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方特高科开始注意到安羽归和庄佑霖之间的关系。特高科情报分析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巨大的战区地图,红色大头针标记着最近几次行动的失败地点,蓝色大头针标记着安羽归所在部队的大致活动范围。两种颜色的针在沦陷区与前线之间的狭长地带交错分布,越往后越密集。情报分析员山田将一份厚厚的档案夹放在课长桌上,封面上用红笔写着“泠霜”两个字。
山田的调查报告写了将近几个月。他从后方各大报刊入手,逐一筛查所有发表过反日言论的记者和撰稿人,最终将目标锁定在庄佑霖身上。但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了一个更值得警惕的规律:庄佑霖的文章总是能精准地揭露特高科在后方的最新部署,而那些部署很多都涉及前线情报的传递。也就是说,庄佑霖的信息来源不只是后方的线人,极有可能来自前线。
与此同时,另一个情报小组正在追查安羽归。这个独立团排长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多次从前线脱身,每次都能避开特高科的追捕,行动精准得不像一个普通军官。更让特高科恼火的是,安羽归所在部队的战斗力异常顽强,好几次围剿行动都因为对方提前转移而扑空。两个情报小组在例行碰头会上把各自的资料摊开之后,一个年轻的分析员指着两份档案中重合的时间线脱口而出:“他们是不是在互相通信?”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然后山田把两份档案并排放在桌上开始逐条比对——安羽归每次从前线消失的时间,和庄佑霖发表重磅文章的时间,几乎完全重合。
山田在最终报告中写道:“庄佑霖文章的许多素材和信息来源,极有可能就是安羽归从前线带回的情报。两人之间的关系已超出普通读者与记者的范畴,构成了一条从后方通往前线的秘密情报通道。”报告最后一页的结论栏里只有一行字——“庄佑霖才是真正的情报中转站。”
特高课课长看完报告,在最后一页签了字,然后下令启动“蛇眼计划”。蛇眼是特高科安插在后方的一名高级间谍,真实姓名和代号一样无人知晓,只知道他擅长潜伏、伪装和截获情报。课长给蛇眼的指令很简洁:潜入庄佑霖所在的报社,确认庄佑霖与安羽归之间的秘密通信关系,截获所有往来信件,必要时可以直接行动。
蛇眼是在一个普通的早晨潜入报社的。报社前几天刚走了一个校对员——老孙,干了将近十年,因为儿子在乡下病重要赶回去照料。蛇眼伪造了一份无可挑剔的履历:姓名李仲明,曾在某家报社做过校对,因战乱失业。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说话慢条斯理,对主编老周提出的校对专业问题对答如流。老周正愁校对岗位缺人,看了履历觉得没问题,当场就让他留下了。
蛇眼的工位在编辑部最角落的位置,靠窗,斜对着通往阁楼的楼梯。阁楼是庄佑霖的房间兼办公室,所有进出阁楼的人都会经过他的视线范围。他以校对文稿为名,每天在编辑部待到深夜,等所有人都走了才开始仔细翻阅庄佑霖留在办公桌上的稿件。起初他没有任何发现——庄佑霖很谨慎,所有往来信件都随身携带,从不留在报社。
但庄佑霖有一样东西留在了办公桌上——安羽归写给他的第一封信,被庄佑霖装在相框里,放在电脑显示器旁边。蛇眼在整理桌面时看到了它,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字迹粗犷但很用力,每个字都像是用刺刀刻在纸上的。信末署名“安羽归”,信尾附加了一句:“希望以后能读到您更多更好的文章。”
蛇眼没有动那个相框,只是把它放回原处。然后他开始等。等了几天,机会终于来了——庄佑霖收到一封前线来信,读完后放在办公桌上,临时被主编叫去开会。那封信的落款正是“安羽归”。蛇眼用极快的速度把信件拆开,拍完照重新封好,将信放回原处,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他把照片带回住处,在暗房里逐张冲洗。安羽归的信件内容和他的笔迹一样直白,没有加密,没有暗语,只是单纯地写前线的事,但在蛇眼眼里,这些信就是最清晰的情报。他逐字分析信中的用词习惯——安羽归喜欢用“您”称呼庄佑霖,句子短而有力,偶尔会用“咱们”开头。庄佑霖的回信则更克制,用词精准,字迹工整,但每封信的末尾都会加一句“望兄保重”。蛇眼在情报记录中标注:两人关系已超出工作范畴,存在私人感情。这条信息比任何情报都更有价值——因为私人感情意味着可以利用。
蛇眼开始定期截获安羽归寄来的信件。每一封信他都仔细拆开、拍照、重新封好,信纸上的折痕一一复刻,信封上的浆糊用蒸汽熏开后重新粘合,不留任何痕迹。他向上级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确认庄佑霖与安羽归之间存在秘密通信关系,庄佑霖的许多文章素材确实来自安羽归从前线带回的情报。报告末尾他加了一句:“庄佑霖并非单纯的记者,他是整条情报链条的核心节点。”几天后课长亲自回电:“继续监视。等待时机,一网打尽。”1
作者大大,写得太有意思啦,不够看,蹲蹲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