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英特那雄奈尔（一）

厚重的棺木塞进灵车的后厢时，百越的天还阴着。凌晨四点的殡仪馆门口没有风，空气沉得像浸了水的棉絮，压得人胸口发闷。上百个穿着工装、戴着洗得发白的安全帽的工人静静地站在道路两侧，没人说话，没人哭号，只有粗重的呼吸声混着远处传来的几声蛙鸣，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沉沉地浮着。

灵车的后厢门缓缓合上，发出“咔嗒”一声轻响，在寂静里格外刺耳。站在最前面的李长根大爷往前踉跄了半步，枯瘦的手抬起来，又慢慢放下，最终只是攥紧了左胳膊上那道旧战疤，指节泛出青白。毛建军和张强站在他身边，两个人眼睛都红得像要渗出血，张强的胳膊上还缠着绷带，是那天混乱里被橡胶棍砸的，此刻他死死咬着牙，腮帮子绷得硬邦邦的，不让眼泪掉下来。

三百多个工人，凑了钱买了花圈，选了最好的柏木棺，说不能让帮他们讨薪的小伙子走得寒酸。可殡仪馆的人说，车要晚点才能发。他们就守在殡仪馆门口，守了整整一夜。有人从家里揣了煮鸡蛋，塞给守夜的社联学生，说“娃们熬夜饿，垫垫肚子”，鸡蛋还带着体温，像他们此刻滚烫又沉重的心意。

黑色的殡仪车缓缓发动，车头挂着的黑白挽联被风掀起一角，露出“英年早逝”四个惨白的字。灵车慢慢驶离殡仪馆大门，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往高速路口开，道路两侧的工人默默地跟着走了几步，又停下脚步，站在原地目送，直到两辆车的影子消失在晨雾里，还没人挪动脚步。有人摘下安全帽，对着车消失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动作很慢，腰弯得很低，像在送别自己的孩子。

殡仪车里坐着蒋大良、周明宇，还有社联另外两个男生。四个人谁都没说话。蒋大良的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眼睛里布满红血丝，他手里攥着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是玉荣晨落在工棚里的，封皮磨得起了毛，边角卷着，里面记着工人的欠薪明细，记着维权的步骤，最后一页停在事发前一天晚上，用蓝色钢笔写着：“明日去公司总部，注意：1. 老人和女工站队伍中间；2. 留人手守三个工地，防止转移设备；3. 尽量和平协商，避免正面冲突，安全第一。”

字迹工整有力，像他这个人一样，站得笔直，走得端正，连最后留下的字，都先想着别人的安全。

蒋大良的指尖划过最后一行字，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他想起上周在社科群里发求助消息的时候，本来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三百多个工人，两年欠薪，老板转移资产，各部门踢皮球，连法院生效判决都成了一纸空文，他知道这事难，比登天还难。他认识的人里，有经验的大多怕惹麻烦，推三阻四，说“这种事碰不得，搞不好引火烧身”，只有玉荣晨，当天晚上就打了电话过来，问清楚情况，只说了一句“我明天坐最早的火车过去”。

他来的时候就背了一个洗得发白的旧背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沓之前邕城讨薪整理的资料，还有一沓空白的稿纸。进门第一句话是“工人在哪？先去见工人”，连口水都没喝，就扎进了闷热的工棚里，跟工人聊了整整一天，把每个人的欠薪数额、家庭情况、工种工龄都记了下来，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半本。

那几天百越的气温天天三十八度，太阳晒得柏油路都化了，工棚里像个蒸笼，晚上蚊子成群，咬得人睡不着，一巴掌下去能拍死三四只。蒋大良说给他找个小旅馆住，好歹有空调能睡个安稳觉，他摆摆手说不用，“住工棚跟大家贴得近，有事能及时商量，我一个小伙子，没那么娇气”。他就跟工人一起睡硬板床，一起啃馒头就咸菜，一起蹲在水龙头底下用凉水冲澡，半点学生架子都没有。

