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和诊断器具清点与对白色死神发起的第一次进攻！（下）

她从围裙上擦干的手接过了那张纸。粗糙的指尖捏着纸边，捏得很轻，像是怕捏坏了。她低着头看了很久，久到陈老三又在里屋咳了一轮，久到灶台上那罐被泼空的药罐子不再冒热气。然后她抬起头，把纸往我这边递了递，脸上没有窘迫，也没有自卑，就是一句很平淡的陈述——“我不认字。”

那语气和刘二第一次说这三个字时一模一样。不是乞求同情，不是自怨自艾，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然后等着我给出解决方案。我把口罩往下拉了拉，露出嘴，让自己说话的声音更清楚些。

“没事，我念给你听，你记住就行。记不住也没关系，我让刘二教你。”

“我？”刘二在旁边愣了一下，指自己的鼻子，“我自己才学了不到一天——”

“你把昨天学的那些教给她，正好复习。教别人的时候记得最牢。”我把纸从她手里接回来，摊在膝盖上，一行一行指着念给她听。念到药名的时候刻意放慢了速度，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吡嗪酰胺——这些名词对她来说毫无意义，但她听得很认真，嘴唇跟着我的声音无声地翕动，像是在把每一个音节都嚼碎了咽下去。念到服药时间的时候，我指着纸角上画的太阳和月亮，她看了一眼就点头——这两个图案她认得，不用教。念到“吐了也要补服”的时候，她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但咬字很重，像是在心里把这句话刻了一道。

念完之后我把纸折好，放进她围裙的口袋里。“你先记住几个最要紧的字。这个——”我在泥地上写了个“药”字，草字头下面一个约，“药。以后看到这个字就知道是药。这个是‘吃’，左边一个口，右边一个乞，求着嘴巴吃下去。药，吃。你男人看到这两个字，就知道该吃药了。”

她蹲下来，用指尖照着地上的字描了两遍。描完“药”字，又描“吃”字，描完之后抬头看我的眼神里有一种很细微的光，像灶膛里被灰盖住的余烬被轻轻吹了一口气，亮了一下又暗下去，但你知道它还燃着。

“药，吃。”她念了一遍，然后把围裙口袋里的纸往深处掖了掖，站起来。她没有说谢谢，但她把那锅熬了不知多久的草药连汤带渣泼在院子里的时候，已经说过谢谢了。用行动说的，比用嘴说的实在。

第二天去回访的时候，陈老三家的院子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那个样子了。院门口那丛长到膝盖高的野草被拔掉了，连根带泥堆在墙角晒着。缺口那半截土墙上搭了一根竹竿，晾着陈老三的破棉被，被面上的补丁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散发出一种干爽的棉花味。那个泼过药渣的泥地已经被扫得干干净净，炭炉上坐的不再是那个黑乎乎的陶药罐，而是一壶白开水，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但她最让我意外的，是她脸上那个口罩。

她正蹲在枣树下给孩子喂米糊，听到脚步声转过头来，我看见一块本白色的棉布端端正正地罩住了她的半张脸，从鼻梁到下巴都遮得严严实实。口罩的针脚细密匀称，一条条缝线笔直得像是拿尺子量过的，系带是两根捻得结结实实的棉线，长短一致，在脑后打了个利落的蝴蝶结。布料和她头巾的料子不一样——头巾是旧的粗布，口罩是专门找孙婆婆买的新棉布，织纹比孙婆婆之前给我的那块还要细密。她的针线活是日复一日缝补丁练出来的，缝一个口罩对她来说大概不比缝一只袖套更费事。相比之下我脸上那个四层布歪针脚、系带还长短不一的口罩，简直像是学徒练手的失败品。

“你这个，比我做得好多了。”我指了指自己脸上的口罩，实话实说。她的眼睛从口罩上方弯了一下，分不清是在笑还是不好意思，低下头把孩子往怀里拢了拢，轻声说了句：“孙婆婆的布好。”

