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那年的气球

七岁那年，尼克劳斯发了一场高烧。

伍珀塔尔的春天来得迟，四月的空气里还渗着莱茵河的水汽，窗玻璃上结着一层薄雾。她躺在自己的小床上，能听见楼下诊所的门铃偶尔响一下，然后是父亲或母亲匆匆下楼的脚步声。那些声音隔着一层楼板传上来，闷闷的，像隔着一层水。

烧到第三天的时候，她已经分不清白天和夜晚了。天花板上的裂纹在眼前晃来晃去，像一张不断变幻的地图。她记得自己喊过几次，声音从喉咙里出来的时候却变成了奇怪的气音——咳咳、咳咳——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没有人来。

父母在外面出诊。这是尼克劳斯家一贯的规矩：病人优先。

她翻了个身，被子滑到地上。冷空气裹住她的小腿，她却觉得那温度刚刚好——身体里面太烫了，烫得她怀疑自己的骨头在融化。颅骨、锁骨、肋骨、尺骨、桡骨，每一块都在发烫。她把手按在胸口，能感觉到心跳又急又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在扑腾。

然后她开始咳嗽。

不是普通的那种咳嗽。是从胃的最深处翻涌上来的，像有什么东西在拼命往上顶、往外挤。她弓起身子，双手抓着床单，指节泛白。咳咳、咳咳、咳咳——

第一只气球从她嘴里出来的时候，她以为自己要死了。

那是一只小小的、红色的气球。它从她的喉咙里滑出来，带着一点温热的潮湿，晃晃悠悠地升到天花板下面，停在那里。然后是第二只——蓝色的。第三只——黄色的。它们一只接一只地从她身体里钻出来，像一群被囚禁太久终于获得自由的蝴蝶。她甚至能感觉到它们经过食道时的触感：光滑的、柔软的、微微发烫的。

尼克劳斯不咳了。她仰面躺着，看着那些气球在天花板下面挤挤挨挨地聚在一起。房间里没有开灯，但气球本身在发光——很淡的、暖融融的光，像把一小块黄昏关在了屋子里。红的、蓝的、黄的、绿的、紫的。它们无声地碰在一起，又弹开，再碰在一起。

她伸出手，想去够离她最近的那只蓝色的。手指穿过空气，指尖几乎要触到气球表面的时候，它轻轻地飘开了。像在跟她玩一个游戏。

“气球……” 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的，但已经不再堵了。“你们这儿还少了一点气球。”

她笑了一下。然后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尼克劳斯夫妇回来的时候，发现女儿的高烧退了。她坐在床上，怀里抱着一把气球，正在一个一个地系在床柱上。听见门响，她抬起头，灰色的眼睛里映着满屋子的彩色。

“哦！” 她说，“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你！”

母亲蹲下来抱住她，把脸埋在她肩窝里，肩膀在发抖。父亲站在门口，白大褂上还沾着夜露，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

尼克劳斯被那双手臂箍得太紧，有点喘不过气。她偏过头，看着自己刚刚系好的那排气球——它们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像一队小小的卫兵。有一只黄色的正在慢慢地、慢慢地漏气，表面皱起一点细纹。

她伸出食指，在那只气球上轻轻按了一下。

它又鼓起来了。

后来尼克劳斯再也没有生过病。她开始随身带着气球，走到哪里都带着。人们说她是个古怪的孩子，说她总是咳嗽，说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像在密谋什么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派对。她分发气球给路过的孩子，给草坪上奔跑的小狗，给橱窗里沉默的模特。

她不喜欢别人叫她医生。父母是医生，那间诊所里消毒水的味道她闻了七年，够了。她更喜欢派对制造者这个称呼——虽然大多数时候，她举办的那些派对只有她自己和一个房间的气球参加。

但没关系。气球会听。气球不会在半夜出门出诊。

有时候她会想起七岁那年的那个夜晚。想起天花板上的裂纹，想起喉咙里堵着的那团东西，想起气球一只接一只地从身体里钻出来时那种奇异的感觉——像是在把自己一点一点地吐出去，又像是在把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地接进来。

她不知道那些气球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她烧坏的肺里长出来的，也许是骨头缝里渗出来的，也许是死亡擦肩而过的时候留下的赠礼。她只知道从那以后，她的身体里永远住着一场派对——安静的、彩色的、只有她自己能听见的派对。

气球用完之后，她会消失一天。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第二天她会带着新气球出现，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咳嗽，继续笑，继续问每一个路过的人：

“笑一个吧。”

那些气球飘在她身后，红的、蓝的、黄的、绿的、紫的。像一群不会说话的、永远忠诚的朋友。

像七岁那年，在她以为自己要死掉的夜晚，从她身体里飞出来的那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