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桔园小区

车子重新发动，雨刷开到最大档，在挡风玻璃上疯狂地左右摆动。霍令洲看着那两根雨刷，忽然觉得它们像钟摆，一下一下地摆着，每摆一下，时间就过去一秒，他和陆微澜之间的距离就被拉远一点。

他靠着车窗，闭上了眼睛。

雨还在下，越下越大，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灰色。

陆微澜是在一阵钝痛中醒来的。

不是那种尖锐的、让人想叫出声的疼，是一种沉甸甸的、从腹腔深处往外顶的闷痛，像有人往他的肚子里塞了一块烧红的铁，不挪动的时候只是烫，一翻身那铁就跟着滚，烫到他整个后背都跟着痉挛。

他睁开眼，房间是暗的。窗帘遮光性不好，橘色的路灯光从布料纤维里渗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模糊的、暖色调的光晕。他花了几秒钟才想起自己在哪里——长沙，火车站附近六十块钱一晚的小旅馆，他逃出来了，霍令洲在找他，他关着机。

他伸手摸了一下床头柜。手机在，黑着屏。那板曲马多在手机旁边，只剩下最后一片了。他把药片抠出来，干咽下去，没有喝水。药片卡在喉咙里，黏在上颚的位置化不开，苦味一层一层地漫上来，他皱了下眉，耐心地等着那片苦慢慢淡下去。

然后他坐起来，穿衣服。

动作很慢。每一个关节都像生了锈，每一块肌肉都像被灌了铅。他低头系鞋带的时候，视线落在自己手腕上，淤青已经变色了，从紫红变成青黄，像一朵正在凋谢的花的边缘。他用拇指按了一下，不疼了，或者说，那种疼已经被腹腔里那种更深的疼盖过去了，小巫见大巫。

他叠好被子，把行李箱拉好，把钥匙放在前台。老板娘还没起床，前台的灯是关着的，只有一台小风扇在嗡嗡地转，吹得桌上的登记本一页一页地翻动。他把钥匙搁在那本登记本上面，转身推门出去了。

长沙的清晨六点，天已经大亮了。街上的早餐店一家接一家地开了，蒸笼冒白气，油锅滋啦响，米粉的香味和油烟混在一起飘得满街都是。陆微澜在旅馆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往东走。老板娘跟霍令洲说了他往东走，他不知道，但他下意识觉得，如果霍令洲找过来了，往东就是错的。他往南拐了。

走了一公里左右，他看到一个公交站台。站牌上写着“桔园小区”四个字，旁边是142路的线路图，密密麻麻的站名从烈士公园一直排到省植物园。他不知道这辆车开向哪里，他只想找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越远越好。

公交车来了。他拖着行李箱上去，投了两块钱，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车上人很少，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一个拎着菜篮子的老人，一个靠在窗户上打瞌睡的中年女人。没人看他。他缩在座位上，把帽檐压低，看着窗外的街景一帧一帧地往后滑。

他没有在哪一站特意下车。他只是在某一个瞬间，看到窗外有一排贴着“出租”广告的老式居民楼，觉得那地方看起来房租不会太贵，就拉了铃，拖着箱子下了车。

站牌上写着“井湾子”。他站在陌生的街口，环顾了一圈。马路对面有一个菜市场，旁边是药店，再往前有几个中介的招牌歪歪扭扭地挂着。人行道上的地砖缺了一块又一块，缝隙里长着青苔。这样的地方，像他这种拖着行李箱、背着廉价双肩包、脸上带着伤的年轻人，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他找了路边一家小中介。门口坐着个穿拖鞋的男人，三十来岁，正刷手机。陆微澜问有没有便宜的单间出租，男人抬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嘴唇的伤口上停了一下，然后说有一间，老房子，六楼没电梯，月租六百五，押一付三。

陆微澜算了一下，押一付三是两千六，他卡里还剩两万出头。租下来之后，他还剩一万七千多。用来买药、吃饭、付水电，撑三个月应该可以。三个月之后的事，他暂时不想。

他跟着中介去看了房。确实是老房子，墙皮有些地方鼓起来了，一戳就掉灰。厨房和卫生间共用走廊尽头的公共区域，房间只有十平米左右，放了一张木板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剩下的空地只够一个人转身。窗户朝西，下午会有西晒，但现在早晨，屋里是凉的。

