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号坠落之后的第七天,江驰发来一条消息。
消息很短,只有一行字:“我在临江渡口。你父亲留了东西在这里。”迟暮野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正在教室里擦黑板。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他以为是顾浅发的麻辣烫优惠券——顾浅最近迷上了收集各种麻辣烫店的优惠券,每天发好几张到群里,说这是某种“概率投资”,买得越多省得越多。迟暮野把湿布放在粉笔槽旁边,用围裙擦了擦手,点开消息。然后他站在黑板前面,手里捏着粉笔擦,一动不动地站了大概有十秒钟。
苏茗坐在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正在往笔记本上抄化学方程式。她抬头看到他的背影,把笔放下。
“怎么了。”
他没说话,把手机递给她看。
下午没课。高三的周三下午本来有两节自习,但赵秃子临时接到通知去市里开会,临走之前把自习课改成了自由复习。顾浅说这是“天赐的麻辣烫时间”,但迟暮野没有去麻辣烫店。他背上书包走出校门,苏茗跟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两个包子——豆浆摊老板娘听说他们要去渡口,多塞了一个青菜的,说渡口那边风大,多吃点挡风。
巷子口的老榕树下,黑猫正蹲在那根最粗的气根上舔爪子。看到他们走过来,它停下舔毛的动作,歪着头看了他们一眼。它大概已经习惯了——每天傍晚那两个人都会从这棵树下经过,有时候会停下来蹲在它旁边,有时候会行色匆匆地往巷子深处走去。它不知道他们要去哪,但它知道他们会回来。猫的时间观念和人类不一样——它不计算离别,只计算重逢。
公交车沿着江边的公路往西开。窗外的景色从灰扑扑的居民楼变成了低矮的厂房,从厂房变成了大片大片的芦苇荡。芦苇已经枯了,黄褐色的秆子在江风里摇摆,穗头上的白絮被风吹散,飘在车窗外面像一场迟迟不肯落下来的雪。苏茗靠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把化学笔记本摊开放在膝盖上,翻到夹着剪报的那一页。剪报上那则天问号退役的新闻她已经看了很多遍,每次看都会在空白处加一行新的笔记。最新的一行写的是:“江驰说资料组在整理退役数据时发现了一段被遗忘的信号记录,频率是4976kHz。和你爸在科拉站用扳手敲的是同一个频率。”
渡口在临江下游大概十五公里的地方。以前是个客运码头,后来修了新桥,渡口就荒废了,只剩下几间歪歪斜斜的木屋和一个生锈的趸船靠在江边。迟暮野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但他知道那个渡口的名字——老徐渡口。不是官方名字,是附近渔民叫出来的,因为很多年前有个姓徐的老头在渡口看船,后来船没了,老头还在。他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爸在磁带里提过——“老徐是看渡口的,养了十几只鸭子,每天傍晚划船在江上兜一圈。他说他以前在部队是通讯兵,退役之后在渡口守了几十年,见过的船比见过的人还多。”
江驰在渡口等他们。他站在趸船的甲板上,江风把他的外套吹得猎猎作响。几个月没见他瘦了很多,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和他刚从空间站回来时一模一样。但他的眼睛比以前更亮了——不再是那种空白记忆里的茫然,而是某种已经找到了答案的笃定。他手里拿着那本从天问号带下来的笔记本,封面上“天问号值班日志”几个字已经褪得快要看不清了。
“你父亲在科拉站留了一盘磁带。我是在天问号的退役资料里找到的备份。”江驰把笔记本翻开,里面夹着一张用防水袋封好的光盘。光盘很旧,表面有几道细微的划痕,标签上是他爸的笔迹——“4976-临江渡口”。“天问号的通讯阵列在退役前最后一次全频段扫描时,捕捉到了一个从地面发射的信号回波。信号源就在这个渡口,发射时间是二十多年前。伊莎贝尔做了频谱分析,确认和你父亲在科拉站录的最后一盘磁带是同一段音频——他先在天问号上做了信号中继,然后用渡口的监测站把信号转发到了临江方向。”
