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边的箱子里装着的
那天晚上我没把那块烧焦的布头跟照片放在一起,而是单独拿了出来。
那块布头放在桌面上被台灯照着,边缘烧焦的痕迹呈现出不同深浅的褐色,靠中间的地方还保留着原来的灰蓝色。
我伸手轻轻碰了一下焦边,指尖上沾了一点细碎的黑灰。
我把布头翻了个面,在背面靠近缝线的地方看到了几根没烧完的线头,颜色比布面本身浅一些。
我拿近了些看,发现那几根线头的走向不太像是普通的缝线。
它们像是曾经绣过什么东西的一角,被火燎过之后只剩下断线的残余。
我放下布头,把那本大伯的旧笔记本又翻了一遍。
翻到靠后的某一页,上面画着一个潦草的图示,像是一只箱子的俯视图。
图示旁边写着几个字:“箱底夹层——北边库房。”
我把那一页折了个角,把笔记本合上了。
我心想,我虽然翻过那只箱子,但没有检查箱底有没有夹层。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那间旧库房。
铁门锁着,我没有宋秀华的那把钥匙,就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后来碰到一个金缕阁的工人路过帮我开了门。
我走进去径直走到北墙那只旧木箱前面蹲下来,把里面那些旧刊物和衣服一件一件搬出来放在旁边的地上。
箱底是平木板,表面没什么异常。
我伸手从边角往中间摸,指腹沿着板面慢慢走了一遍。
在箱子靠右的位置摸到一条几乎看不出来的缝隙。
我拿钥匙尖顺着那条缝撬了一下,木板松动了一点。
我用手指抠住边沿往上提,那块底板被我揭起来了。
底下是一个浅浅的夹层,里面放着一只扁平的铁盒。
我把铁盒拿出来放在地上,盒盖没有上锁,搭扣一拨就开了。
里面放着一叠叠好的纸张,最上面是一张手写的字条,字迹跟那本笔记本一样。
我拿起字条读了第一行:“如果你看到这张字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
字条不大,巴掌大小,叠得整整齐齐。
我把它拿起来展开来,借着门口透进来的光继续往下看。
“那笔钱被转走的记录我藏在后楼地板底下第三块松动的砖下面。
去拿它的时候小心,有人一直在盯着后楼。”
字条没有落款。
我把字条叠好放回铁盒里,把盒盖重新盖上,放进了自己的布袋里。
然后把箱底木板盖回去,把那些旧刊物和衣服重新码好,站起来走出了库房。
从库房出来之后我没有停,直接绕到了后楼。
这一次我没有走正门,从侧面的窄道绕到楼后面。
一楼走廊尽头的拐角有一块地砖,表面看起来跟周围的砖差不多,我用鞋底踩了一下,微微有一点活动的幅度。
我蹲下来用钥匙撬边沿,那块砖被我撬起来了。
砖下面是干燥的灰土,土层表面铺着一层薄薄的水泥碎屑,扒开之后露出一只卷好的塑料袋。
我拿出来打开,里面是一本薄薄的账册。
封面上用黑色墨水写着日期,年份和月份都能看清。
我蹲在走廊角落里把那本账册翻了一遍。
跟前一本不同,这一本记录得更细,每一笔金额后面都注明了来源和去向。
翻到中间一页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写着“后楼窗台维修——转金振声个人账户”的条目。
后面附了一个数字。
不算小。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然后把账册合上放进布袋里,把那块砖盖了回去,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出了后楼。
出了后楼之后我站在金缕阁院子里的老槐树底下,掏出手机给李云凯打了个电话。
他接起来说“喂”,我说“你下午有空吗,我这边有一些材料想让你看看”。
他说“有空,你过来吧”。
下午我在李云凯的办公室里把账册和字条、笔记本都摊开在他桌上。
他一份一份地看,花了挺长时间。
他翻到账册那条“后楼窗台维修”的记录时停了一下,又往前翻了两页核对了一下日期。
然后他抬头看着我说:“这笔钱转出去的时间,跟后楼维修项目立项的时间是同一个月。
但后楼没有做过维修。”
我坐在他对面说:“我知道。
金振声跟我说他把账本烧了,但我手里这本是他没来得及烧掉的。”
李云凯把这句听完,又把账册翻到最前面看了一眼封面上的日期,说:“这本账册应该比他说要烧的那一本更早一些。
他烧掉的可能只是后来的记录,这一本他可能不知道存在。”
我说:“他当时不知道大伯留了这一手。”
李云凯把账册合上放回桌上,看着我。
他没有说“你别查了”,他只是看着,等我自己往下说。
我把字条也推过去让他看,他看到“盯着后楼”那四个字的时候眉头微皱了一下,说:“这么说,你大伯出事之前已经有人盯着那栋楼了。”
我说:“是。
而且那个人应该知道大伯会去后楼。”
李云凯坐在椅子上安静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
他开口的时候没有转身,背着光问了我一句:“你怀疑金振声?”
我说:“账册上转款走的账号是他的名字。
但他的问题是大伯查到了那笔钱,还是他本来就计划要动那扇窗台。”
李云凯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你大伯那张字条上写的是‘有人一直在盯着后楼’,不是‘金振声在盯着后楼’。”
我坐在桌边,把他这句话接下来说:“所以不止一个人。”
我把桌上的东西收回布袋里。
站起来的动作带了一下桌角,那本笔记本滑落到地上,翻到某一页摊开着。
我弯腰去捡的时候看见了那一页的内容,之前没有仔细注意过。
上面画着一幅简略的布局图,标了几个方位箭头,其中一条线从后楼延伸出去穿过金缕阁的院子,在图的边缘划了一个圈,旁边写着“井”。
我把笔记本捡起来合上放进布袋里。
从李云凯那儿出来天快黑了,路灯还没有全亮起来。
我沿街走了一截路,在馄饨店门口停了一下,推门进去了。
乐童正在帮王母摆碗筷,看见我进来就喊了一句“姐姐洗手吃饭了”。
我在她旁边洗了手,在桌子边坐下来端起碗吃了一口饭。
米饭热热的,嚼了两下咽下去。
乐童坐在我对面用手掰馒头,掰成一小块一小块放进自己碗里。
她掰完一块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今天好像比昨天轻快了一些。”
我低头嚼饭没有停下来,想了一下自己身上今天哪里轻快了。
大概是因为那根线终于从地下被拽出来了,虽然还没有完全扯干净,但至少它不是断的。
我知道它连着哪儿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自己房间里,把布袋里的东西按顺序排开放在桌面上。
左边是字条,右边是账册,中间是大伯的笔记本,最上面是那张烧焦的布头。
我坐在桌前看着那五样东西,觉得它们像一只手摊开的五根手指,现在我需要找到那根连着手掌的骨节。
我在桌子前面坐了很久,灯一直亮着。
窗外的巷子早就安静下来了,连狗叫声都没有了。
我最后把东西一件一件收进布袋里,拉好袋口的绳子,把布袋放在了床尾的凳子上。
关了灯之后我没有立刻睡着,躺在床上看了一眼窗户的方向。
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线路灯的光,照在床尾布袋的轮廓上,像是一只手在暗处放着,没有合拢也没有松开。
我翻了个身对着墙壁那一侧,听到隔壁乐童翻身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的呼吸又平稳了。
我闭上眼睛把那根线在脑子里又理了一遍,从老账房到账册,从后楼到水井,从字条到烧焦的布头,每一段都清清楚楚地连着下一段。
窗缝里漏进来的风把窗帘边角掀了一下又放下来。
我心想,线索到这儿已经足够硬了,剩下的就是看它最终指到谁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