工人都信他。说这个小伙子，看着年轻，说话在理，做事靠谱，是真心实意来帮忙的。年纪大的喊他“小娃子”，年纪轻的喊他“玉哥”，有事都愿意找他商量，连家里婆媳吵架这种私事，都愿意跟他念叨两句。

可谁能想到，才来六天......蒋大良闭了闭眼，仰起头，把涌到眼眶的热意逼回去。他不敢哭，他是邕城社联的负责人，他要是垮了，这事就更没人撑着了，也对不起玉荣晨拼了命护住的局面。

旁边的周明宇戴着裂了缝的眼镜，低着头想着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到工人，可真到了现场才发现，书本上的法条在现实的权力和资本面前，单薄得像一张纸。是玉荣晨带着他们，一点点找突破口，教他们怎么跟工人沟通，怎么跟警察交涉，怎么利用舆论施压，怎么在规则的缝隙里，为弱者多争取一点空间。

他还记得前一天晚上，两个人在工棚昏黄的灯泡下整理证据，蚊子嗡嗡地绕着灯泡转，玉荣晨突然停下笔说：“其实我以前是职高生，中考没考好，读了机电专业。那时候总觉得，读书不好，学技术也能吃饭。后来办了文学社，见了太多人，才知道不是读书没用，是很多人连好好读书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多做一点，说不定就能让几个人的日子好过一点。”

周明宇那时候还问他：“做这些，值得吗？又累又危险，还不一定有结果。说不定到最后，忙了半天，什么都改变不了。”

玉荣晨当时笑了笑，“漫漫长夜，总有灯亮着”“总不能因为天太黑，就不点灯了吧。多一盏灯，就多一点亮，走夜路的人，就少摔一跤。哪怕只照亮一步路，也是有用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得很，像装了星星，连工棚里昏黄的灯光，都比不过他眼里的光。

周明宇吸了吸鼻子，把脸转向窗外。窗外的天慢慢亮了，晨雾散了些，露出远处连绵的青山，还有山脚下成片的稻田。绿油油的稻子在风里晃着，像翻涌的绿浪。玉荣晨那天还说，等讨完薪，要去周边的村里看看，说他老家也是这样的稻田，每年暑假都要帮家里割稻子，稻穗扎人，但是收成的时候，闻着稻香，心里就踏实。

现在稻子快熟了，风里都带着清甜的稻香，他却再也看不到了。

车窗外的风景飞快地往后退，殡仪车开得很稳，很慢，像是怕惊扰了车里睡着的人。蒋大良看着窗外掠过的树影，想起昨天工人们闹着要去市政府请愿，要给玉荣晨讨个说法，是他压下来的。不是不想讨，是玉荣晨交代的话：“别往前挤！别闹事！依法维权！”

他到最后，都怕工人们因为他冲动，坏了大局，拿不到血汗钱。

好在，钱终究是要回来了。

事情闹得太大，现场的视频被路人传到网上，一天之内就传遍了全省，连外省的网友都在转发评论，#百越农民工讨薪 青年学生被撞身亡#的词条在热搜上挂了整整一夜，压都压不住。省里紧急派了调查组下来，一查就查出了一堆问题。赵金财恶意转移资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雇凶殴打讨薪工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数罪并罚，直接批捕。牵扯到的几个官员，包括辖区派出所的王所长，还有市局的张副局长，全都被立案调查，一个都没跑掉。

桂广二建的账户被全部冻结，拍卖了闲置的土地、楼盘和机械设备，凑齐了两千二百八十万的欠薪本金，连带着一百万的逾期利息，一分不少，全都打到了每个工人的工资卡里。三百六十七个工人，两年的血汗钱，终于拿到了。

工人们拿到钱那天，没人笑得出来。三百多个人，拿着银行卡，站在工地门口，对着玉荣晨出事的方向，齐齐地跪了下去，磕了三个响头。有人哭着说“娃啊，我们拿到钱了，你安心走吧”，有人把刚取出来的钱，抽出一沓，放在他出事的地方，烧了，说“娃，拿着路上花，别委屈自己”。