江驰指着渡口后面那片芦苇荡。“监测站就在下面。老徐渡口的地下备用监测站,编号4976-临江,是渊守在长江中下游布设的七个信号监测点之一。二十三年前有人把它重新激活过一次。”
他推开渡口木屋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手电筒的光照亮了通往地下的铁梯。台阶很陡,空气里有一股江水泥沙混着铁锈的气味。监测站很小,只有科拉站地下观测室的四分之一大——一台老旧的信号接收器,一把铁椅,一面落满灰尘的玻璃幕墙。玻璃幕墙已经坏了,裂纹像蛛网一样从中心往四周蔓延。幕墙后面没有墟的碎片,只有一排早已停转的硬盘阵列,绿色指示灯早已熄灭,只有最右下角那颗暗红色的指示灯还在极其微弱地闪烁,每隔几秒亮一下。
江驰把光盘放进接收器的光驱里。硬盘转动起来,发出老式光驱特有的嗡嗡声。音频开始播放。先是一段很长很长的空白,只有磁带摩擦磁头发出的细微沙沙声,然后他爸的声音出现了。和科拉站那盘磁带的语气完全不同——不是对着实验对象说话,不是对着虚空说话,是那种最放松、最不设防的、像是在跟一个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聊天的语气。
“兰。我在临江渡口的监测站里。你大概不知道临江还有这个监测站——当年选址的时候是我亲自来看的,因为这地方和老徐渡口只隔着一片芦苇荡。老徐是看渡口的,养了十几只鸭子,每天傍晚划船在江上兜一圈。他说他以前在部队是通讯兵,退役之后在渡口守了几十年,见过的船比见过的人还多。他说这话的时候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眯着眼睛看江水,表情和我每次在示波器上看波形图时一模一样。我跟他说我在这里架信号接收器,他问接收什么信号,我说从一个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信号。他问多远,我说大概比你见过的所有船加起来的航程都要远。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想了一下,说那挺好的——有人从那么远的地方给你发消息,你要好好听。不要漏了。”
迟暮野把书包放在铁椅上,搪瓷杯在侧袋里轻轻磕了一下,发出一声极细微的金属回响。苏茗站在他旁边,背靠着那面蛛网般碎裂的玻璃幕墙,手指无意识地摸着袖口内侧绣着的那两个字。
“兰。你还记得你生小野那天吗。难产,你在产房里待了八个小时,我在走廊里来回走,把地板磨出了一道印子。护士推门出来问我是不是家属,我说是。她说母子平安,男孩,六斤八两。我站在产房门口,透过门缝看到你抱着他,你低头看他,脸上的表情和我第一次在示波器上看到碎片信号时一模一样——那种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但说不上来是什么的感觉。我当时就想告诉你这句话,但没说出口。现在补上——他是我的4976。也是你的。是我们两个人收到的最好的信号。”
磁带还在转。他听到他爸在录音里笑了一声,很短,很轻,像是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在笑。
“我选了这里——老徐渡口。你不觉得巧吗,临江有个叫迟暮野的小孩,江边有个叫临江的渡口。你来过渡口的那天江面上有很多船,但河岸上只有我和你,还有老徐。他站在芦苇边上抽烟,看着我们,没有说话。芦苇很密,高过了他的膝盖。那天的傍晚很安静,江水也安静。你站在渡口栈桥的最前端看江水东去,风吹起你的头发,你回头看我说——将来孩子长大,让他带喜欢的姑娘到江边走走。这里好,安静。我答应了你。那应该是我所有无法被兑现的承诺里最没有能力兑现的一个——一个连自己都等不到儿子长大的人,怎么带他去江边?但我还是写了。写在这盘磁带的末尾,藏在这个渡口的监测站里。如果他找到了科拉站,如果他找到了云梦站,他大概也会找到这里。不是我有多了解他——是我有多了解你。你会把他养成一个追着信号跑的傻孩子,和我一样。也会把他养成了在江边芦苇里寻找十七岁那个傍晚的人。和你一样。”
