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小禾今年七岁,上小学一年级。她有一个我们全家都不愿意承认的习惯——她会在睡梦中说话。不是普通的梦话。是对话。她会用一种完全不像她的声音,一句一句地和人聊天。聊的内容,有时候是关于天气,有时候是关于食物,有时候是关于一些我们从未教过她的词。她妈妈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吓得把碗摔了。
我们带她去过医院。脑电图正常,心理评估正常,发育指标正常。儿科主任说,小孩子大脑发育过程中出现睡眠言语现象并不罕见,长大就好了。
但小禾的情况没有“长大就好了”。她八岁那年,开始用左手写字。不是左撇子的那种自然的左手,而是她刻意换过去的。老师打电话来,说小禾最近的作业都是用左手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但能看出来她很认真。我问她为什么用左手,她说:“因为姐姐也是用左手。”
小禾没有姐姐。她是独生女。
九岁,她开始问我们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阳台上的花是谁浇的”,比如“厨房里为什么会有两个影子”,比如“爸爸,你昨天晚上为什么站在我门口不进来”。最后这个问题让我一整夜没睡着。因为昨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根本没有起过床。
十岁,她生日那天,对着蜡烛许了一个愿。她妈问她许了什么,她不说。吹完蜡烛的第二天,她开始学画画。我们没有给她报班,她自己从书房翻出了一盒旧蜡笔,开始在纸上涂。她画的东西都是同样的内容——两个人。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高的是她,矮的是另一个女孩。
她把画贴在卧室墙上,贴了整整一面墙。
十一岁那年夏天,我在她书包里发现了一样东西。一张照片。不是我们家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小女孩,穿着那种九十年代才有的碎花连衣裙,扎着两个羊角辫,站在一棵石榴树下笑。照片背面写着两个字——“小雨”。我拿着照片问小禾,这是谁。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平静得不像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她说:“姐姐。”
那天晚上,我翻遍了家里的老相册。在我妈的遗物里,我找到了一本我从没见过的相册。最后一页,是同一张照片。石榴树,碎花裙,羊角辫。背面写着“小雨,1994年摄于老宅”。
1994年。那年我四岁。
我问了我爸。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的声音说:“你确实有个姐姐。她比你大三岁。七岁那年,掉进河里,没救过来。”我握电话的手在发抖。我问:“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说:“因为你妈受不了。你妈从那以后,再也见不得任何和小雨有关的东西。她把小雨的照片全收起来了,把小雨的衣服全烧了。她说,只有这样,才能忘。”
“可小禾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爸打断了我。“我不知道小禾是怎么知道小雨的。但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敢告诉你。你妈走的那天,最后喊的不是你的名字。她喊的是小雨。”
挂了电话,我走进小禾的房间。墙上贴满了画,每一张都是两个人。高的,矮的。她坐在画中间,正在给其中一张涂色。我蹲下来,把照片放在她面前。
“小禾,你跟爸爸说,这个姐姐,你是怎么认识的?”
她停下笔,抬头看着我。她的眼睛和我对视的那一秒,我感觉到了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不是害怕,不是紧张。是熟悉。那双眼睛里的神情,我见过。在某张照片里,在某段我自己已经记不清的童年片段里,在一个七岁就消失了的女孩脸上。
她说:“我不认识她。”
“那你为什么叫她姐姐?”
“因为她让我叫她姐姐。”
“她什么时候让你叫的?”
“你不在的时候。”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在小禾的房间装了一个摄像头。很小的那种,藏在书架最上面一排,对着她的床。我知道这样做不好。但我是她的父亲。我需要知道。
前六天,什么都没有。小禾按时睡觉,按时起床,偶尔说几句梦话,听不清内容。第七天凌晨两点十三分,摄像头拍到了。
小禾从床上坐起来。她睁着眼睛,但眼神是空的。她下床,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拿起蜡笔,开始画画。画得很慢,一笔一笔,像是在描摹一个只有她才能看到的轮廓。画了大约四十分钟。然后她把笔放下,走到房间中央,站定。
她开始说话。
摄像头录下了她的话。声音比平时尖一点,带着一种稚气未脱的尾音上扬——不是小禾平时说话的方式。
“妈妈,我今天又画画了。画了你。你穿红衣服。”
我后背一阵一阵地发凉。小禾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奶奶——我妈在她出生前两年就走了。
然后她又开口了。这一次,声音完全变了。低沉,缓慢,像是在模仿成年人的语气。
“小雨,该睡觉了。”
然后她又换回了那个尖尖的声音——
“好的妈妈。”
她关了台灯,回到床上,躺下去,闭上眼睛。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房间里重新安静下来。
我坐在监控画面前,手指冰凉。
第二天早上,小禾正常起床,正常吃早饭,正常背书包上学。她完全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我在她出门后,回到她房间,拿起她昨晚画的那张画。
红色的蜡笔。画的是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大人们拉着手,小孩站在前面。三个人的脸上都画着歪歪扭扭的笑。
右下角有一行字。用左手写的,歪歪扭扭——
“小雨、爸爸、妈妈。”
那是小禾的笔迹。但写的内容,不属于她。
那天下午,我请了假,去了市档案馆。我查了小雨的死亡记录。1999年7月14日,一名七岁女童在城北红星渠溺水身亡。记录上有一段现场描述——“女童独自在渠边玩耍时失足落水,被救起时已无生命体征。现场除女童外,另有一名四岁男童在场,为女童胞弟。男童未受伤,但受惊严重,送医观察。”
四岁男童。
那是我。
我站在档案馆的微缩胶片阅读器前,拼命地回忆。七岁以前的事情,我几乎全部没有印象。我妈说小孩子记不住事是正常的。但此刻,站在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不是记不住。我是不敢记。
那天下午,我给心理医生打了一个电话。我描述了小禾的情况,也描述了我发现的那段记录。医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很谨慎地说:“你描述的这个情况,在临床上很少见,但并非没有先例。有一种可能,你的女儿并不是在和鬼魂对话。她是在和你母亲的创伤对话。”
“什么意思?”
