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我妻子是在女儿三岁那年死的。

死因是脑动脉瘤破裂，毫无征兆。她在厨房炒菜，突然说了一声“头好晕”，然后直挺挺地倒下去，再也没有醒过来。从发病到死亡，前后不到四十分钟。医生说是先天性脑血管畸形，就像一个藏在脑子里的定时炸弹，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炸。

那一年我三十一岁，在一家建筑设计院做结构工程师。妻子走后，我一个人带着女儿，没再娶。不是没有遇到过合适的人，是小禾不答应。她第一次见到我带回家的女同事，就发了一场高烧，烧到四十度，嘴里一直在喊“妈妈不要走”。退烧之后，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妈妈说她不喜欢那个阿姨。”

我说妈妈已经走了。她说没有，妈妈每天都在。

小孩子的话，我没当真。

小禾今年十二岁了。个子拔得很快，性格安静，成绩中上，就是有一点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她从来不在家里大声说话。她在自己房间里走路都踮着脚，像怕吵到谁。我曾经问过她为什么，她说：“妈妈说走路要轻，楼下会吵到。”

我住的房子是六楼，顶层。楼下是五楼，住着一对老夫妻。我妻子在世的时候确实经常提醒小禾走路轻一点，因为老房子的楼板薄。但她已经死了九年了。

小禾最近一次的家长会，班主任把我单独留了下来。她说小禾这学期的作文有些奇怪，想让我看一下。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家人》。小禾写了三段。第一段写我，说我每天加班到很晚，回家的时候她已经睡着了。第二段写她已经去世的外婆，说外婆做的红烧肉很好吃，可惜外婆住得太远。第三段写她妈妈。

第三段是这么写的——

“我妈妈今年三十八岁，长头发，穿一件灰色的毛衣。她每天下午四点来接我放学，牵着我的手走回家。路上会路过一家蛋糕店，她有时候会给我买蛋挞。回到家她会检查我的作业，然后做饭。她做的西红柿鸡蛋面很好吃。”

班主任指着这几行字，说：“小禾的妈妈是——抱歉，我知道这是个敏感的话题——但小禾的妈妈是不是已经……”

“已经去世九年了。”我说。

班主任沉默了很久。然后她打开抽屉，拿出一张画。是一张蜡笔画，小禾在美术课上画的。画的是三个人——一个高个子男人，一个扎马尾的女孩，中间拉着一个矮个子的女人。女人穿着灰色衣服，长头发，脸上画着微笑的嘴巴。小禾在旁边用歪歪扭扭的字标着——“爸爸、我、妈妈”。

班主任说：“我问小禾，妈妈在哪里。她说妈妈就在家里。我说那为什么老师没有见过妈妈。她说——因为妈妈不出门。”

因为妈妈不出门。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我的后脑勺。我忽然意识到，九年来我从来没有在白天进过小禾的房间。每天早上我出门上班的时候她还在睡觉，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她已经睡了。周末她自己在房间里写作业、看书、画画，关着门。我对她房间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她三岁那年的样子——粉色的墙纸，一张小床，一个玩具柜，地上铺着泡沫地垫。

女儿长大了，房间也该变样了。但我从来没有进去看过。

那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提前回家。我用钥匙打开小禾房间的门。她的房间已经不是三岁时的样子了。粉色墙纸早就换成了浅蓝色，小床换成了单人床，书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课本和文具。窗户开着，窗帘被风吹得轻轻晃动。房间里有一股淡淡的洗衣液的味道，和我妻子以前用的那个牌子一模一样。

书桌旁边有一个衣柜。我打开衣柜。左边挂着小禾的衣服，校服、裙子、羽绒服，按季节分好。右边挂着一排女人的衣服。灰色的毛衣，米色的风衣，一条碎花长裙——那是我妻子生前最喜欢的一条裙子，我记得她穿着它参加过我公司的新年年会。这些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像是有人定期在打理。

衣柜最下面一层是一双拖鞋。女式棉拖，淡紫色，鞋底有穿过的痕迹，不是九年前被收起来的旧鞋。鞋面上有一层薄薄的灰，但鞋底的磨损痕迹是新的。

我蹲下来，拿起那双拖鞋。鞋垫上有体温残留的微微温热。

有人刚才穿着这双鞋。

我抬起头，发现衣柜深处还有一样东西。一个手机。不是我的，不是小禾的，是一部很老的iPhone，玫瑰金色，屏幕有一条裂纹。我记得那条裂纹。那是我妻子摔的那一下。她当时还笑着说“还好没碎”。

我按下电源键。屏幕亮了。

电量还有百分之七十八。

手机桌面是小禾三岁生日的照片。照片上我妻子抱着她，对着镜头笑。背景是我家客厅，窗帘是我九年前换掉的那款，沙发上铺着的是早就扔掉的旧沙发巾。通讯录里只有一个联系人——小禾。最近通话记录显示，今天下午三点四十七分，有一个已接来电，通话时长四分十二秒。小禾四点十分放学。三点四十七分，她还在学校。

