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节。

太原。晋阳宫。

李渊坐在书房里，面前的案上摊着一卷地图，上面用朱砂圈了几处地方。他五十出头的年纪，面相方正，颌下短须已经花白了大半，但目光沉静稳重，手指在图上缓缓划过，停在了河北那块区域上。朱砂的红色在羊皮纸上已经有些发暗了，那是他前几天圈上去的，当时只圈了一处，现在那一处周围又多了好几道新划的红杠，像是伤口周围蔓延开的炎症。

长子李建成站在一旁，手里捧着一叠公文，眉头紧锁着。公文摞得很厚，最上面几页的边角被手指捏出了褶皱。次子李世民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怀里抱着一柄剑，眼睛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不知道在想什么。窗外是晋阳宫的内院，几棵老槐树的枝桠光秃秃地伸着，被北风吹得微微发颤。三子李元吉站在门口，抱着胳膊，一副不怎么耐烦的样子，时不时换一下站姿，靴底在青砖地上磨出沙沙的声响。

“父亲，”李建成把最上面一页公文抽出来放在案上，纸页落在案面上发出轻微的啪的一声，“渤海郡的奏报已经到了。那个自称东海公的，三天前又占了两个县城，涿郡通守出兵迎了一仗，没打赢，退回去固守了。”

李渊没抬头，手指在地图上点了点渤海郡的位置，指尖按在那个朱砂圈上，按得指腹发白。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移开手指，在渤海郡周围画了一个无形的圈，把相邻的几个郡也圈了进去。“涿郡通守手下多少人？”

“报上来说是五千，但实际能打的估计不到三千。其余都是这两年新募的，没上过战场。据说接仗的时候新兵先溃了，冲乱了自家的阵脚，老兵被裹着往后跑，拦都拦不住。”

“三千人打一个占了县城的人，打不过，还退回去固守……”李渊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像是从嗓子深处一块一块搬出来的石头，“涿郡通守这个位置，他坐了几年了？”

“三年，父亲。”

“三年。三年没把兵练出来，不如回家种地。”李渊把地图卷起来放到一边，动作不急不缓，但卷轴在案面上磕了一下，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动。他抬眼看着李建成，“朝廷那边有旨意下来吗？”

“还没有新旨意。但杨广——陛下那边，据说发了通旨，让各郡每月报一次匪情和兵额。已经有两个州刺史因为瞒报被砍了脑袋，旨意里说再敢瞒报的，连坐三族。”

李建成说完“杨广”两个字的时候顿了一下，改口叫了陛下，那一下停顿很短暂，但书房里的人都听出来了。窗边的李世民微微转过头来，看了他哥哥一眼，没说话，手指在剑鞘上轻轻敲了一下。

李渊自己也没计较那个口误，伸手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是凉的，不知是什么时候沏的，他喝了一口才察觉，放下时眉头微不可察地蹙了一下。茶盏搁在案面上，发出一声清脆的磕响。

“父亲，”李世民终于开口了，声音比他哥哥低沉一些，带着一股子与年龄不符的沉稳。他不过二十出头，但说话的方式已经像是个深思熟虑的中年人，“咱们在太原屯的粮，够吃多久？”

李渊看了他一眼。李世民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父亲脸上，眼底平静，但李渊知道这孩子每次问这种问题，心里都翻着别的心思。这孩子从小就喜欢问这种看似简单实则拐着弯的问题——问的是粮，想的可能是兵，可能是城，可能是整个河东的布局。

“够吃两年，”李渊说，“但那是按太原现有驻军算的。要是再多出人来，就不够了。”

李世民没再接话，重新把目光转向窗外。他的手指在剑鞘上又敲了两下，节奏很慢，像是在心里打着什么拍子。李元吉在门口换了个姿势，把胳膊从胸口放下来，终于插了句嘴：“爹，外面都在传，说河北、山东、淮南全有人在闹。这动静比去年大多了，去年还只是一处两处，今年遍地开花，朝廷那边摁得下去吗？”

“摁不摁得下去都是朝廷的事，”李渊的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你管好太原的防务就行，别的不用你操心。”