陈老三醒着。今天他没有在咳，靠在床头，背后垫着她叠好的棉被，呼吸比昨天平稳了不少。脸色还是蜡黄的，但眼窝周围的阴影似乎淡了一点点——可能只是窗户开了光线好，也可能是我太想看到好转的迹象了。我用听诊器听了他的肺，湿啰音和昨天差不多，没有明显变化，但也没有加重。抗结核药起效需要时间，强化期至少两个月，我不指望第二天就能见到奇迹。但有一个细节让我松了一口气：没有新增的咯血。她翻了翻痰盂，告诉我昨天只咳了三次血丝，比前天少了一半。我在纸上记下这个数字，这是第一个可以量化的好转指标。

我又把服药的事强调了一遍，然后掏出怀表教她数心率和呼吸频率。她把孩子放在干草堆上，接过怀表，打开表盖，学着我的样子把拇指按在陈老三的手腕上，低头盯着秒针哒哒哒地走。她数心率数得很认真，嘴唇无声地一张一合，数完之后抬头告诉我一个数——比我数的多了两下，但已经相当准了。我又让她把手掌贴在陈老三胸口数呼吸，她数完报了数，这次和我数的完全一致。

“以后每天数，记不住就画道道。”我在泥地上用树枝画了一道竖杠代表一次呼吸，她看了一眼就懂了，点了点头，把怀表轻轻合上还给我，还给我的时候双手托着，像是交还一件很贵重的东西。

第三天，痰盂里垫了一层新的草木灰，没有血丝。窗台上多了一束野花——大概是她在山坡上随手采的，插在一个豁了口的陶碗里，说不上好看，但在这间被病气浸了半年的屋子里，那点颜色像是一个信号。陈老三说关节有点疼，我翻了翻药理学笔记，吡嗪酰胺的常见不良反应里有关节痛这一项。我减了一粒吡嗪酰胺的剂量，告诉她这是正常现象，不是病在加重，是药在干活。她在旁边听着，把这句话原样复述了一遍给陈老三，语气比我还有耐心。

第四天，陈老三的胃口开了。她说他早上喝了半碗稀粥，没有吐。我在病历上写下“食欲恢复”四个字的时候，笔尖顿了一下——对普通人来说半碗稀粥不值一提，对一个被结核消耗了半年的人来说，这是他的身体在说“我想活了”。

第五天，回访结束的时候，我把听诊器收进绒布袋，在病历上写下第五行记录：咳嗽频率较前减少，无咯血，食欲持续改善，关节痛缓解，未出现新发不良反应。继续四联方案。

第五行下面，我多写了一行字：“其妻每日记录体征，数据可靠。”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把本子合上，手指按在封面那个烫金的“病历记录”四个字上。翻开是陈老三一天一天好转的证据，合上是我在这个世界里留下的第一份正式医疗文书。没有医院的公章，没有主任的签字，病历记录得再详细也没有法律效力。但它证明了另一件事——我在这里能做的不只是活着，我能干回我的老本行。

半个月，每天一次回访，我在陈老三的病历上记了十五行。第十五行的末尾，我写的是——“今日自行下床站立，搀扶可行走数步，纳食可，无咯血，肺啰音较前减少。”写完之后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好几秒，然后把本子合上，放进书包里。半个月，四联抗结核方案强化期的前两周，最关键的阶段已经平稳度过了。

那天我是傍晚去的。下过一场小雨，村里的土路被润得发黑，踩上去不滑不黏，刚好合适。空气里混着湿泥土和青草的气味，枣树叶子被雨洗过之后终于不那么耷拉了，支棱棱地支在院墙缺口上方。陈老三家的门窗照例大开着，窗台上那束野花已经换了新的——从不知名的白色小花换成了一把金黄色的蒲公英，插在豁口陶碗里。

我迈进院子的时候，第一眼没找到人。床上是空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拍得鼓鼓囊囊放在床尾。痰盂清理过了，灶台上的水壶还在冒着热气。第二眼才看到——枣树下，一个瘦得几乎和树干差不多细的人影，正被另一个更瘦小的人影搀着，慢得像是在水里走路。陈老三的左手死死抓着妻子的胳膊，右手往前伸着想去够那根晾衣服的竹竿当扶手。他的腿在抖，膝盖每弯一下都像要软下去，但他没倒。他妻子一只手撑着陈老三的大半个身体，另一只手护在他后腰，随时准备接住。两个人就这样一步一步地，从枣树走到院墙缺口，再从院墙缺口走回枣树下。来回走了三趟。