我翻到短信。只有一条对话框，和小禾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今天下午四点零三分发的，发送者是小禾——“妈妈，今天我想吃蛋挞。”

回复只有一个字——“好。”

我握着那部手机，坐在小禾的床上，坐了很久。空调的出风口吹着冷风，但我的后背全是汗。窗外天色渐暗，楼下传来放学的孩子们的嬉闹声。我听到钥匙转动的声音，入户门被推开，小禾的声音从玄关传来——“我回来啦！”

然后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

从厨房传来的。煤气灶打火的声音。锅铲碰到铁锅的声音。油热了下菜的声音。还有——一个女人哼歌的声音。一首很老的歌，《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妻子生前最喜欢哼这首歌。她每次炒菜的时候都会哼，哼得不成调，但很好听。

小禾的脚步声穿过客厅，停在厨房门口。

“妈妈，今天吃西红柿鸡蛋面吗？”

哼歌声停了。

一个声音说：“嗯。你先去洗手。”

那个声音不高不低，带着鼻音，是我妻子做了鼻炎手术之后特有的那种音色。那个声音我太熟悉了。九年零三个月，我没有听到过这个声音，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它。

我从小禾的房间里走出来。客厅很暗，只有厨房的灯亮着。我走到厨房门口。小禾站在水池边洗手。灶台前面站着一个女人——灰色的毛衣，长头发，手里拿着锅铲。她听到我的脚步声，回过头来，看着我。

她的脸是我妻子的脸。一模一样。连嘴角那颗小痣都在同一个位置。

她笑了一下。我妻子特有的那种笑，嘴唇微微抿着，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你回来啦。”她说，“面快好了，再加一个菜吧。你爱吃的糖醋排骨，冰箱里正好有排骨。”

我没有回答。她转过身继续炒菜，动作熟练，自然，和九年前每一个傍晚一样。煤气灶的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汤汁咕嘟咕嘟冒着泡。小禾洗完手，绕过我，拉开碗柜拿碗筷。三只碗，三双筷子，三个盘子，整整齐齐地摆在餐桌上。

九年来，我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吃饭。小禾在房间里吃。但现在餐桌上摆了三副碗筷。

女人把西红柿鸡蛋面端上桌。她给每人盛了一碗，然后坐下。小禾坐在她旁边，拿起筷子，开始吃面。没有人说话，气氛安静得和九年前的每一个晚餐一模一样。

我也坐下了。我面前的那碗面冒着热气，西红柿切得很碎，鸡蛋炒得很嫩，上面撒了一小撮葱花。我记得这个味道。我吃了九年自己做的饭，已经忘记了妻子做的西红柿鸡蛋面是什么味道了。但我现在闻到了。那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我拿起筷子。我的手机响了。陌生号码。我接起来。

“请问是周诚先生吗？我是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的刘医生。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是这样，您女儿小禾在我们这里已经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心理咨询。根据最新的评估报告，我们建议将治疗频率从每周一次调整为每周两次。另外，上次提到的家庭参与式治疗，还是希望您能参加。小禾的情况比较复杂，她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伴发的幻觉系统已经非常稳定了，如果再不介入，她的现实检验能力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我握着手机，看着餐桌对面的女人。她在给小禾夹菜，小禾抬头对她笑了一下。

“周先生，”刘医生的声音继续从听筒里传出来，“我知道这对您来说很难接受，但您必须清楚一件事——小禾每天放学回家后看到的、听到的、对话的那个‘妈妈’，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她为这个幻觉建构了一套极其完整的辅助系统，包括用您的信用卡购买女性衣物、用您妻子的旧手机给自己发短信、用录音设备在厨房播放炒菜的声音。我们上个月去您家做家访的时候，在她的床底下发现了一台蓝牙音箱和一个遥控装置。”

“她一个人在家里，扮演了九年。”

我放下手机。

餐桌对面，女人放下筷子，看着我。她的嘴角还挂着那种笑，但这次，她的眼睛没有弯成月牙。那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眼珠一动不动。

然后她的嘴唇动了。她没有出声，但我读出了她的口型——“别告诉她。”

厨房的灯闪了一下。

小禾抬起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身旁的女人。然后她低下头，继续吃面。

“妈妈，明天还可以吃蛋挞吗？”

“当然可以。”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餐桌上的糖醋排骨冒着热气，甜腻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客厅里。碗筷碰撞的声音，小禾咀嚼的声音，煤气灶上锅里的水烧开的声音。一切都正常得像一个普通的家庭晚餐。

只有一件事不正常。

那部旧手机，此刻就握在我手里。屏幕还亮着。最近通话记录里，最后一个已接来电的号码，是刘医生的。时间显示，这通电话发生在两个小时前。

但刘医生刚才打的是我自己的手机。

那这条通话记录，是谁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