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洛：故人之念吾执念

我是温斯洛。

我今天又破了一个案子，和以往一样，来与你诉说的还是邪教。

我拎着两罐啤酒爬上墓园的石阶时，天已经快黑了。

夕阳把那些墓碑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是大地伸出的手指，一根一根指向天空。

我在第三排第七个位置找到了她，还是老样子，碑上刻着她的名字——冉月，旁边是一行小字：“你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事。”那是我要求加上去的。

我在她旁边坐下，屁股底下是还有些温热的水泥地。

还记得那个故事吗？那是……

“你知道吗，阿月，”我拉开一罐啤酒，把另一罐立在她碑前，“昨天端掉的那个窝点，藏在青岩山上的一个废弃道观里。领头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道士，披着件破袍子，看上去仙风道骨的，其实满嘴鬼话。”

我喝了一口，啤酒的苦味在舌尖蔓延开来。

“你猜他们怎么骗人？‘世界末日要来了，只有信我们的神才能得救，先交三万元诚意金。’这套路老不老？我跟你说，现在连电信诈骗的话术都比这个新鲜。可你知道他们骗了多少人吗？一百三十七个。其中有个老太太，把自己的棺材本都搭进去了，最后在窝点里抱着我们的警员哭，说她不是贪心，她就是怕死，怕死了以后没人管她。”

我转过头，看着墓碑上那张小小的照片。照片里的冉月才十六岁，扎着马尾，笑得很甜。那是她初中毕业时拍的，也是她最后一张笑得那么开心的照片。

“我当时就想到了你，”我说，“你看，你死了我还在管你呀。”

我的声音有点发抖，赶紧又灌了一口啤酒。

“不好意思啊，又扯到那次去了。今天我要跟你讲的是最新的，是一个叫了衍的人，他啊……”

与你说着说着眼泪，又不自觉的流下来了。

你可能一直想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跟邪教死磕到底？今天我把这罐酒喝完，就告诉你。

这事得从我们都还小的时候说起。

我七岁那年，你家则搬到我家隔壁。

那时候的你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哭，原因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那时候的你是个沉默寡言的野孩子，谁也不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趴在天台上看远处的火车一列一列地开过去。

我是第一个主动跟你说话的人。

那天你照例趴在天台的栏杆上，我端着一碗樱桃出现在你面前。

“吃不吃？”我说，“我家的樱桃树今年结了好多，我妈说送点给邻居。”

你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就蹲下来，把那碗樱桃放在你脚边，然后也不走，就蹲在那看着你。你被看得浑身不自在，终于忍不住说：“你看什么？”

“你眼睛真好看，”她说，“像我爸收藏的那颗猫眼石。”

七岁的孩子不懂得什么叫感动，只觉得心里某个地方被人轻轻碰了一下，像是有人拿手指点在一个起了雾的玻璃窗上，露出后面一点亮光来。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你生活中唯一的光，是你亲口承认的，我这应该不算夸大事实吧。

你的家庭看起来完美，父母恩爱，家里没有经济条件危机，不用为生活而烦恼，父母都有稳定工作，有稳定的收入，看着很美好，对吧。

但从来只有我请你去我家玩，你一次都没有邀请过我去你家。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家。

冉叔叔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他给你制定了严格到近乎变态的作息表：早上六点起床，六点二十开始晨读，七点吃早餐，七点半出门上学。

放学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家，晚一分钟都不行。你的房间门上贴着一张大大的时间表，从周一到周日，精确到分钟，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有规定。

“我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正坐在小区的花坛边发呆，“他说我不能跟普通孩子一样，我将来是要干大事的。”

“什么大事？”我问。

“不知道，”你说，语气平淡得不像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大概就是考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找最好的工作，赚最多的钱吧。”

我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精神压迫，只觉得你说话的样子让我很不舒服，像是一株被绳子绑住的树苗，硬要往某个固定的方向长。

她妈妈也不是坏人，就是太怕她爸了。有一回你考了全班第四，冉叔叔回家看到成绩单，脸当场就绿了。他把那张成绩单摔在餐桌上，声音大得整栋楼都能听见：“第四名？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你就拿这个回报我？”

那天晚上，你敲了我家的门。你眼睛红红的，但没哭。她问我：“温斯洛，你妈妈在家吗？”

“不在，怎么了？”

“我想借你们家天台待一会儿，”你说，“我不想回家。”