他们说，那一百万的利息，他们不能要。那是玉荣晨用命换来的，他们花着烫手，花着良心不安。大家凑在一起商量了一整夜，最后一致决定，把这笔钱全额汇给玉荣晨的父母，算是他们一点心意，也算是给英雄的养老钱。以后逢年过节，他们都会去看老人家，就当玉荣晨是他们大家的孩子。

相关的新闻报道，第二天就被全平台严厉封锁了。热搜撤得干干净净，相关帖子一一删除，转发多的账号直接禁言，本地媒体集体失声，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有那些拿到工资的工人，只有亲历过的人心里牢牢记着，有个叫玉荣晨的十八岁小伙子，为了帮陌生人讨回血汗钱，把命留在了百越的烈日下。

蒋大良摩挲着手里的笔记本，指腹反复划过“长夜灯”三个字，心里像被钝刀子割一样，一下一下，疼得喘不过气。他想起玉荣晨跟他说过，长夜灯是他和朋友们一起办的，办了三年，从最开始几个人的小社团，发展到一百多社员，从油印的小报，做到了有模有样的线上刊。他说等上了大学，要在桂广民大也办一个分社，要把长夜灯的线上刊办下去，要让更多人看到普通人的故事，要帮更多走夜路的人。

车队在高速上行驶了四个多小时，中午时分，缓缓驶出邕城高速出口。

出口处已经等着不少人了。六职作协的周吉、马以、叶子、雷娜，还有野风乐队剩下的成员，一共十几个人，手里都拿着白色的菊花，站在路边的树荫下。看到殡仪车开过来，所有人都挺直了腰板，默默地看着车缓缓靠近，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吹过路边的香樟树，落下几片深绿色的叶子，打着旋儿飘到地上。

车队没有停，直接往望州村的方向开。后面跟着的车慢慢多了起来，有作协社员的车，还有一些听说了消息的学校老师、同学，自发地跟在后面，形成了一条不长却异常沉重的车队，沿着邕城的街道慢慢往前开。路过的行人纷纷侧目，看到车头的白花和黑纱，都下意识地收了声，站在路边，目送车队过去。

望州村还是老样子。青石板路，窄巷子，巷口的糖水铺还开着，陈老板坐在门口摇着蒲扇，看到车队开过来，愣了一下，随即猛地站起身，摘下了头上的草帽。他认得最前面的殡仪车，也认得后面跟着的那些熟面孔——以前玉荣晨和韦昕苒经常来他这儿喝绿豆沙，男孩子话不多，总是安安静静地坐着，女孩子爱笑，每次都要加双倍芋圆，两个人头挨着头，小声说着话，甜得像糖水铺的绿豆沙。

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转身进了铺子，把门口挂着的红灯笼摘了下来，又拿出一捆香，点上，插在门口的香炉里。旁边的邻居问他怎么了，他摆摆手，声音沉沉的：“以前常来的那个好孩子，走了。”

长夜灯的库房就在望州村深处，以前是堆杂货的旧仓库，被玉荣晨他们以极便宜的价格租下来，改成了作协的活动室和社刊编辑部。门口挂着的木牌子，上面刻着“长夜灯”三个字，是玉荣晨亲手刻的，刻坏了三块木板，手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才刻出这么一块周正的。字是楷体，方方正正，像他的人一样。

今天，这块木牌子被蒙上了一层黑纱。风一吹，黑纱轻轻晃动，遮住了半个“灯”字，像暗下来的光。

库房被临时改成了灵堂。之前堆在墙角的社刊、稿子、桌椅都被挪到了两边，中间腾出一块空地，用来停放棺木。墙上贴着的社员作品海报、历次改稿会的合照都摘了下来，只留出正中间的位置，端端正正地挂遗像。墙角那台旧风扇还在转，吱呀吱呀的，像以前无数个改稿的夜晚一样，只是再也没人会笑着说“等下个月凑了钱，换台新的”。

灵车停在库房门口。

蒋大良先下车，对着车厢郑重地鞠了一躬，然后招呼着几个年轻力壮的男生——都是社联和作协的小伙子，声音压得很低：“小心点，慢着点，脚下留神，别磕着。”