李元吉撇了撇嘴，没再说话，但那个撇嘴的动作幅度很大，分明是不服气。他的手指在胳膊上敲了敲，又换了个站姿，靴底在砖地上磨了一下。

书房里安静了一会儿。李渊把面前那叠公文一页一页翻过去，纸张在他手指间沙沙地响。翻到第三页的时候手顿住了，指尖悬在半空，停了两息才落下去。那页纸上写的不是匪情，是李家庄一个远房族人的私信，字迹潦草，用的是劣质的粗纸，边角还沾着一点泥渍。信上说他路过洛阳时借宿在一个在宫里当差的老乡家里，听老乡说杨广最近性情更燥了，一天之内连发了七道严旨，催各地报兵报粮报匪，还砍了两个州刺史的脑袋，其中一个被砍的理由仅仅是奏报上的匪情数目比别人少报了三十个。砍完之后把首级挂在洛阳城门上示众三天，路过的官员百姓没人敢抬头看。

李渊把那张信纸看了两遍，折起来塞进袖子里。纸页贴着腕部的皮肤，凉丝丝的。

“建成，世民，你们两个今晚到我房里来，我有话跟你们说。”他站起来，把地图和公文一并收了，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被北风吹得枝桠乱晃，几片残存的枯叶从枝头被扯下来，打着旋落在青砖地上。天色暗下来了，灰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雪的样子。院子里的老仆人正在收晾在竹竿上的衣物，动作匆忙，显然也闻到了空气中的雪意。

“这天下，怕是要有大变数了。”他低声说了一句，声音轻得只有站在旁边的李建成听到了。

李建成没敢接话。他看着父亲的背影——脊背挺直，肩宽腰稳，五十岁的人站在门口，像一根钉进砖地里的铁柱。但那句话里的意味，让他的后背微微发凉。

李世民从椅子上站起来，把剑挂在腰间，走过李建成身边时停了一下，低声说了句：“大哥，父亲刚才那句话，你听懂了没？”

李建成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

李世民也没等他回答，径自走出了书房。

李元吉最后一个出去，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案上那盏已经凉透的茶，嘟囔了一句“茶都凉了还喝”，然后也出了门。书房里空了，风从门缝里灌进来，把案上一张没压住的纸吹到了地上，落在李渊刚才站过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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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一间不起眼的官邸后堂。

裴寂坐在灯下，面前摆着一壶温酒和几个小菜，筷子没动，酒也没喝。菜是厨房刚端上来的，还冒着微弱的热气——一碟酱牛肉，一碟腌萝卜，一碟炒豆芽，都是简单的家常菜。但裴寂没有食欲，他的目光越过这些菜碟，落在对面那个人身上。

他对面坐着个一身灰衣的中年男人，面容平凡到极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五官没有任何特征，属于放进人堆里就找不着的那种。但裴寂看他的眼神很专注，专注到连灯焰在眼珠里的反光都一动不动。这个人是他在宫里的眼线，职位不高，只是个负责收发奏报的小吏，但能看到的东西比很多三品大员还多。

“你说的都是真的？”裴寂问。

“千真万确，”灰衣人压低声音，嘴唇几乎不动，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陛下三天前在紫微宫寝殿里摔了一套茶具。越窑的青瓷，整套十二只，全摔碎了。因为江南送来的折子里夹了一首讽刺诗，诗里写什么‘运河水阔接天流，尽是苍生血泪浮’，他没找到写诗的人，发了一夜的脾气。第二天早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骂河南道留守是废物，说他一县之地的流民都管不住，留着也是白吃皇粮。骂完之后当场摘了他的印，让人押进大牢候审。满朝文武跪了一地，没有一个人敢替他求情。”

裴寂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酒是温的，入口却凉到了胃里。他把酒杯放回桌上，手指在杯沿上转了一圈。

“河北那个东海公的事呢？”