谁都没有注意到我站在院门口。我也没出声，就靠在门框上看着。夕阳从院墙缺口斜斜地打进来，把他俩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细，叠在一起落在泥地上。陈老三走完第三趟，扶着枣树喘气，他妻子蹲下去给他揉膝盖。我这才走进院子，鞋底踩在湿泥地上发出轻微的声响。她回头看见是我，口罩上方的眼睛弯了一下，站起来用围裙擦了擦手。

“王大夫，他今天走了三趟，比昨天多了一趟。”

“看到了，”我把书包放在石墩上，“让他自己说说，感觉怎么样。”

陈老三扶着树干，把气喘匀了才开口。声音还是虚，但能听出底气比半个月前足了。“胸口……不那么闷了。咳也少了，晚上能睡着觉了。”他顿了顿，低头看了看自己撑在树干上的那只手，手指还是枯瘦的，但不再是一点力气都没有的样子。“王大夫，我是不是……能活下来了？”

“能。”我把听诊器从书包里掏出来，在掌心里捂热，“你别动，我听听。”

他的右肺尖湿啰音明显比两周前少了，管状呼吸音还在，但范围没有扩大。心率比卧床期间略快，但这很正常——卧床半个月突然开始活动，心脏需要适应。我把听诊器收起来，在本子上记了几笔，然后抬头看着他，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说了一句我自己都想鼓掌的话：“从今天起，你可以每天下地走三趟，每趟走到出汗就停。粥喝稠的，鸡蛋每天吃一个。药照吃，两个月强化期一天都不许少。等你能走到村口那棵歪脖子树再走回来不喘了，再来跟我说你要活。”

陈老三没说话。他只是把撑着树干的那只手收回来，攥成拳头，在自己胸口上轻轻捶了一下。那个动作不是一个病人对医生的承诺，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承诺。他妻子站在旁边，口罩上方的眼睛在夕阳里亮晶晶的，但始终没有让那点水光溢出来。半个月了，我每天都来她家，每天都要问痰盂清理了没有、窗户开了没有、口罩戴了没有，她从来没有嫌我啰嗦过。

半个月下来，我清点药箱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之前忽略的问题——酒精棉片快用完了。那几片独立包装的酒精棉片是我从药箱夹层里翻出来的，每次给陈老三听诊前后用来擦拭听诊器听头，偶尔给体温计消毒也用。半个月每天两趟的消耗，手上只剩最后三片了，我盯着那三个薄薄的铝箔包装看了好一会儿，把它们重新塞回夹层里，不到万不得已不再用了。没了酒精棉片，听诊器就是从一个病人身上带到另一个病人身上的移动载体。结核病之后还会有别的病人，我不能让消毒这个环节断在自己手里。

现代医院里用的75%医用酒精是经过精确配比的——浓度太高会在细菌表面形成保护膜反而杀不进去，浓度太低穿透力不够。但在这个连温度计都没有的地方，我不可能自己调出精确浓度的酒精。退而求其次，高度白酒是唯一能指望的替代品。中国传统蒸馏酒，尤其是像烧刀子、老白干这类经过多次蒸馏的高度酒，酒精浓度能达到五六十度甚至更高，虽然达不到医用酒精的杀菌效率，但对大多数常见细菌有相当不错的杀灭作用。在没有现代消毒剂的条件下，用高度白酒擦拭器具已经是中医外科用了几百年的老办法了。我从干草席上站起来，拍了拍书包上的草屑。

“刘二，村里有没有卖酒的？”

刘二正蹲在地上用树枝练字，听到我问，抬起头想了想，摇摇头。“村里没有酒铺。要买正经酿的酒得去镇上，就村东头出去那条土路，走半个多时辰就到了。”他把树枝搁在地上，“镇上有个孙家酒铺，他家的酒最烈，我爹以前过年打酒都去他家。”