八个男生抬着厚重的柏木棺，一步步走进库房。脚步放得极轻，像怕吵醒熟睡的人。库房的门不算宽，大家侧着身，小心翼翼地挪进去，把棺木安放在正中间的两条长凳上，端端正正，不偏不倚，像他平时站着的样子。

韦昕苒是最后一个下车的。

她穿着一身洗得平整的黑色连衣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黑色的发带束着，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嘴唇白得像纸。她站在库房门口，看着那扇熟悉的大门，看着门上蒙着的黑纱，脚像钉在了地上，怎么都迈不动步子。

这里她太熟了。

高一那年，玉荣晨带着她第一次来长夜灯，库房里还破破烂烂的，屋顶漏雨，墙皮脱落，地上堆着乱七八糟的杂物，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玉荣晨挽着袖子，跟葛炮、张天龙他们一起刷墙、铺地板、装书架，累得满头大汗，T恤都湿透了，却笑得很开心，抹着汗跟她说：“以后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了，所有没地方去的人，都能在这儿落脚。”

后来的无数个周末，她都在这里度过。帮着改稿子，折社刊，装信封，跟大家一起吃泡面，一起讨论下期的选题。改稿会的时候，屋子里坐满了人，大家吵吵嚷嚷的，谈文学，谈理想，谈社会上的不平事，烟味、泡面味、汗水味混在一起，却热闹得让人安心。

葛炮在的时候，总爱讲笑话，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他还总爱抢别人的泡面吃，说“你这个口味的没吃过，我尝尝”；张天龙话少，总是默默地排版、印刷，手指上永远沾着油墨，谁的稿子有问题，他都能耐心地一点点调；宋骁燚每次来，都会带自己做的小饼干，分给大家吃，甜丝丝的，像她的人一样温柔；颜诺糯坐在角落，安安静静地写稿子，偶尔抬头笑一下，眼睛弯成月牙，温柔得像水。

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

葛炮走了，张天龙走了，宋骁燚走了，颜诺糯走了。现在，连玉荣晨也走了。

这个曾经装满了笑声和理想的地方，这个曾经被他们称为“家”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冰冷的棺木，和满室化不开的悲凉。

韦昕苒的腿一软，差点栽倒在地上。旁边的雷娜赶紧扶住她，声音带着哭腔：“昕苒，慢点……我们进去吧，送他最后一程。”

韦昕苒任由她扶着，一步步走进库房。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棺木就停在眼前，黑漆漆的，厚重得像一座山，隔绝了两个世界。她看着那副棺木，不敢相信，那个会笑着揉她头发、会给她煮番茄鸡蛋面、会跟她一起趴在书桌前规划未来的男孩子，就躺在里面，再也不会醒过来，再也不会跟她说话，再也不会温柔地喊她“昕苒”了。

有人把遗像拿了过来，踩着凳子，挂在了棺木正上方的墙上。

黑白的照片，是从他高三毕业照里截出来的。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白校服，领口拉得整整齐齐，眼神清亮，嘴角带着一点浅浅的笑意，正直地看着前方，像他这短暂的一辈子，行得正，坐得端，从来没歪过一步。照片下面，印着一行白色的宋体字，一笔一划，刺得人眼睛疼：

一九九七 — 二〇一五

十八岁。

最好的年纪，人生才刚刚掀开第一页，还没来得及看遍风景，还没来得及实现理想，还没来得及兑现承诺，就永远停在了这里。

韦昕苒看着遗像上那张熟悉的脸，看着那行刺眼的生卒年份，积攒了一路的情绪终于绷不住了。她挣脱开雷娜的手，扑到棺木上，双手拍着冰冷的棺盖，失声痛哭起来。

“玉荣晨！你出来！你骗我！”

“你说过你会回来的！你说过要带我去吃螺蛳粉！要带我去海边！要跟我一起上大学的！”

“你说话不算数！你骗子！你出来啊！”

她的声音嘶哑，带着撕心裂肺的绝望，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碎。手掌拍在厚重的柏木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像重锤一样，一下下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周围的人都红了眼眶，别过脸去，不忍心看。