音频停了。接收器的硬盘转速降下来,指示灯暗掉,观测室里重新陷入安静。外面的江风穿过渡口木屋的缝隙灌进来,带着芦苇枯秆和湿润泥沙的气味。
苏茗站起来,推开监测站的后门。通往后山的小径被芦苇和野草淹没了大半,她用竹竿拨开芦苇往前走,裙摆在草穗间轻轻拖过,带起一小片飞舞的白色飞絮。走了一段路她停下来——面前出现了一片空地,空地中央有一间砖砌的小屋,门是铁皮做的,锈迹斑斑。门楣上方钉着一块木牌,上面的字已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
一个老人从屋后走出来。他拎着一盏马灯,身上的旧军大衣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脚上穿着一双沾满泥巴的雨靴。他站在芦苇边上看着他们,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把手里的烟头在鞋底摁灭。
“我等了很久。”他的声音很沙哑,像是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退休之后习惯每天傍晚划船在江上兜一圈,鸭子跟在我船后面,我把收音机调到新闻频道,听天气预报和江面水文信息。每天晚上七点,串台的电流声会准时响起,我就把它拍回去。但最近那声音变了——它不再是杂音,它在发报。4-9-7-6。一个我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听到的数字。”
他转身往铁皮小屋走,把马灯挂在门框上,从军大衣内袋里摸出一把磨得锃亮的钥匙,插进锁孔。门开了。屋里没有窗户,只有一整面墙是玻璃——不,那不是玻璃,是一面监测屏幕。屏幕边缘排列着几排老式的仪表盘和旋钮,旋钮上方的指示灯全部熄灭了,只有最右下角那一颗在极其微弱地闪烁。暗红色,一明一灭,和收音机里那个脉冲的节奏完全一致。
老人把手伸进军大衣内袋,掏出一张磨得发白的明信片。“很多年前的一个雨夜,有人把它从门缝底下塞进来。背面写着一行字:老徐,4976是方位角。从你家窗口往西北看,仰角四十五度。告诉那些孩子,别往那个方向飞。”他把明信片翻过来,正面是一张黑白照片——一座铁桥,桥下是江水,桥上有火车经过。“我不知道是谁塞的,也不知道那些孩子是谁。后来渡口荒废了,货船改走了对岸,明信片就一直夹在笔记本里。这么多年过去了,收音机里忽然开始重复这个数字。”
他把明信片夹回笔记本里,抬头看着迟暮野。那双被江风吹了几十年的浑浊眼珠里闪过某个很难形容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欣慰,是某种更老的、更深的、像江底沉了几十年的石头终于被人捞起来见到光的东西。
“你和你父亲很像。不是长得像——是那种站在江边看水时不会说话的样子。”他顿了一下,“他在监测站里待了三个月,每天除了调试设备就是坐在栈桥上写日志。我问他写什么,他说在写信。我说信是要寄出去的,他说不寄——这些信是写给以后的人看的。以后的人是谁,他说不知道,但总有一天会有人沿着芦苇上的红绳找到这里。”
迟暮野站在那面监测屏幕前,看着右下角那颗仍在闪烁的暗红色指示灯。4-9-7-6。他爸把同一个数字刻在科拉站的石碑上,录在磁带的最后一分钟里,写在天问号的备份数据里,现在又在江边的老渡口用一颗快要熄灭的指示灯反复发送。他把手伸进校服内袋,摸到那两封信。然后他转过头,问老人红绳还在不在。
“芦苇每年都枯,红绳早就褪了。”老人指了指自己的胸口,“但他把你妈妈的名字写在这里——写在渡口的观测日志里。日志在铁皮柜子里,和磁带一起放了二十多年。你没来之前,我不能给你。现在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