我带你上了天台。那晚的月亮很圆很亮，把整个天台照得像是铺了一层霜。你靠着栏杆站着，忽然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

“你说人活着，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别人满意？”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就什么都没说，只是陪她站着。

远处的火车轰隆隆地开过去，车窗里透出一个个亮着灯的小格子，像是另一条银河。

那之后，你来找我越来越频繁。

有时候是天台，有时候是小区后门的那个小公园，有时候就是我家楼下那棵老槐树下。

你从来不主动说家里的事，但总是沉默着跟我待一会儿，状态就会好很多。

我总是给你家送东西，冉阿姨总是客气地说谢谢，但从来不让我进屋，就在门口接过去，门缝开得很小。

直到有一次，我终于透过那条门缝看到了里面的样子。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端着一锅排骨汤上去。门开了一道缝，我往里瞥了一眼——你正跪在客厅的地板上，面前摊着一本习题册，冉叔叔站在她身后，一只手插着腰，另一只手指着那本册子，嘴巴一张一合地在说什么。客厅很安静，安静得连墙上的钟摆声都听得见，那种安静让人窒息。

你看见我了，但你没有表情。就那么跪在那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像一扇被钉死的窗户。

后来我在一本书上读到一句话：“有些人的痛苦是无声的，因为他们已经忘了怎么喊疼。”我一下就想到你。

但我们的快乐也是真实存在过的。

每个周五放学后，如果冉叔叔有事，你就能偷得两三个小时的自由。

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我们骑着那辆我们一起拼装过的破自行车，穿过半个县城，去城郊的废品站淘旧书。

你喜欢看侦探小说，我就陪你一起读。读到一半她会突然合上书，煞有介事地推理凶手是谁，往往猜得八九不离十。

“你适合当警察，”我跟你说，“你这么会推理。”

“我爸不会同意的，”你笑了一下，“他觉得警察不算正经工作，要当也得当法官。”

有一次我们淘到了一本破旧的志怪小说集，里面全是关于邪教的故事。

什么白莲教、天理教，写得神神叨叨的。你看得津津有味，看完还跟我讨论：“你说这些邪教为什么能骗到那么多人？”

“因为人蠢呗。”我说。

“不是，”你摇头，“是因为他们抓住了人最害怕的东西。人怕死，怕孤独，怕活着没有意义。邪教就是告诉你，你别怕，有我在，我告诉你怎么办。然后你就信了，因为信比不信舒服。”

“你懂得还挺多。”我说。

“我懂的东西多了去了，”你骄傲地扬起下巴，马尾辫在空中甩出一道弧线，“只是没人问我。”

那是我见过你最耀眼的时刻。

夕阳把你的头发染成金色，眼睛里全是光。

我看着她，心想，这才是你本来的样子，这不是什么被培养出来的“人上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会笑会闹的十六岁女孩。

可是，那个家不会放过你的。

转折来得很突然，又很慢。

慢到我们都没察觉到它正在发生。

冉叔叔先信的那个教教。

说起来可笑，一个中学副校长，教了一辈子书，居然被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大师”几句话就拉过去了。

那个大师姓陈，四十多岁，穿一身白绸衫，留了一把好胡子，说话慢条斯理的，三句话不离“宇宙”“能量”“开悟”。

他来我们县做了一场讲座，在小礼堂里，门票二百八。那天冉叔叔本来只是被同事拉去凑数的，结果听完回来就变了个人似的。

“你信不信宇宙有大洪水要来了？”他堵在我们家门口跟我妈说，眼睛瞪得老大，里面全是血丝，“陈大师说了，只有信他的法门才能躲过这一劫。你想想，你家温斯洛还小，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孩子想吧？”

我妈被他说得心里发毛，晚上问我：“你说你冉叔叔是不是中邪了？”

我没当回事，觉得他就是被洗脑了，过两天就好。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那个陈大师的手法很高明。

他不是一来就让你交钱，而是先给你“赋能”，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很特别。

他告诉冉叔叔，说他是“天命之人”，天生就是要“带领众生”的。

一个在体制内窝囊了大半辈子的中学副校长，突然被人告知你是天选之人，这种冲击力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冉叔叔开始变了。

他不再管你的成绩，不再管你的作息，甚至连你的存在都好像忘了。

他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狂热的亢奋中，每天晚上都要去陈大师那里“共修”，有时候整夜不回来。

我一开始以为这对你来说是好事。

她终于自由了，终于不用活在那些令人窒息的时间表和期待里了。

但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