“酒铺老板叫什么？”

“孙二。是个爽快人，以前我爹去买酒，他每次都多舀半勺。”刘二说到这儿，眉头忽然皱了一下，“不过前阵子我去镇上帮孙婆婆买线，路过酒铺的时候看见门口挂着歇业的牌子。后来听赶集的张叔说，孙二感了风寒，好久了都没好。”

风寒。好久了都没好。这两个词碰到一起，在我的临床大脑里立刻生成了一个不太妙的信号。普通感冒是有自限性的，就算是病毒性的上呼吸道感染，一周到十天也该好转了。一个成年人如果感冒好久都没好，要么并发了细菌感染——比如肺炎，要么他有基础病——比如慢阻肺、心脏功能不全、糖尿病，导致免疫力低下迁延不愈。孙二一个开酒铺的，平时体力应该不差，被一场感冒拖得关门歇业，说明病情已经重到影响日常生活的程度了。

“他多大年纪？平时有没有别的毛病？”

“跟我爹差不多大吧，四十出头？平时壮得很，冬天光膀子卸货的。”刘二说到这儿，大概从我的表情里读出了什么，“王大夫，你要去镇上买酒，顺便看看他？”

“主要是买酒，顺便看他。”我把药箱打开，重新检查了一遍里面的药品，这次特意多放了几种抗生素在顺手能拿到的位置——阿莫西林、头孢拉定，还有一盒退烧用的布洛芬。然后我在书包里翻出一个笔记本，把陈老三接下来几天的注意事项写下来给了刘二，告诉他去陈老三家的路线、每天要问的问题——咳了几次、有没有血丝、吃饭香不香。刘二接过纸的时候表情很认真，把那几句话反复看了几遍，把不认得的字挨个指给我问，直到能一字不差地念出来为止。

“我明天早上去，下午就回来。陈老三那边你帮我盯一天，有问题去镇子上找我。”

“行。”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书包、提着药箱出了村。土路往东一直延伸，两旁的田地渐渐从荒坡变成了零星的庄稼地，路上偶尔能碰到一两个赶着牛车的农人，都多看了我脸上那个棉布口罩两眼。走了大约四十分钟，镇子出现在眼前。比村里热闹得多，青石板铺的主街两旁挤着杂货铺、布庄、铁匠铺和一家挂着“孙记酒铺”幌子的小门面。幌子被风吹得半卷，门板只卸了一块，里头黑洞洞的，没有酒香飘出来，门口冷冷清清，跟隔壁粮铺排队籴米的人气一比，简直像两个世界。

我弯下腰从半开的门板之间钻进去。铺子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酒糟酸味，柜台上落了薄薄一层灰，几只陶酒坛安静地蹲在墙角，封口布上积了絮状的灰尘，显然有日子没人动过了。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柜台后面的长凳上，裹着件灰扑扑的夹袄，面前放着一碗凉掉的稀粥，筷子横在碗口上，一口没动。他听见动静抬起头，脸色灰白，嘴唇干裂起皮，鼻翼两侧通红，说话之前先别过头去闷咳了好几声，嗓子眼里像拉风箱。四十出头，骨架很大，但病态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今天不卖酒，”他哑着嗓子说，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的口罩上停了停，“歇业。”

“孙老板，我不是来买酒的——至少不全是。”我把药箱放在柜台上，打开盖子让他看了一眼里面整齐码放的药盒，“我是大夫，听说你病了很久，顺路过来看看。你的病，我能治。”

他没有说话。手指在粥碗边缘无意识地划了一圈，嘴角往下撇了撇，那个表情我见过很多次——不是反感，是已经失望过太多次之后的条件反射。人在被骗过之后，面对下一个说“我能帮你”的人，第一反应不是希望，是防御。他端起粥碗喝了一口凉的，放下，又咳了两声，才慢吞吞地开口：“上个月唐郎中来过，开了三副药，吃了一钱银子，屁用没有。你跟他不一样？”