“涿郡通守败了之后又发了告急文书，八百里加急送来的。信使跑到宫门口时马都累死了，人是爬着进的宫门。陛下看了告急文书之后没说话，把文书在手里攥了一盏茶的工夫，攥得帛料都皱成了一团，最后扔在地上踩了一脚。群臣没人敢捡，那文书在地上躺了一整天，来来往往的内侍和官员都绕着走，最后被一个扫地的小太监用扫帚撮走了。”

裴寂放下酒杯，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敲得很轻，指腹落在木桌上几乎没有声音。灯焰在他敲第二下的时候晃了一下，把两个人的影子在墙上摇了摇。

“他这几年……越来越沉不住气了。”裴寂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到几乎是在耳语，“当年修东都的时候，群臣劝他缓一缓，他说缓一缓就来不及了。后来开运河，又有人劝他分段开，别一次征发百万人，他说不一次开完就白费了工夫。现在有人劝他安抚流民、减征徭役，他说什么？”

灰衣人叹了口气，那口气从鼻子里喷出来，吹得灯焰又晃了一下：“他说：朕已经给了他们天下，他们还要朕跪着求他们活着？原话。当场说的。说完之后殿里安静了足足有半盏茶的工夫，没人敢接话，连咳嗽的人都没有。”

裴寂闭上眼，靠在了椅背上。椅背是硬木的，硌着他的脊梁骨，但他就那么靠着，一动不动。灯焰在他脸上投下一片晃动的黄光，把他的皱纹照得深了几分——眼角那道从去年开始加深的鱼尾纹，在灯光下像刀刻的一样清晰。

“当年跟着文帝的时候，”他慢慢说，眼睛没有睁开，“老臣们都说当今陛下聪明过人，文治武功都压得住。可聪明过头了，就容不得别人说不。容不得别人说不的人，底下人就不说了——要么不说了，要么就走了，要么就……”

他没把那个字说出来。但灰衣人的瞳孔缩了一下，显然知道那个没出口的字是什么。

“我听说，今年已经有十几个官员称病辞官了，好几个还是出身关陇世家的。他们走的时候什么都没说，但走的路线都绕开了洛阳——有人绕道河东，有人借道荆襄，有人干脆从海路走，在登州上船南下。没有一个人是从洛阳正门大大方方走出去的，都是偷偷摸摸地走，像做贼一样。还有一个走之前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换成粮食分给了街坊，自己只带了一箱书和一把旧剑。街坊问他去哪儿，他说回老家养病，但他老家那个村子去年就被洪水冲没了。”

裴寂睁开眼。他的眼睛不大，但很亮，是一种沉在深处的亮，不是光而是某种被压抑了很久的东西在发出来的微光。

“走吧。辞官是聪明的。不辞官又不说话的，将来出事的时候更惨。”

他倒了第二杯酒，仰头灌下去，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酒顺着喉咙下去，在胃里烧起一小团热，但那股热很快就散了。

“你回去告诉那几位，让他们最近别在洛阳乱走动。有什么事，还是老路子传给我——你知道是哪个路子。我这儿能挡的先挡一阵，挡不住的，我也只能走了。”

灰衣人起身朝他拱了拱手，动作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客套。然后他悄无声息地从后门退了出去，开门关门之间，连门轴都没有发出一声吱呀。裴寂一个人坐在灯下，听着那人的脚步声消失在巷子尽头，才把那壶温酒端起来，对着壶嘴慢慢喝完了。酒壶空了，他翻过来底朝上扣在桌面上，铜壶底磕在木桌上发出轻轻一声脆响，在空旷的后堂里荡了一下才消散。

他坐在那里没有动，灯焰在他面前一跳一跳的，把他脸上的表情割裂成明暗交替的碎片。过了一会儿，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展开来又看了一遍。那是李渊前几天托人带给他的私信，信上只有两行字，字迹端正沉稳，跟他那个人一模一样——“河东有变，弟宜自保。若事急，太原城门为君开。”

裴寂把信纸凑到灯焰上，纸角舔到火苗，腾地烧起来，火光在他的瞳孔里跳了一跳。他把烧着的纸扔进桌上的空碗里，看着它蜷成一片灰烬，然后端起碗把灰烬倒进了旁边的花盆里，用土盖住。

