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标本的获取与首次解刨课（下）

我把最后一副用过的止血钳放进酒精缸里，直起腰，后背的肌肉酸得像是被人在脊柱两侧各捶了几拳。从胸腔到腹腔，从盆腔到颅腔，从脊髓到脑，全套解剖做下来，在原来那个世界是解剖教研室里四个学时、两组学生轮流主刀的活。今天只有我和刘二两个人，从头站到尾，没有电锯，没有吸引器，没有无影灯，只有两双手和赵大锤打的几把土制咬骨钳。我靠在墙上闭了几秒眼，然后用煮过的白布蘸着烧刀子酒精把长桌边缘溅出的组织液和血渍一一擦干净。刘二在桌子另一侧，也在擦，动作比我还仔细，擦完之后把沾了污渍的白布叠好放进专门的收集袋里，又换了一块干净布重新擦了一遍桌面。

遗体已经被我们重新缝合好，平躺在长桌上，正面那道从胸骨上窝延伸到耻骨联合的缝线细密平整，头皮缝合之后完全看不出曾被翻开过，背部切口也同样逐层缝合，还原得比很多外科实习生的关腹技术都规整。除了肤色比生前更苍白之外，他看起来就像是安静地睡着了。

“走吧，出去洗洗。”我拍了拍刘二的肩膀，推开柴房的门。院子里有一口井，井沿上搁着个木盆，盆里的水是早上差役打上来备用的，被正午的太阳晒得微温。我把口罩摘下来扔进旁边专门收集污染物的布袋里，弯下腰，双手掬起一捧水扑在脸上。温水冲走了眉弓和鼻梁上积了一上午的汗渍，也冲淡了鼻腔里残留的浓重酒精味。我连泼了几捧水，用袖子擦干脸，靠在井沿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这口气吐出去，绷了大半天的注意力才算真正松了下来。

然后我转头看向刘二。他正蹲在木盆旁边，两只手泡在水里，已经洗了有一会儿了。他的手指在水里反复搓洗，从指尖搓到掌根，从掌根搓到手腕，连指甲缝都用指腹反复抠了好几遍。洗完了手，他又掬起一捧水泼在脸上，用力搓了两把，再掬一捧，再搓。然后他把整个头埋进木盆里，水面漫过他的后脑勺，浸透的头发像一团散开的墨。过了好几秒他才从水里抬起头，水沿着发梢淌进衣领，他也不擦，就那样蹲在井沿边，两只手撑在膝盖上，十指微微发抖。

我没有催他。我自己第一次上解剖课的时候，从解剖室出来之后也在洗手间里搓了很久的手。那种感觉不是脏——我们的手洗得比任何时候都干净——但指尖上残留的触感挥之不去。分离筋膜时钝性推开的阻力，骨锯锯过颅骨时从刀柄传上来的震动，托起整副大脑时掌心感受到的重量，这些触感像是粘在了手指上，洗多少遍都洗不掉。

我在他旁边蹲下来，从井里又打了一瓢凉水，浇在他后颈上。他激灵了一下，但肩膀随即松弛了些许。

“王大夫，”他开口了，声音有点哑，眼睛没有看我，只是盯着自己泡在水里的十指，“你说，人跟人怎么就这么不一样。这个人杀了人，县太爷判他死刑，尸体送到我们手里，我们拿他学解剖。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人问过他愿不愿意。”他顿了一下，把手从水里拿出来，看着自己湿淋淋的掌心，“我不是觉得他可怜。他杀了人，偿命是应该的。我只是在想——他爹娘把他养到这么大，他小时候大概也跟宝儿一样，喝过甜的糖水，听过爹娘叫他的名字。后来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这个问题，解剖学回答不了。”我把手擦干，靠在井沿上，午后斑驳的树影落在我们两个人之间，“但你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今天这堂课你没有白上。解剖学教的是人体结构，你刚才分离了每一层组织，认识了每一个器官的位置和毗邻关系，这些是知识。你也是第一次亲手摸到、亲眼看到，脑和脊髓是怎么从颅骨和椎管里取出来的。这个触感，你这辈子都忘不掉。这就是训练——让你以后在活人身上动刀的时候，知道每一刀下去是什么层次、什么结构、什么风险。但他让学到的，不只是解剖学知识——你开始想这个人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这说明你已经不只是在看器官，你是在看人。一个好的临床大夫和一个只会背书的操作工，区别就在这个地方。一个医生，要能在病理切片里看到一个人。你现在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但等你消化了这一关，你的手会比以前更稳。”

刘二把脸上的水擦干，深吸了一口气，再慢慢吐出来，然后站起身。他转回柴房，从墙角把那几个泡着标本的陶瓷缸一个一个搬到板车上，心肺标本、腹腔器官标本、泌尿生殖标本、脑标本、脊髓标本，五个缸排成两排，缸口用油纸封好再盖上陶盖。他搬得很稳，没有一丝晃动，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板车推回刘二家的茅草屋，他特意在墙角清出一块空地，铺上干草，把五个缸按编号排好，又用一块干净的白布把整排缸盖住，四角用石头压稳。

