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凌晨三点四十七分，市局法医中心的日光灯管依然嗡嗡作响，惨白的光线毫无保留地倾泻在解剖台上。杨博文直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颈，关节发出细微的咔哒声。面前这具编号“黎明七号”的尸体已经完成了初步检验，他摘下沾满血污的手套，指尖冰凉。

第七个了。三个月，七个死者，抛尸地点遍布全市，作案手法却展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进步性”。最初的几具尸体伤痕粗糙，像是急于求成的拙劣模仿；而最近的这一具，无论是颈部切口的精准角度，还是脏器被取出后腹腔内那近乎完美的缝合线，都透着一种冷静的、仪式感十足的熟练。

杨博文拿起桌上的平板电脑，调出自己博士期间一篇关于“特定创伤模式与心理动机关联”的未发表论文草稿。他的目光在“模拟切割路径分析”那一章节的示意图上停留了片刻，然后又转向解剖台上死者颈部的伤口照片。线条走向、着力点分布……几乎完全吻合。

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与解剖室恒温系统制造的凉意截然不同。

他拨通了左奇函的电话。响了几声后被接起，那头传来嘈杂的背景音和左奇函带着明显睡意和不耐烦的声音

杨博文听着话筒里的忙音，闭了闭眼。他能理解左奇函，一线刑警每天面对的是海量的、琐碎的、真假难辨的信息，需要的是最直接、最确定的证据链条。而他提供的，恰恰是建立在不确定性之上的“可能性”。这种冲突在他们共事的两年里反复上演，一个讲究逻辑闭环和物证支撑，一个依赖直觉、经验和对犯罪心理的深刻理解。吵闹互怼是常态，大部分时候以左奇函不耐烦地打断或直接结束对话告终。

他重新看向解剖台。死者是一位三十五岁的男性公司职员，表面看来毫无特殊之处，像前六位受害者一样，被极其规律地剥夺了生命。凶手似乎是在进行某种实验，而人体，就是他的实验材料。杨博文将数据导入专门的分析软件，屏幕上跳出的三维创伤模型与论文中的预测曲线缓缓重叠，拟合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七点三。

他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地面划出刺耳的声响。必须让左奇函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