窗外传来更鼓声，三更了。洛阳城沉在夜色里，只有远处宫城方向还有几点灯火亮着，那是紫微宫的灯光，彻夜不灭，像是这座王朝不肯合上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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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长白山深处。

一处隐蔽的山谷里搭着几十座草棚，棚子之间人来人往，有的在磨刀，有的在生火做饭，有的聚在一处低声说着什么。谷口有哨兵守着，手里握着长矛，眼睛盯着山路的方向，每隔一刻钟就换一次岗。谷里的地面被踩得结实了，泥土压得光滑，雨天留下的泥泞已经被冻成了硬壳，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最大的一座草棚里，王薄坐在一块石头上，面前摊着一张粗纸画的舆图。舆图是手绘的，墨迹粗疏，比例不太准，但该标的地方都标了——长白山周围的五个县、三座粮仓、两条官道和一处渡口，都用炭笔圈了出来。他三十多岁，面皮黝黑，颧骨高耸，手上全是茧子，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土。胸口露着一道陈年刀疤，从左锁骨一直斜到右肋下，像是被人从肩膀上斜劈了一刀又没劈透，疤痕又宽又厚，在火光下泛着蜡白色的光。他说话的时候嗓音粗得像砂纸磨木头，每吐出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碾出来的。

“渤海那个东海公又占了两个县，”他对旁边的人说，手指在舆图边上敲了敲，“咱们这边也不能闲着。再窝在这山里，人都要窝出毛病来了。你看看弟兄们，天天窝在草棚里烤火，刀磨了一遍又一遍，都快磨成铁片了。人不活动，血要凉的。”

旁边几个头目模样的人凑过来。一个瘦高个——姓孙，王薄叫他孙猴子——指着舆图上的一处标记，指尖在炭笔圈上点了点：“长白山周围五个县的粮仓我们都摸清了，小的有三个，大的有两个。小的好下手，围墙矮，守兵不超过二十个，夜里翻墙进去把门打开，弟兄们冲进去一炷香就能搬空。大的有兵守着，其中最大的那个在章丘县城边上，是朝廷的官仓，围墙高一丈二，守兵至少一百，还配了弩机，得费点劲。”

“费劲也得干，”王薄把舆图一拍，手掌砸在粗纸上发出啪的一声闷响，旁边一个装水的陶碗被震得晃了晃，“冬天快来了，你闻闻这风，比去年这时候冷了多少？不抢粮，弟兄们吃什么？你让他们饿着肚子熬到开春？饿急了他们就跑了，跑了咱们就什么都没了。去年冬天跑了多少人你还记得吗？三百多个。饿跑了三百多个弟兄，就因为粮食没抢够。今年不能再来一遍。”

瘦高个点了点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行，我带人去摸那个小的，后天夜里动手。先摸最东边那个，离咱们最近，来回一天一夜。等那个拿下来了，再看情况摸第二个。”

王薄嗯了一声，把舆图折起来塞进怀里，粗纸蹭着他的胸口发出沙沙的声音。他站起来走到草棚外面，皮袄的下摆被风吹得掀起来又落下去。山谷里的风比外面小一些，山壁挡住了大半的西北风，但还是冷得很，冷意不是从皮肤外面渗进来的，而是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那种阴冷。他拉了拉身上的皮袄，那件皮袄已经穿了三个冬天，羊毛掉了大半，剩下几块斑秃似的贴在皮板上，挡不住多少风。他看着远处那道山脊线，山脊上的树早就秃了，灰褐色的枝干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在暮色里像一片竖着的骨头。

“你听说了吗，”他忽然开口，身边的瘦高个愣了一下，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洛阳那个皇帝，又在修什么宫。上个月刚从江南调了二十万民夫上去，说是修什么毗陵宫，要修得比东都的紫微宫还大。他运河没挖够，宫殿没修够，人没杀够，他不累的？”

瘦高个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这些人，活到今天就为了吃口饱饭，哪有力气去想皇帝累不累的问题。