他租了下来。合同签得很潦草，中介手写了一份，陆微澜签了字，付了钱，拿了钥匙。中介走的时候问他用不用帮扛行李，他说不用，然后一个人拖着箱子上楼。六楼，九十六级台阶，他走到三楼的时候歇了一次，手撑着楼梯扶手，弯腰喘气。腹腔里的那块铁又开始烫了，他咬住牙，等那阵疼缓过去，继续往上走。

进了门，他把行李箱打开，把衣服一件件挂进衣柜。十平米的小房间因为有了他的衣服，忽然有了一点活的温度。他从包里翻出那支从北京带出来的冷杉味洗发水，犹豫了一下，放在了窗台上。

然后他出去了。

去药店买止痛药。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了处方——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药，这些天他已经自学成了一个胰腺癌用药的半个专家。去菜市场买了米、鸡蛋、青菜和一小块瘦肉。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中午了，他用电饭锅煮了一小碗粥，炒了一个青菜，尽量吃下去半碗，然后趴在桌上等胃里的翻涌过去。

疼的时候他蜷在床上，把被子拉到下巴，缩成一个尽量小的球。新买的止痛药放在枕头底下，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吃，因为会上瘾，因为吃完了又要去买，而每一次去买都是一次提醒——提醒他正在倒计时。

下午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不是霍令洲，是他妈。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他正在床上半睡半醒，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妈”字，整个人忽然僵住了。他想了很久才接起来，声音尽量放得很轻很平：“妈。”

“澜澜，你最近怎么都不打电话回来？上次不是说周末打吗，这都两个周末了没动静，你爸念叨了好几天。”

他捏着手机，指甲掐进掌心。他告诉自己不能哭。不能。一哭声音就会变，一变形就会露馅。他妈的心细得像筛子，连他感冒多咳两声都要念叨一个礼拜。

“最近工作忙，”他说，每个字都咬得稳稳当当，“在赶一个项目，天天加班，周末都在公司。”

“那你注意身体，别太累。吃饭准时吃，别老糊弄。你瘦没瘦？”

“……没瘦。前两天称了，还胖了两斤。”

“那就好。对了，你那个对象呢？上次你说在一块儿住的，那个霍——霍什么来着？”

“……分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他妈的声音变了，小心翼翼的那种，像在踩薄冰上走路：“怎么回事啊？吵架了？”

“没有。就是……不合适。过不到一块儿去。”

“你难过不难过？”

“还行，”他说，“没事的。”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镇定得像一段录音。他甚至在说完“没事的”之后笑了一下，他知道电话那头的母亲能从笑声里判断他的情绪，他得让她听见一个正常的、正在好好过日子的儿子的笑声。

又聊了几句，他挂了电话。手机从手里滑下来掉在被子上，他整个人蜷缩得更紧了一些，用力地、沉默地、没有声音地蜷着。他没有哭，他只是用力地把自己抱紧，好像那双环着膝盖的手臂就是他和这个世界之间最后的一道屏障。

傍晚的时候他下了一趟楼，把垃圾扔了。回来的时候看到楼下单元门口贴着一张纸，是手写的，用黑笔，字很大——“寻人：陆微澜，26岁，身高178左右，黑发，左边眉毛上面有一颗痣。如有见到请联系此号码，重谢。”

他站在那张纸面前，愣了几秒。

然后他慢慢走近，把那张纸撕了下来，攥在手里，折了两折，塞进口袋。他站在单元门口，心跳得有点快，但脸是白的。他抬头看了一眼街道——不远处的电线杆上好像也贴着同样的纸，再远一点，那个便利店门口的玻璃上，好像也有一张。

他转身回了楼上。门关上之后，他把口袋里那张纸拿出来，展开，看了一会儿。

字是霍令洲的。他认得那个字迹，笔锋很利，撇捺之间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微微发抖的用力。他想象霍令洲坐在某个地方写这些寻人启事的样子——大概是在酒店房间里，坐立不安，字写得又急又重，墨都洇开了。