“你母亲在失去女儿后,精神创伤没有被妥善处理。她的痛苦、愧疚、思念——所有这些情绪被她用极端的方式压制了。但压制不等于消失。在你女儿出生后,你的母亲——她的奶奶——很可能通过某些无意识的言行,将自己的创伤投射到了孙女的身上。比如反复用已故女儿的名字称呼孙女,比如在孙女面前不断提及那个不存在的‘姐姐’。这种投射如果足够强烈,配合幼儿时期高度敏感的模仿学习能力,是有可能在孩子的大脑里形成一套独立的行为模式的。”
“你是说,小禾在扮演小雨?”
“更准确地说,她在扮演你母亲记忆中的小雨。而她自己并不知情。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分离性的身份结构。建议尽快带孩子来面诊。”
我挂了电话,脑子里乱成一团。如果医生说的是对的,那小禾的行为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但还有一个问题,医生没有回答我——如果小禾只是在模仿我妈记忆中的小雨,那摄像头里那个低沉的声音是谁的?
那个声音说——“小雨,该睡觉了。”
那是谁的?
我回到家,小禾还没放学。我坐在客厅里,翻着我妈留下的那本相册。相册很薄,除了小雨那张照片,剩下全是空白页。我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注意到封底的内侧有一点鼓。我轻轻撕开封底的衬纸。里面掉出来一封信。
信纸很薄,折了又折,边缘已经磨破了。
是我妈的字迹。
信的开头写着——“小雨,妈对不起你。”
接下来是一段我无法转述的内容。内容太具体,太真实,比我三十八年来知道的任何事实都更真实。简单来说——
那天,不是小雨自己掉进河里的。
是我推的。
我四岁。她七岁。我们在渠边玩。我踩滑了,往前扑的瞬间抓住了她的裙子。她被我一起带进了水里。我会游泳——我爸教过我。但她不会。
她呛了水,拼命扑腾。我游到了岸边。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还在水里,手伸向我,嘴里喊着什么。我听不清,渠水的声音太大了。
我跑了。
四岁的我,转身跑了。
跑到渠坝上面,躲在一棵柳树后面,等了很久。等大人们把她捞上来,等救护车来,等我妈扑在她身上哭,等我爸把我从树后面拽出来,抱着我,说——“别怕,别怕,不是你的错。”
从那以后,我妈再也没有正眼看过我。
她不是恨我。她是没有办法面对一个看见自己女儿溺死却转身跑了的儿子。所以她选择忘。忘掉小雨存在过,忘掉那天发生过的事,忘掉她还有一个儿子。她把我留在了这个家里,却把我从她的情感里抹掉了。
她走的时候,喊的是小雨。因为她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小雨的离开。而我——活着的这个儿子——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每天提醒她小雨已经死了的证据。
信的最后一行写着——
“小禾长得像你。越长大越像。我不敢抱她。我怕我抱她的时候,想起你。”
信没有落款,没有日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大概是某个深夜,在她彻底崩溃之前,在被送进医院之前,在护士给她注射镇静剂之前。
那天晚上,小禾睡着后,我坐在她床边,看着她。她的睫毛很长,嘴角微微上翘,睡相安稳。她不知道小雨,不知道奶奶,不知道爷爷,不知道那封信,不知道她爸爸四岁的时候做过什么。
她只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在睡梦中会被另一个女孩附身的小女孩。
摄像头还开着。凌晨两点十三分,她坐起来了。
和昨天一样,她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拿起蜡笔。我没有动。我坐在她床上,看着她画。她画了很久。这一次,她没有画人。她画了一棵树。一棵柳树。树下有一个小小的影子,蹲着。
她停下笔,转过头,看着我。
她的眼睛不是空的。它们看着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她用那个尖尖的声音说:“弟弟,你为什么不拉我?”
我没有回答。
她等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她伸出手——小禾的手,七岁女孩的手,指甲剪得整整齐齐——放在我的脸上。
“没关系。我自己上来了。”
然后她闭上眼睛,倒在我怀里。
呼吸平稳。体温正常。睡得很沉。
我把她放回床上,盖上被子。然后我拿起她的蜡笔,在那张画下面写了一行字。我用的左手。
“姐姐,对不起。”
第二天早上,小禾醒来,看到了那张画。她拿起来,看了很久。然后她说:“爸爸,这个是谁画的?”
“爸爸画的。”
“画的是什么?”
“一棵树。”
她没有追问。她把画收进了书包里。
从那以后,小禾再也没有在睡梦中说过话。再也没有用过左手写字。再也没有提过“姐姐”。她把墙上那些画全取下来了,一张一张叠好,装进了一个鞋盒。我问她要怎么处理,她说:“放阁楼上吧。姐姐说她走了。”
一年后,小禾八岁生日。她对着蜡烛许愿。
她妈问她许了什么。
她说:“希望姐姐在那边,也有生日蛋糕吃。”
蜡烛吹灭。一缕细细的青烟升起来,飘向天花板,绕过吊灯,消失在窗帘后面。
窗外,石榴花开得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