灰夹克，在礁石上站了一整个下午，海风把衣摆吹得翻起来，他也没动。他不像来看风景的，也不像来等人的，他是在看这座岛——看码头上下的船，看厂里进出的人，看托儿所门口那些小孩的动向。我看得出来，这人眼睛里有东西，不是寻常游客会有的眼神。他还没走进厅堂，还没坐下动筷子，但我知道他迟早会来的。到那时候，桌上会多摆一副碗筷，他坐下，夹起第一口，然后跟其他人一样，再也走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