王薄自己笑了一声，那笑容里带着一股子说不清的嘲讽，嘴角往上扯了一下，但眼睛里的冷意一点没化开。“他不累也行。反正这天下反他的人越来越多，多一个两个不嫌多。他砍得完？他就算把脖子上的刀磨得再快，一天能砍几个脑袋？一百个？一千个？这天下有几百万活不下去的人，他砍得完？砍不完的。砍不完就得有人接着反。他修一座宫殿，就多一万个反他的人。修十座宫殿，就多十万个。他活该。”

他转过身，朝草棚里喊道：“明儿一早，各队清点人数，把兵器磨利了。三天之内，我要看到粮仓的门朝咱们敞开。刀磨亮的，肚子填饱的，衣服穿暖的——今年冬天，谁也不能再饿跑了！”

草棚里响起一阵低低的应和声，像是风吹过干草堆时的窸窣，夹杂着几声刀锋擦过磨刀石的尖啸和有人重重拍了一下大腿的闷响。火堆里的柴噼啪爆了一声，火星溅出来，落在泥地上，红了一息就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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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寿春城外。

一座临时搭起来的大帐里挤着七八个粗壮汉子，帐子是粗麻布做的，四面透风，冷风从每一个缝隙里钻进来，把帐里那盏油灯吹得摇摇晃晃。灯油是猪油熬的，烧起来冒黑烟，把帐顶熏出了一片黑乎乎的印子。中间一个穿半旧皮甲的年轻人坐在木箱上，手里攥着一卷抢来的告示。告示是官府贴在驿站墙上的，纸质粗糙，印刷的字迹有些模糊，但大意很清楚——朝廷要再次征发民夫修通济渠的延伸段，沿淮各郡每户出一丁，五丁抽二，违者以抗旨论处。他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嗤地一声把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纸团滚了两下，停在帐角的泥地里。

“这上面写的全是屁话。”他说。他叫杜伏威，今年不过二十五岁，但脸上已经看不出年轻人的稚气了。颧骨凸出，眼窝深陷，下巴上覆着一层短硬的胡茬，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人，而是看着面前的某个虚空点，像是在跟那个虚空点里站着的什么东西对话。“什么‘朝廷体恤民力，今岁徭役减半’——减半？去年征了六十万，今年就算减半也是三十万。三十万人去修渠挖河，家里的地谁来种？老婆孩子吃什么？吃土？土能填肚子？”

旁边一个大胡子接话，声音粗豪，一开口帐子里的空气都震了震：“杜伏威兄弟，咱们现在有三千多人了，寿春城里守军才两千。要不直接打进去？城里有粮有铁，够咱们过一个冬天的。打下来之后把城门一关，弟兄们在城里过个暖和年，不比在这荒郊野地里冻着强？”

杜伏威抬起头，看了大胡子一眼，又看了看帐里其余的人。帐里的人都在等他说话，有的蹲着有的坐着，手里都攥着家伙——刀、斧头、削尖的木棍，什么都有。他年纪不大，但眼神很老，像是早就把该想的事情都想过了几遍，翻来覆去地碾碎了又拼起来，拼到最后只剩下一副冷冰冰的骨架。

“打寿春？”他说，“打了之后呢？守住一个城，等着朝廷派兵来围？你忘了去年徐师乞在豫章的事了？打下来，守了三个月，朝廷的兵围上来，粮断了，城门被撞开，三千弟兄一个都没跑出来。你想让咱们也走那条路？围上几个月，粮断了，咱们要么饿死在城里要么冲出来被人砍死。不管是哪种，结果都一样——死。不能打。”

大胡子的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但他知道杜伏威说得对，闷闷地哼了一声，不再说了。去年豫章的事他们都是知道的，三千人，一个都没活下来，徐师乞本人的首级被挂在豫章城门上风吹日晒了两个月，最后被乌鸦啄得只剩一个骷髅。