他把那张纸放在桌上，没有扔。

从那天晚上开始，他尽量不在白天出门。买菜买药都挑清早或者晚上八九点以后，出门戴帽子，口罩也买了一个，把半张脸遮得严严实实。他不确定霍令洲会不会找到这里来，但他不想被找到。

不想被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不想被霍令洲看到他瘦了那么多、眼眶凹了下去、嘴唇上结痂的伤口还没好利索、手腕上印着淤青的轮廓。不想被霍令洲看到他住在这种地方——楼道里永远有一股潮湿的霉味，楼梯扶手上一层厚厚的灰，隔壁住着一对天天吵架的年轻夫妻，楼上住着一个爱唱花鼓戏的老头，每天下午准时开嗓，调子跑到天上。

如果霍令洲看到他现在的生活，他会怎么样？他会说“跟我回去”吗？会说“我错了”吗？会说“我不在乎你是什么样，你跟我回去治病”吗？

然后呢？然后他被霍令洲带回北京，住回那间两百平的公寓，用霍令洲的钱住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药，在霍令洲的注视下一天一天地瘦、一天一天地疼、一天一天地掉头发。霍令洲会在病房里守夜，会握着他的手，会在他半夜疼醒的时候去叫护士，会做所有深情的人应该做的事。

而他会在那些时刻想：你对我这么好，是因为我是陆微澜，还是因为你不能再失去一次？

他不想想这个问题。所以他不想被找到。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他逐渐习惯了这个十平米的小房间，习惯了六楼的九十六级台阶，习惯了公共厨房里那口永远洗不干净油垢的铁锅，习惯了每天下午隔壁花鼓戏老头的准时开嗓。他买了体重秤，每天早上称一次，数字在往下掉，从一百三十一掉到一百二十八，从一百二十八掉到一百二十五。掉得很慢，但稳当，像一场注定了结局的滑坡。

他每天吃很多药。止痛的、止吐的、营养支持的。他把药盒按日期排好放在桌角，像排列整齐的小棺材。他有时候会坐在床上看着那些药盒发呆，想自己这辈子最后剩下的东西，居然是一堆塑料壳和铝箔纸。

他没有再开过机。霍令洲的消息他一条都没再看，未接来电的提醒每天早上亮一次，密密麻麻的数字像某种计数牌，显示着一个人持续不断的、单向的、无人应答的呼喊。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撕掉楼下那张寻人启事的第二天，霍令洲来了井湾子。

霍令洲来的时候是下午两点，一天里最热的时候。他穿了一件黑T恤，一条灰运动裤，那双板鞋已经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他沿着井湾路走了两个来回，在每个电线杆、每面墙壁、每个便利店门口停留，检查自己贴的那些纸还在不在。走到那栋六层老居民楼楼下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因为他看到了单元门口墙上的痕迹——一张纸被人撕掉了，但撕得不太干净，还留着四个角的白边，和一小条没撕下来的纸头。他伸手摸了摸那个纸头，是双面胶的残留，沾了一点纸纤维。

他站在那面墙前，看了很久。

然后他抬头看了一眼这栋楼。六层，外墙是灰黄色的涂料，褪得快成白色了。阳台的栏杆锈迹斑斑，有些窗户拉着窗帘，有些敞着，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三楼有一户的窗户开着，里面传来电视的声音，播的是某个本地台的综艺节目，笑声很大。

他不知道陆微澜在哪一扇窗户后面。但他觉得陆微澜来过这里。也许就在这几分钟之前，也许就在他来的路上，陆微澜刚从这扇单元门走出去，戴着口罩，低着头，从他的视线边缘擦过去。

他站在那面墙前，把手掌贴在那个被撕掉纸的位置。墙上残余的浆糊已经被晒干了，硬邦邦的，像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壳。他贴着那块地方，很久没有动。

楼下路过的一个老太太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那种“这人怪怪的”的表情，但没有多管闲事，拎着菜篮子慢慢走了。

霍令洲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站在这面墙前的那一刻，六楼西边那扇窗户后面，陆微澜正趴在马桶边吐。