“他是郎中，我是大夫。不一样。”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孙二又看了我一眼，这回目光在我脸上多停了几秒，大概在掂量这个陌生人凭什么这么笃定。过了一会，他把粥碗推到一边，站起来把另一块门板也卸了，铺子里亮堂了不少。“行，你看看吧。反正我这样也做不了生意，死马当活马医。”

我把听诊器掏出来捂热，让他把夹袄解开。孙二一边解扣子一边嘟囔：“你这铁疙瘩倒是新鲜，唐郎中看病是摸手腕，你这看的是胸口。”

“他摸的是脉，我听的是肺。不一样的管子，查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我把听头贴到他胸壁上，闭上眼。呼吸音有点粗，上气道传导音增强，但双肺底是干净的，没有湿啰音，没有哮鸣音，没有胸膜摩擦音。前胸后背听了一圈，肺野完全清晰。心率偏快但节律规整，没有杂音。我把听诊器摘下来挂在脖子上，从药箱里取出体温计，甩到三十五度以下递给他。“张嘴，含着，别咬，别说话。三分钟。”

他含着体温计的样子和刘二第一次如出一辙——眼睛瞪得老大，腮帮子鼓着，一脸怀疑人生的表情。趁这当口我开始问诊，他含含糊糊地用喉咙嗯嗯着配合我。起病是十天前，先是嗓子疼，第二天开始流清鼻涕，第三天开始发烧，断断续续地烧了四五天，最高的时候浑身发冷，退烧之后又反复。唐郎中开的药吃完了，烧退了两天又烧起来，咳嗽倒是一直没好利索，嗓子痒，咳起来胸口疼，但从来没咳过血。体温计拿出来对着光一转——三十七度八，低烧。

“孙老板，我问你，你这十天，有没有一到下午就发烧、晚上睡着了出一身汗把被子湿透？”

“没有。”

“有没有咳过血？”

“没有。”他摇头摇得挺干脆，“咳是咳，没血。”

我把听诊器收进书包，把体温计擦干净放回塑料壳，然后转过身看着孙二，用他能听得懂的话给了一个明确的诊断。“孙老板，你不是痨病。你得的这个，叫重感冒。病气就在你的嗓子和鼻子里，没钻进肺。你咳是因为嗓子里有东西挂着，难受，不是肺坏了，你的肺是干净的，我刚听的，很干净。所以不用担心。唐郎中的药可能没对症，也可能你就是病得比较顽固，总之跟你命长命短没关系。”他愣住了，嘴唇翕动了好几下，好像想确认什么又不敢确认。过了好几秒才试探着开口，问自己不是痨病？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他整个人肉眼可见地松弛了下来，把夹袄裹紧了些，又嘟囔着说吓死他了，他爹就是痨病没的，咳血咳了两年，所以他这次咳这么久，以为自己也是。

我给了他两种药：布洛芬让发烧或身上疼的时候吃，一天两次，一次一粒；阿莫西林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就算症状好了也必须把盒子里的药片全部吃完。然后我把药箱合上，抬眼看他：“我是来买酒的。度数越高越好，我要用来擦这个——”我指了指脖子上的听诊器，“和以后要用到的家伙事。你这铺子里最烈的是哪种？”

孙二接过药的时候手还有点抖，但听到我要买酒，生意人的本能瞬间压过了病人的虚弱。他站起来走到墙角那排酒坛子前面，拍了拍最里头那个最小的坛子，回头看我，嘴角咧出一个半个月以来第一个笑。“度数高的有。这坛烧刀子，七十度，能把火点着。平时没人敢喝，我都拿来擦酒坛子封口。你要的话——”他单手把那坛酒拎起来放在柜台上，“不要钱。你把我这条命从痨病的吓唬里拽出来了，值这坛酒。”

他说不要钱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客气。毕竟这坛酒虽然是铺子里最小的坛子，但抱在柜台上沉甸甸地闷响了一声，少说十几二十斤，按市价算不便宜。我张嘴想说“这怎么好意思”，但话还没出口，就被脑子里另一个声音打断了——我需要这坛酒。不是想要，是需要。七十度的烧刀子，在这个没有医用酒精的时代，就是最理想的消毒剂替代品。听诊器听头、体温计、血压计袖带、将来可能要用到的任何器械，甚至我自己的手在接触病人前后，都要靠它来消毒。这坛酒不是一笔人情，是我的院感防控体系的基础设施。客气在这种需求面前，反而显得虚伪。