“那怎么办？”另一个人问，声音小了些，底气明显不如刚才。

“沿着淮河走，”杜伏威站起来，走到那张缺了条腿的木案边上。木案用两块石头垫着缺了腿的那一角，上面铺着一张同样手绘的粗纸舆图。他的手指在案面上划了一条线，从寿春往东，沿着淮河的走向一路划到海边，“淮河两岸的村子我都摸过，朝廷的徭役征了一年又一年，村里的地荒了一大半，家里的男人要么死在工地上，要么瘸着回来。民愤大得很，就像一堆干柴，就差一颗火星。咱们每到一处就开仓放粮，把官仓里的粮食分给村里人，把县衙里的租税簿烧了。青壮愿意跟咱们走的就招进队伍里，给饭吃，给家伙。等攒到一万人的时候，再回头打寿春。到时候不是咱们求着攻城，是他们求着咱们别来。”

帐里的人互相看了看，脸上慢慢浮出笑意。大胡子拍了一下大腿，声音大得像放了个炮仗：“行！听你的！沿淮河走，一路走一路收人，官府来了咱们就跑，跑不了就打，打完继续走。他娘的，这主意比蹲在山沟里等死强一百倍！”

杜伏威没笑。他弯下腰捡起地上那团被他揉皱的告示，展开来又看了一眼。告示末尾盖着朱红色的官印，印泥已经干透了，边角有些龟裂。“体恤民力”四个字在朱印上面端端正正地印着，像是某种讽刺。

他看着帐外灰沉沉的天空，天边压着厚厚的云层，云层的颜色从灰白过渡到铁青，像是随时要落雪。他把腰间的刀解下来搁在案上，刀鞘碰着木案发出笃的一声，那声音短促而沉闷，像是一个句号。

“杨广那边肯定已经知道咱们了，”他说，声音不高，但帐子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要么派兵来剿，要么不管。不管最好，管的话……咱们有的是地方躲。淮河两岸到处都是芦苇荡，他府兵跑不过咱们两条腿。他们穿着甲，扛着戟，在芦苇荡里连方向都分不清。咱们钻进去，他们就得绕着走。等他们绕过去了，咱们从后面再出来。”

帐外传来一阵风声，裹着远处淮河水的腥味，吹得帐门上的粗麻布扑扑地响。火堆被风吹得歪了一下，又直起来。有人往火里添了根湿柴，湿柴在火里嗞嗞地冒着水汽，冒出一股呛人的白烟。杜伏威站在帐门口，望着远处淮河的方向，那条大河在这片平原上拐了一个大弯，在暮色里像一条灰白色的带子。他知道河对岸就是朝廷的屯粮所，粮仓里堆满了从江南运来的大米，够他手下的弟兄吃好几

年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他得等，等这把火从淮河上游一路烧到下游，等每一座村子里的干柴都被点燃，等人数攒够了，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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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都。行宫。

宇文化及靠在临水的暖阁里，窗外是运河的夜景——灯影桨声，画舫上的丝竹声隔着水面飘过来，又软又糯，被夜风揉碎了撒在波光里。暖阁里烧着炭盆，温度比外面高出一大截，热得人脸上发腻。他穿一件宽松的锦袍，领口敞着，露出里面白色的中衣，手里端着酒盏，半眯着眼听一个幕僚低声汇报各地传来的消息。

幕僚的声音压得很低，语速很快，每说一件事就看一眼宇文化及的脸色，但宇文化及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那张脸像是被暖阁里的热气熏软了，所有的表情都松弛下来，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笑意浮在表面。

“河北的东海公又占了两个县，涿郡通守败了一仗，已经退回去固守。河南道的流民截了漕运车马，洛阳的粮价涨了三成。淮南那边杜伏威的人沿着淮河一路往东走，每到一处就开仓放粮，沿淮各县的县令联名告急，说再不派兵围剿，淮河两岸的村子都要被他收光了。”

宇文化及听着，抿了一口酒，把酒盏放在窗台上，伸手从旁边的果盘里拈了一颗蜜渍梅子丢进嘴里，腮帮子鼓了一下，嚼了几口，籽吐在掌心里，随手扔进旁边的铜盘里。

“还有别的吗？”他问。

幕僚犹豫了一下，从袖子里又抽出一份帛书，打开来念：“李渊在太原发了通报，说突厥始毕可汗的骑兵绕过阴山，已经抵近雁门。李渊亲率三千骑兵北上，说要在雁门以北截住突厥人。同时他向朝廷发了急报，请求调兵驰援河东。”