他中午吃的那小半碗粥全吐出来了。先是粥，然后是黄绿色的胆汁，然后是透明的、带泡沫的水。他吐到最后整个人都在发抖，额头上的汗密密麻麻地渗出来，顺着鼻尖滴进马桶里。他伸手按了冲水键，水声盖住了他自己粗重的喘息。

他扶着墙站起来，走到窗边，往外看了一眼。楼下那个单元门口，没有人。只有一只流浪猫蹲在垃圾桶旁边，舔自己的爪子。

他拉上了窗帘，回到床上躺下，把被子拉到下巴。

楼下的霍令洲在那个单元门口站了大约五分钟，然后走了。他往东走了，沿着井湾路继续贴新的寻人启事。他不知道的是，他刚才站的那个位置的垂直上方，六楼西边那扇窗户的窗帘动了一下。

就一下。

然后拉上了。

很多年以后，霍令洲坐在北京的某间办公室里，偶尔还是会想起那天下午。想起那面墙上的纸头，想起那个被撕掉的位置，想起那双踮起来才能够到的高度。他后来算过那天的时间，陆微澜大概是在他到达前半个小时撕掉了那张纸，然后上楼，关上门，躺下，在他抵达同一栋楼的同一面墙前的时候，正趴在马桶边吐得浑身发抖。

三十八分钟的差距。

他离那个十平米的小房间，只有九十六级台阶的距离。

但他没有上去。

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陆微澜来过这里，也许还住在这附近，也许下一秒就会推开某扇门，走上某条街，出现在他的视线里。他不能停。他得继续找，继续贴，继续沿着每一条街走，把每一张寻人启事的背面用双面胶固定好，用手指压平，确保不会轻易被风吹掉。

他沿着井湾路一直往东走。下午两点的太阳毒辣辣地烤着柏油路面，热气从地面蒸上来，把他的裤腿都烫得发软。他的嘴唇干得起了皮，嗓子眼像塞了一把沙子，但他没有停下来买水喝。他没有饿也没有渴，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在同一个任务上——找。

找那个左边眉毛上面有一颗痣的人。

他不知道那个人正躺在六楼西边那扇窗户后面，枕头上有一小片湿的痕迹，不是因为哭，是因为从胃里返上来的酸水呛出了眼泪。

他不知道那个人数着天花板上的裂缝，一条、两条、三条，数到第十七条的时候，腹腔里的那块铁又开始烫了。那个人伸手去摸枕头底下的药盒，摸到一半又缩回手，因为今天的额度已经用完了，再吃就是超量，超量的后果是下一次会需要更大剂量的药才能止住疼，而药这种东西，跟时间一样，用一点少一点。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往前走。弯下腰，把下一张纸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用手掌压平，站直，继续走。

太阳从他的左边移到右边，他的影子从斜长变成矮胖，然后又被拉长。他走到这条路尽头的丁字路口时，忽然停了下来。不是因为他看到了什么，是因为他的腿软了一下。那种软来得很突然，像有人把他膝盖后面的韧带抽走了，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往下沉，单膝跪在了人行道上。

路过的行人吓了一跳。一个骑电动车的女人停下来，问他有没有事。他摆了摆手，撑着膝盖站起来。他说没事，就是有点累。女人看了他一眼，大概觉得这个脸色青白、嘴唇干裂、浑身汗湿的男人不像“没事”的样子，但他自己说了没事，她也不好再问，骑着车走了。

霍令洲站在丁字路口，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他的手在抖，从指尖到手腕，细密的、持续的颤抖，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开始发出走调的声响。

他把最后一张寻人启事贴在路口的广告牌上，用力压平，然后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陆微澜。

他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其实很好听。微澜，小小的波浪。安静的那种，不起眼的那种，但一直在那里，一直泛着细碎的、温润的光。

他以前从来不叫这个名字。

他把手掌放在那个名字上，低下头，额头抵着广告牌冰冷的铁皮。周围的车辆和行人在他身边流动，没有人多看他一眼。在这个陌生的南方城市里，一个男人把额头抵在路边的广告牌上，这不是什么稀罕事。失恋的人多了去了，每个人有自己的崩溃方式，不需要被理解，不需要被围观。

但他不是失恋。

他是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