“那我就不客气了，孙老板，这坛酒对我来说确实有大用。”我伸手去抱那坛酒，双手环住坛身，往上一提——纹丝不动。我调整了一下姿势，弯下腰，用整个手臂的力量把坛子箍进怀里，咬着牙一鼓作气抱了起来。坛子是抱住了，但重心完全不对，整个上半身被坠得往前倾，小臂的肌肉绷得发酸，手指死死抠着坛底的边缘，生怕一松手就砸在地上。

这场面说出去确实有点丢人。一个成年人，抱一坛酒抱得脸红脖子粗。但我这胳膊是写病历写出来的，不是搬货搬出来的。规培三年，唯一的力量训练是心肺复苏时做的胸外按压，那用的是体重不是臂力。而孙二，这个裹着夹袄、还在低烧、嗓子眼里还拉着风箱的中年男人，看着我把酒坛子抱稳了之后，轻轻松松地把另一坛差不多大小的酒单手拎到了柜台另一边。他回身看了我一眼，那个表情很微妙，像是一个常年干体力活的人看到一个生手在干一件对自己来说理所当然的事时，想笑又不好意思笑。

“王大夫，你这一看就是拿笔杆子的。”他接过酒坛子帮我重新放回柜台，转身从货架上翻出一个巴掌大的陶瓶，用酒提子从烧刀子坛里舀满一瓶，塞上木塞递给我，“大坛你放着，我先给你打瓶小的随身用。剩下的回头我让人给你送到村里去。”

这安排简直救命。我接过小陶瓶揣进书包侧袋，由衷地道了声谢。孙二摆摆手，说他做生意十几年，头一回用酒抵诊费，赚大了。然后又补了一句，等他能利索干活了，亲自给我送过去。我背好书包，把药箱夹在腋下，小陶瓶在侧袋里随着走路的节奏轻轻晃动。走出酒铺的时候，日头已经升到头顶了，青石板路面被晒得微微发烫。我在路上把酒精棉片的问题在脑子里打了个勾——解决了。孙二的病也解决了。接下来该回村了，刘二一个人盯着陈老三，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应付得来。不过更让我踏实的是，从现在起，我的院感防控不再是零。

走出酒铺大约百十来步，我已经拐到了镇子主街和回村土路的交叉口。青石板路面被正午的日头晒得微微发烫，我抱着那坛烧刀子，手臂还在发酸，脑子却突然像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等等。

头孢类抗生素加酒精，双硫仑样反应。这个知识点不是冷门，是每个规培生被药剂科反复强调的用药禁忌，严重起来可以致死。刚才我满脑子都是“终于有消毒剂了”的高兴劲儿，加上孙二那一句“不要钱”让我只顾着感恩戴德，竟然忘了交代最重要的一句用药警告。孙二是什么人？开酒铺的。他的工作环境里到处都是酒，闻一下、抿一口、拿酒提子舀酒的时候溅到嘴唇上，对他来说就跟呼吸一样自然。我刚才给他开的是阿莫西林，虽然属于青霉素类而非头孢，诱发双硫仑样反应的风险比头孢低，但临床上同样有青霉素类加酒精引发严重不良反应的案例报告，绝不能掉以轻心。万一他觉得“喝口酒发发汗好得快”，就着他铺子里随便哪坛酒灌两口，不出半小时就能面红耳赤、胸闷气短、血压骤降，搞不好直接休克。到那时候别说治感冒了，我得跪在地上给他做心肺复苏。我转过身，抱着那坛酒又折了回去。

酒铺的门板已经重新上了一块，只留了半扇敞着。柜台后面，孙二正端着那碗凉粥，另一只手捏着我刚给他的那板阿莫西林，看样子正准备就着粥把药吞下去。粥碗旁边还搁着一碟酱菜，酱菜盘子边上，靠着一只青瓷小酒杯——空的，但杯底残留着一层透明的液体，在光线下泛着微弱的反光。