宇文化及拈梅子的手指停在半空。

“李渊自己带兵北上了？”他把梅子放回盘子里，坐直了一些，“三千骑兵对五千突厥轻骑，他这个唐国公，倒是比我想的有种。”

幕僚低声接了一句：“大将军，若是李渊在雁门真的打赢了，他在朝中的声望恐怕会压过所有人。到时候陛下必然对他更加倚重，朝中关陇世家也会重新聚拢到他身边。大将军您这些年在江都苦心经营的局面，恐怕……”

“恐怕什么？”宇文化及打断他，语气很淡，但幕僚立刻闭上了嘴，“李渊就算打赢了突厥，他也是在太原，在河东，离江都几千里地。他的声望再高，手也伸不到大运河上来。我担心的不是他打赢，是他打输——他要是输了，突厥人过了雁门，太原一破，河东门户大开，整个河北都要乱。到时候那些反贼就不是几千人的规模了，是几万人、十几万人。那才是真正的麻烦。”

幕僚低下头，不敢再说话。

宇文化及站起来，踱到暖阁窗边，撩开珠帘往外看。运河上的灯火依旧璀璨，画舫上不知在唱什么曲子，咿咿呀呀的唱腔隔着水面传过来，软得像一匹绸子。对岸是江都城的万家灯火，沿河酒肆的红灯笼一串串地挂着，映得水面泛着胭脂色的光，像一条流不尽的胭脂河。

更远处，江都城外的夜色沉得像墨，什么也看不见。但宇文化及知道，那片黑暗里有流民、有溃兵、有占山为王的匪寇，有越来越多活不下去的人正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他们现在还是一盘散沙，但总有一天会聚在一起的。到那时候，运河上的这些灯、这些画舫、这些丝竹声，不知道还能亮多久。

他看了很久，把酒盏里最后一口酒仰头饮尽，将空盏随手搁在窗台上。杯底磕在石台上发出一声脆响，在丝竹声里显得格外突兀。

“再等等，”他对着窗外的灯火说，声音轻得像是自言自语，“等李渊和突厥打完，等河北和淮南再闹大一点，等陛下真的慌了手脚，那时候我再出手。现在还太早，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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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紫微宫。

夜已经深了。杨广坐在寝殿里，面前堆着一日之内收到的各地奏报，满满地铺了一案。烛台上的蜡烛已经换了两轮，蜡油在铜盘里积了厚厚一层，新的蜡烛插上去歪歪的，火苗烧得也不稳，一颤一颤的。殿外的更鼓敲过了三更，内侍们都被他撵到了殿外，偌大的寝殿里只留了一盏孤灯和他自己。

他一份一份看过去，手指翻动纸页的速度越来越快，眉心那道竖纹越来越深，几乎刻进了骨头里。

河北。渤海郡。东海公。又占了两个县。涿郡通守败了，退回去固守，请求朝廷发援兵。

山东。长白山。王薄。盘踞山谷，聚众万余，齐郡通守围剿一年无功。

淮南。寿春。杜伏威。沿淮河一路东进，开仓放粮，招募青壮，队伍已经滚到了近四千人。沿淮各县县令联名告急，奏报上的措辞一封比一封急，最后一封用的是“十万火急”的朱红印泥。

河南道。洛阳东面百里外。流民两千余人截了漕运车马，河南道留守府请求调宫城守军，被他驳了回去。流民至今未散。

江南。扬州府城外有人立碑骂他，碑砸了，刻碑的人没抓到。派去查的人回来说，扬州城内私下传抄那碑文的百姓多得很，查不过来，抓了一个又冒出两个。

还有十几个他没听过的名字，十几个他记不住的地名，都写在那些奏报上，密密麻麻的，从案头铺到案尾，像一只一只从四面八方爬进来的蚂蚁，看得他心烦意乱。那些地名有的远在岭南，有的近在洛阳城外，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在反他。他把手里的奏报摔在案上，纸页散开，有几张飘到了地上，落在他的脚边。有一张反过来扣在地上，背面空白处不知被谁用很小的字写了一行话，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那行字写的是——“民力已疲，恳请陛下暂息徭役。”落款是一个他记不清名字的州刺史，去年被调去修永济渠工地，三个月前累死在工地上。这封奏报是他死前写的最后一封，压在驿站里两个月才被人翻出来送到洛阳，送到的时候人已经凉透了。