第二天上午，给孔老爷做完例行回访之后，我没有直接回村，而是拐进了县衙。孔老爷的右肺湿啰音已经基本消失，体重回升了三斤，脾气也比以前好了不少。昨天居然主动问了我一句医学堂什么时候开，我说快了，等教材刻完就开，他哼了一声没接话，但我知道他已经在心里给自己那个学医的儿子留了个位置。

衙门口的值房差役见我来了，拱了拱手，说县太爷在后堂看公文，要不要通报。我说今天不是来找县太爷的，是来找昨天行刑的那几位兄弟。值房差役指了指后院，说都在班房里歇着，今天县太爷准了他们半天假。

班房里三个人都在。刽子手老张坐在条凳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面前的茶碗已经没了热气。端酒壶的年轻衙役靠在墙角，正低着头用指甲抠袖口上一块干了的酒渍。另一个戴口罩的衙役坐在桌边，手里捧着个茶碗转来转去，茶一口没喝。他们看见我进来，都站了起来。老张叫了一声王大夫，声音沙哑，但站姿还是稳的——不是受惊之后的萎靡，更像是熬了个大夜之后的疲倦。

我把药箱放在方桌上，在条凳上坐下来，把语气放得很随意：“今天不是来看病的，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们几个。昨天的事，辛苦各位了。”

老张给我倒了碗茶，茶汤是温的，颜色发暗，大概是早上沏的已经泡了好几泡。他把茶碗推到我面前，自己又坐回条凳上，双手搓了搓膝盖，开口时语气不像恐惧，倒更像是一个老工匠在复盘一件自己没太琢磨透的活计：“王大夫，我也不瞒你。砍头砍了大半辈子，什么样的死法我没见过？一刀下去，血溅一地，脑袋在地上打几个滚，吓人是吓人，但那就是一眨眼的事。昨天那个——那个人喝了酒之后，跪在那儿，忽然脸就歪了，全身抽成一张弓，眼睛睁着，喉咙里咕咕响，就是吸不进气。我们仨站在铁链外面，就那么眼睁睁看着。说实话，吓倒是不吓，就是心里头不踏实——这种死法，我没见过。”

年轻衙役在旁边闷声补了一句：“我昨晚翻来覆去睡不着，倒不是怕——就是脑子里老是他那张脸。以前砍完头我也睡得着，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

戴口罩的衙役终于把手里的茶碗放下了，茶碗碰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他叹了口气，说我们几个都是看惯了杀人的，头在地上滚，血喷一地的场面见得多了。但昨天那个，人跪在那儿，全身抽抽，脸扭成那样，眼睛还睁着，而且抽了很久才断气。他说的时候眉头拧着，不是在诉苦，更像是在描述一件超出了他经验范围的事——这件事让他觉得自己看了这么多年的处决经验忽然不管用了。

“说实话，以前觉得砍头已经是天底下最吓人的差事了。昨天之后——我觉得砍头太痛快了。他抽的时候我们仨站得最近，能清清楚楚地听见他嗓子里那种像是被人掐着脖子又掐不死的喘气声。老张当刽子手这么多年，昨天是头一回收工回来坐着发愣。”

老张没有反驳，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

我把茶碗端起来抿了一口，让茶水在舌根上停了一下。茶味寡淡，带着井水特有的微涩。放下碗之后我看着他，把声音放得很平，像是在讨论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那个药，叫士的宁。它不抑制呼吸，相反，它刺激全身肌肉痉挛性收缩。犯人从头到尾都是清醒的——他能听见你们说话，能看见周围的一切，能感受到剧烈的肌肉疼痛和越来越强烈的窒息感，但他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了。这种死法，从视觉上、从震慑效果上，确实比斩首更强烈。你们觉得心里不踏实，是因为你们以前对砍头这件事是完全掌控的——老张你知道什么时候下刀、用多大力度、犯人倒下之后是什么姿态，这些你全都烂熟于心。但昨天那场处刑，你们从头到尾只是旁观者，药是我配的，剂量是早就定好的，发作时间和死亡方式全在药物的药理特性里写着。你们没有控制任何事——这就是不踏实的来源。不是你们胆子变小了，是你们的专业经验被另一种完全不熟悉的处刑方式绕过去了。”

老张听到这里，眉头忽然展开了。他端起自己那碗凉茶灌了一大口，放下碗时嘴角竟然有了一丝极淡的笑意，说王大夫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以前行刑，每一个步骤都是自己手里出去的，砍完头心里有底。昨天站在旁边干看着，就像打了一辈子铁忽然让他去当拉拉队，浑身力气没处使，别扭。现在你这么一说，他就明白了——不是药的问题，是自己没上手，心里没底。