“孙老板，等一下！”我一只脚刚跨进门槛就喊出声。孙二手一抖，药片差点掉进粥碗里，抬头看我的表情像见了鬼。“王大夫？你咋又回来了？落东西了？”

“没落东西，是落了一句要紧的话。”我把酒坛子搁在柜台上，指着那板阿莫西林，又指了指他铺子里那一排酒坛子，“这个药，绝不能和酒一起吃。”

“酒？”孙二顺着我的手指看了看自己满墙的酒坛子，又低头看了看粥碗旁边那只青瓷酒杯——还好是空的——然后抬头看我，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为啥？我开酒铺的，闻了一辈子酒，总不能连闻都不能闻吧？”

“闻可以，喝不行。一滴都不行。”我把口罩往下拉了拉，让他看清我的表情，让他知道这不是医嘱末尾顺口一提的套话，是认真到不能再认真的警告，“这个药和酒，在你身体里碰了面，会变成一种毒。轻的——脸红、胸闷、喘不上气、心跳得像擂鼓。重的——直接放倒，人事不省，救都来不及救。你猜我在我那个地方见过多少个喝了酒吃头孢被抬进急救室的？不是吓你，是真的会死。”

孙二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药片，又看了看墙角那排酒坛子，表情从困惑变成了真正的警觉。一个卖了十几年酒的人，突然被告知自己跟酒之间隔了一道生死线，这个冲击大概不亚于我今天早上告诉他“你不是痨病”。“那……我以前感冒了都是喝两口发发汗的，这次——”“这次不行。以前你没吃这个药，这次吃了。这个药进了你肚子，七天之内碰酒，就是在赌命。”我用手指敲了敲柜台上那只青瓷酒杯，“这个也收起来。倒过酒的杯子也算，用酒提子舀酒溅到嘴里也算。哪怕只是漱口，也得用白水。”

孙二沉默了片刻，然后把那只青瓷酒杯拿起来，打开柜台下面的抽屉，放了进去，关上。动作不快，但做得干净利落，像是在和一个老朋友暂时告别。“行，记住了。吃药不喝酒，喝酒不吃药。”他顿了顿，嘴角歪了一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补了一句，“这规矩比我爹当年定下来的‘赊账不过年’还邪乎。但你是大夫，我听你的——七天，一滴都不碰。”

我从书包里翻出笔记本，撕下一张空白纸，用最大的字体写了几个字，压在柜台那坛烧刀子下面——“服药期间及停药后七日内严禁饮酒！！！”三个感叹号，用笔狠狠描了两遍。纸是药箱里那种韧性极好的特种纸，不会被风吹跑，也不会被酒坛子压烂。做完这些我才真正松了口气。

回到刘二那间茅草屋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我把怀里抱着的那个小陶坛搁在干草席边上，坛底磕在泥地上发出一声沉甸甸的闷响，然后整个人往墙上一靠，两条胳膊酸得像是被人卸下来又胡乱装回去的。路上走了快一个时辰，这个小坛子看着不大，抱久了却像一块石头，越走越沉，到最后几乎是走一段就得放下来歇一歇。刘二正蹲在地上用树枝画字，地上已经密密麻麻铺满了歪歪扭扭的“陈”“药”“吃”“米”“水”和那几个阿拉伯数字。他抬头看见我怀里的陶坛，眼睛亮了一下，把树枝一扔凑过来。

“王大夫，这就是你去镇上买的酒？”

“不是买的，是孙二送的。”我把坛子上的木塞拔开，一股浓烈到刺鼻的酒精气味立刻窜了出来，整个茅草屋里瞬间弥漫着类似医院消毒间的味道。七十度，孙二没说谎，这酒确实能把火点着。“你别碰，这是拿来擦东西的，不是拿来喝的。”

刘二把鼻子凑到坛口闻了一下，被那股酒气冲得往后仰了仰，然后脸上露出一种介于好奇和不甘之间的表情。“闻着是挺冲的……但能不能尝一点点？就一小口。”