杨广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旁边的内侍大气不敢出，低着头退到了帘子后面，脚步轻得像踩在棉花上。

杨广站起来，在寝殿里踱了两步，走到窗前。窗外的洛阳城被夜色吞没了，只有远处几盏灯火晃着，像是快要灭了一样。紫微宫的高墙把宫城和外面的世界隔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墙内是雕梁画栋、铜炉熏香，墙外是炊烟不继、饿殍载道。他把额头抵在窗框上，冰凉的木框硌着皮肤，把那股从胸口涌上来的燥热压下去了一点点。木框上涂着朱漆，漆面光滑冰凉，贴上去的触感像一面镜子，但这面镜子照不出任何东西。

“朕到底哪里做错了。”他对着窗外的黑暗说。

没有人回答他。黑暗里只有远处更鼓的声音，一下一下，像是敲在铁上。更鼓敲了三下，三更了，但对他来说夜晚才刚刚开始。案上还有半摞奏报没看，明天还会有新的送来，后天还有，大后天还有。它们会一直来，从洛阳的每一个城门涌进来，从帝国的每一道关隘涌进来，像一条永远不会断的河流。

他站了许久，终于转过身来，回到御案前坐下。他弯腰捡起地上那几张飘落的奏报，一张一张地捡。捡到那个死去的州刺史的奏报时，他多看了一眼背面那行字，然后把那份奏报单独放在了一边。他重新看了一遍那些奏报，这一次看得慢了些，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完之后折好，一份一份叠齐了，码在案角。整整齐齐的一摞，边角对齐了，像一摞即将被遗忘的墓志铭。

然后他拿起笔，蘸了墨，在一张空白的帛上写下了一道旨意。笔锋落下去的时候很重，墨迹洇透了帛料，在背面都能看到字的轮廓。

“着各郡征发乡勇，就地剿匪。匪患不除，当地刺史、通守连坐。一县有匪，县令担责；一郡有匪，太守担责；一道有匪，留守担责。凡剿匪不力者，就地免职，押送洛阳候审。凡瞒报匪情者，斩。”

他放下笔，看着那道旨意上的字，墨迹还没干，在灯下泛着湿润的光，笔画之间透着一种决绝的、近乎孤注一掷的力量。这大概是今年以来最严的一道旨意了。严到连他自己都感觉到了一种近乎悲凉的东西——他只能用这种法子来应对天下了。他不再有别的办法。

“去发。”他对帘后的内侍说。

内侍轻声应了，上前捧走那道旨意，脚步轻得几乎没有声响地退了出去。殿门开了一条缝，外面的冷风灌进来，把烛台上的火苗吹得猛地一歪，差点灭了，然后又被烛芯稳住了，重新立起来，像一根不肯倒下的手指。

杨广独自坐在灯下。殿外的风声呜咽着刮过去，像是什么东西在暗处哭。他把脸埋进了掌心里。掌心的纹路贴着眼皮，又深又乱，像是这个天下四面八方压上来的暗影，全都缩在了这一双曾经握过天下权柄的手掌上。

过了很久，他抬起头，看着案角那摞奏报，忽然伸手把最上面那份翻开来，拿起笔，在末尾批了一个字——一个他今天已经批了无数遍的字。

准。

他把笔搁下，笔杆在笔山上滚了一下，停在砚台边上。烛火又晃了一下，他的影子在背后的墙上被拉得又长又扭曲，像一个被钉在墙上的人。殿外四更的更鼓响了，在空旷的宫城上空回荡，一重一重地传出去，最后被洛阳城深沉的夜色吞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