叶子捂着嘴，眼泪簌簌地往下掉。她想起高一刚入社的时候，韦昕苒还是个腼腆的小姑娘，跟在玉荣晨身后，说话都小声小气的，别人多看她一眼，她就脸红半天。后来慢慢开朗起来，社里的大小事务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大家都开玩笑说，她是玉社长的贤内助。两个人一路走来，从同桌到合租，从青涩的好感到确定心意，熬了整整三年，好不容易熬到毕业，熬到拿到录取通知书，眼看就要苦尽甘来了，怎么就天人永隔了呢。

吴袂站在旁边，手里攥着一本最新的《长夜灯》线上刊，指尖都泛白了。这期的稿子是玉荣晨最后审的，还亲手写了卷首语，说“我们始终相信，文字有力量，弱者有声音，漫漫长夜，终有黎明”。卷首语登出来了，写它的人，却再也看不到黎明了。

蒋大良站在一边，看着抚棺痛哭的韦昕苒，看着墙上年轻的遗像，看着满屋子熟悉又陌生的陈设，喉咙发紧。他之前只在网上和电话里跟玉荣晨聊，知道他办了个文学社，叫长夜灯，却不知道这个文学社，是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库房里，是一群职高生，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一点点办起来的。

他能想象得到，那些个深夜里，一群被旁人看不起的职高生，挤在这个小屋子里，借着昏黄的灯光，写稿子、改文章、印社刊，眼里闪着理想的光。他们被嘲笑过，被打压过，被处分过，却从来没放弃过。

就像点点萤火，凑在一起，就成了一盏灯。风再大，雨再急，都没灭。

吊唁的人陆续来了。

先是各校社联的社团负责人、核心成员，从各地赶过来的，手里都拿着花圈，一个个走进灵堂，对着遗像深深鞠躬，然后默默地站在两边。有认识玉荣晨的，也有只听过他名字的，此刻脸上都带着同样的凝重与哀伤。

蒋大良本来想代表社联讲几句话，他清了清嗓子，往前站了半步，刚说出“今天，我们在这里送别……”，喉咙就猛地哽住了，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往下掉，后面的话怎么也说不下去。他别过脸，用手背抹了一把眼睛，肩膀微微发抖，再也说不出一个字。

灵堂里很静，没有此起彼伏的啜泣声，只有韦昕苒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声，和偶尔响起的沉重叹息。大家都默默地站着，脸上是化不开的悲凉，空气沉得让人喘不过气，像暴雨来临前的天空，压得人胸口发闷。

不知道是谁先开口的。

角落里，站着一个穿着工装的年轻工人，是李长根大爷带来的工人代表，二十出头的年纪，脸上还带着稚气。他看着墙上的遗像，看着满屋子沉默的人，嘴唇动了动，用沙哑的、带着浓重方言口音的嗓子，唱出了第一句。声音很轻，还有点跑调，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循声望去。

那个年轻工人有些局促地攥着衣角，见大家都看他，脸有点红，却没有停下，反而深吸一口气，接着唱了下去，声音比刚才大了一点，也稳了一点：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紧接着，第二个人接了上来。是李长根大爷。他往前站了半步，挺直了佝偻的腰板，左手不自觉地贴在了那道旧战疤上，看着遗像，声音洪亮而厚重：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

蒋大良抹了一把眼泪，跟着唱了起来。周明宇也唱，声音还有点发颤。作协的社员们唱，野风乐队的成员唱，其他学校社联的人也跟着唱。

一句接一句，一个人接一个人，原本零散的歌声慢慢汇聚到一起，越来越整齐，越来越响亮，从小小的库房里飘出去，飘在望州村的巷子里，飘在邕城闷热的空气里。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韦昕苒停止了痛哭，她扶着棺木，慢慢站起身，看着满屋子唱歌的人，看着遗像上玉荣晨带着浅浅笑意的脸，眼泪还在掉。

她想起玉荣晨跟她说过，长夜灯的社歌，本来想定《国际歌》的。他说，这首歌是给所有劳动者的，是给所有在黑夜里往前走的人的。后来大家觉得太严肃，就暂时没定，说等以后社团发展大了，再正式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