我犹豫了一下。七十度的烧刀子，对于一个从小喝米汤长大的人来说，烈度大概相当于让一个只喝过低度啤酒的人直接灌纯伏特加。但看他那副眼巴巴的样子，我想了想，用瓶盖倒了一丁点递给他。“就这点，别吞，先舔一下试试。”

他没听我的。他接过瓶盖，仰头就把那一丁点酒倒进了嘴里，然后——整个人直接从干草席上弹了起来，脸在短短半秒之内从正常的肤色变成煮熟虾子一般的通红，嘴巴张得老大，舌头伸在外面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眼眶里瞬间涌满了泪水，喉咙里发出一连串介于嚎叫和咳嗽之间、完全不成语句的嘶哑声响。我赶紧从水缸里舀了半瓢凉水递过去，他咕咚咕咚灌了好几口，又张着嘴哈了好一阵气，才用沙哑的嗓子挤出一句话。

“这……这不是酒！这是火！”

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是酒，只不过是用粮食蒸了好几遍的高度酒。你以前喝的那种米汤一样的，跟这个没法比。”

“对，跟米汤似的，甜的，”他用袖子擦了一把被辣出来的眼泪，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那个小陶坛，往后退了半个身位，“这个不是人喝的。”他把那半瓢凉水又灌了两口，等嗓子缓过来了，才用一种重新审视危险物品的眼神盯着那个陶坛，非常认真地说，“我以前都没喝过这么烈的酒。我爹以前从镇上打的酒也不是这个味儿，那个喝下去是暖的，这个是烧的，从舌头一路烧到肚子。”

“这个在镇上也没几个人喝，”我把瓶盖收起来，将木塞塞回坛口，拧紧，“孙二说他平时拿来擦封口的，没人敢喝。正好，我要的就是这种，度数越高杀菌效果越好。”说完我把陶坛搬到灶台旁边，离火源远远的，又用一块破瓦片在地上画了个大大的叉标记位置，然后回身坐下，收起刚才的轻松表情，“陈老三今天怎么样？”

刘二听到“陈老三”三个字，也立刻收起了刚才被辣得龇牙咧嘴的表情，端端正正坐好，像是在向我汇报一个重要任务。他说今天早上陈老三吃了粥，中午喝了稠米汤，都没吐。走了四趟，每趟从枣树走到院墙再走回来。下午咳了一次，没有血丝，就干咳了几声。陈老三媳妇问他，什么时候能数得跟王大夫一样准，他让她专心数，数错了就重来。他把陈老三的被子中午抱出去晒了，回来的时候被风吹跑了，追了半条巷子才追上。他老婆告诉他，痰盂已经倒了三次灰，每次倒完都换了新灰，然后让他带句话给王大夫——“比昨天咳得少。”我听着刘二一条一条地汇报，语气认真得像在做述职报告。体温、咳嗽、咯血、食欲、活动量，每一个指标他都记在了心里，虽然用的不是医学术语，但临床观察的要点一个都没漏。

“做得很好，”我一边从书包里掏出病历本，把刘二说的内容转成临床术语记下来，一边真心实意地说，“以后回访记录你也帮我做，我教你画表格。”刘二挠了挠后脑勺，没说话，但我余光扫到他把地上那根树枝又捡了起来，开始在泥地上画一个四四方方的表格形状。然后我想起来还有件事要交代，就指着墙角那个小陶坛说，“对了，这个小坛子只是一小部分。孙二那铺子里有一大坛，大概这么大——”我张开手臂比了个尺寸，“我没搬动。最后还是孙二帮我抱上柜台的——他一个还在发烧的人，单手就把我两只手都抱不动的坛子拎起来了。”

“孙二力气大，他开酒铺的，天天搬货，胳膊有我大腿粗。”刘二似乎觉得这事理所当然。

“我写病历写了好几年，胳膊退化了。”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两条还在发酸的手臂，认了，“所以这趟就只带了这一小坛回来，剩下的孙二说等他病好了亲自送过来。”

刘二点了点头，然后又看了一眼墙角那个小陶坛，大概在想象一整坛烧刀子被搬进这间茅草屋的场景，表情很是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