年轻衙役也抬起了头，抠袖口的手收了回去。他说那下次再有这样的差事，他们心里就有底了——至少知道这药是怎么回事了。戴口罩的衙役也跟着点了点头，说干了这么多年差役，头一回觉得行刑这事还能这么办，开了眼了。

我把随身带来的几个棉布口罩放在桌上，告诉他们老规矩，行刑之后口罩烧掉，手用烧酒洗过再碰别的东西。老张点头收下了，说回去就把昨天那几副旧的烧了。临走时他送我送到班房门口，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他昨天看到刘二在法场边上转悠，是不是也该让那小子找个时间去庙里拜拜。我说他昨天下午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现在那间茅草屋墙角泡着的东西够他琢磨好一阵子，没空做噩梦。

老张手里端着那碗已经凉透的茶，茶水在碗沿上晃了一下又稳住了。他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在嘴里反复掂量了好几个词的分量，最后才把那个问题吐出来，声音压得很低：“那东西……该不会是犯人身上的吧。”

他说的是墙角那几个陶缸。昨天差役把遗体从法场抬到柴房，今天县衙后院里就多了几个用油纸封口的陶缸，老张在县衙干了这么多年，这种异常的动静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大概从昨天收工之后就在琢磨这件事，琢磨了一整夜，直到现在才找到合适的机会问出口。

我迎着他的目光，没有躲闪，也没有急于辩解。他们三个亲手执行了这场处决，他们有权利知道这具遗体的去向。“是。”我点了点头，语气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与他们职务相关的既定事实，“那些陶缸里泡着的，是他的身体组织。昨天行刑结束之后，我和刘二在柴房里做了解剖——把他的身体结构一层一层分离出来，记录清楚，然后用酒精浸泡保存。以后医学堂的学员就要靠这些标本来认识人体的结构。”

端酒壶的年轻衙役手里拿着的口罩掉在了桌上，嘴巴微微张开，眼睛瞪得溜圆。戴口罩的衙役下意识地往椅背上靠了靠，喉结上下滚了一下，但没有出声。只有老张，他端着那碗茶，脸上的表情不是震惊，而是一种像是终于解开了某种疑惑之后的释然。他把茶碗放在桌上，点了点头：“难怪昨天县太爷反复交代，遗体要完整。难怪你提前好几天就在柴房里备了长桌和白布。我们几个一直在猜，只猜到了要留全尸，没猜到后面还有这么一出。”他顿了顿，抬头看着我，“那我们昨天做的——灌那碗酒，站那儿守着他断气——不光是在处决，也是在帮你拿教具。”

“可以这么说。”我把药箱合上，在他们三个面前坐下来，把声音压得很平，不起波澜，“这个犯人杀了人，按律法以命偿命，这是他欠的债。他在死后能用自己的身体帮医学生学习怎么救人——这是他在死后唯一能为活着的人做的事。没有你们昨天的配合，这件事做不成。所以你们不只是在执行一次处决，你们也在帮一个医学堂拿到第一具完整的人体标本。以后从这个医学堂走出去的学生，给老百姓开刀、接生、清创、缝合——他们手上每一分真本事里都有你们昨天站了那两刻钟的功劳。”

老张沉默了一会儿，扭头看了看墙角方向，又转回来：“那以后医学堂办起来，是不是每次处决之后都要这么搞？要是有家属来收尸的怎么办？”

“不会每次都这样。昨天这个犯人没有家属来收尸——无亲无故，死刑执行完毕后遗体无人认领，按规矩由官府处置。县太爷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才决定将他的遗体和医学校的教学需要衔接起来。以后如果有类似情况，也会按这个规矩办。至于有家属来收尸的，遗体按律法发还，不能用于解剖。县太爷还特意让我起草了一份文书，以后死刑犯在行刑前如果自愿捐献遗体用于医学教学，可以在文书上画押。这个规矩一旦立起来，以后医学校就不愁没有教学标本了。”

那个年轻衙役忽然开口了，说这不就等于赎罪了吗。我说不是赎罪——他杀了人，罪不能赎。但这是他死后唯一能做的对别人有用的事。老张端起茶碗，朝我这方向举了一下，以茶代酒。他说王大夫，你这话讲得实在。他杀了人，我们砍了他的头，这是法。你拿他的尸身去教学生，这是用。他罪有应得，法也不饶他，但他死后还能派上用场，这份用场是积在后来的病人身上——以后哪个被你学生治好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一点点因果是从这间柴房里出去的。他把茶碗放下，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行，这事我们心里有数了。以后再有这种差事，兄弟们不会再多想——该站还是站，该灌还是灌。不过下次你提前跟我通个气，别让我站那儿盯着他抽抽的时候自己瞎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