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真诚的心

巴黎的秋日来得总是这样不经意。

我站在蒙马特高地的一处阳台上，指尖夹着一只细长的酒杯。杯中的液体泛着暗红的光泽——这是只有在巴黎才能品尝到的独特酒水，它的名字不会被写在任何酒单上。“血腥落日”的色泽暗红，如同负罪之人的鲜血。事实上，这杯酒里并没有血，正如我递给那些绅士们的钻石里，也并没有真正的钻石。

多么美丽的景色。远处圣心堂的圆顶在薄暮中泛着灰白，像一枚被遗忘的棋子。巴黎郊区的田野与村落铺展在视野尽头，那些低矮的屋顶和袅袅的炊烟，让人几乎要相信这世界上真的存在某种可以被称之为“归宿”的东西。我怀念它们，但一趟远走高飞的旅途也同样令人期待。

我转动酒杯，看着液体在杯壁上挂出薄薄的一层红。十八岁那年的新德里，空气里永远飘着香料和尘土混杂的气味。父亲失踪之后，我被软禁在那座宅邸里——坦南特家族的宅邸，石头砌的，阴冷，走廊漫长，每一扇窗户外面都站着看守的人。他们说这是为了保护我。他们说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年轻小姐，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太过危险。

他们说。

后来我逃走了。戴上一顶宽檐礼帽，穿上女款西装，披上夹克衫。宽檐帽不单单是为了遮住眼睛，以营造危险而迷人的氛围，也是为了在谎言被戳穿时，能掩人耳目而逃。我在新德里的街头游荡，在巴黎的咖啡馆里落脚，在伦敦的雨夜中穿行。坦南特家族的姓氏曾经与宝石开采、鉴定和运输紧密相连。如今，这个姓氏只属于我一个人了——还有我口袋里那些由木炭变成的、闪闪发光的小东西。

我的神秘术能将木炭转化为钻石。这并非什么高深的学问，只是一个被证实的化学事实——钻石与木炭，本质上并无不同。人们愿意为一颗钻石付出一切，却对一块木炭嗤之以鼻。多么奇妙的讽刺。我不过是利用了这个事实，就像利用人们心中那些柔软的、可以被轻易撬动的缝隙。

“向您致意，美丽的女士，请允许我为您献上一枝玫瑰。”

这句开场白我说过太多次，多到它已经失去了所有意义，只剩下音节本身在舌尖滚动的触感。但人们总是吃这一套——一个穿西装戴宽檐帽的年轻女人，用恰到好处的恭维和一枚足够闪亮的石头，就能让最谨慎的商人放下戒备。

弗雷明曾经说我是个冷静和克制的人，一个科学家，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在实验室里向他展示烧杯底部那些细小的光芒——木炭变成的钻石，廉价却璀璨。他看我的眼神里有种近乎虔诚的东西。我告诉他那根本就是另一个骗局。他不信。

人们总是不肯相信他们不愿意相信的事情。这大概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发现。

阳台上的风变凉了。我把最后一口酒饮尽，杯底残留着一层暗色的薄膜。楼下街道上，一个穿灰大衣的男人正在路灯下徘徊——我的下一个目标，或者说，下一个愿意相信谎言的人。他口袋里的钱足够我继续三个月的实验，而我将给他的，是一颗会在七十二小时后变回木炭的“钻石”。

我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我愿将最后的结局称为“皆大欢喜”。

转身离开阳台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巴黎的暮色。这座城市收留过我，滋养过我，也见证过我所有的骗局。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就像离开伯明翰，离开新德里——去往下一个城市，下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

毕竟，我是一件展出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神秘学家艺术品。展品总是要巡展的。从大不列颠到英属印度，从新德里到巴黎。下一站是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钻石还会继续闪光，那些谎言还会继续被相信。

而艾达·坦南特——或者说，坦南特——还会继续走下去。

我把宽檐帽往下压了压，遮住大半张脸。

楼梯在脚下发出吱呀的声响。该去会一会那位灰大衣先生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