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人不多。张真源的妈妈来了,坐在第一排,眼眶红红的,但没有哭。她看到儿子站在梧桐树下,穿着一件白色的西装,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但笑得很好看。她想起了很多年前,张真源还小的时候,她在他的书包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宋亚轩”。她问他是谁,他说“一个朋友”。那时候她不知道这个“朋友”会变成今天站在他旁边的这个人。
宋亚轩的父母也来了。他们坐在张真源妈妈的旁边,两家人之间隔了一个空位,那是留给年年的。年年蹲在那张椅子上,脖子上系了一个小小的领结,蓝色的,和它的眼睛一个颜色。它不太习惯那个领结,时不时用爪子去拨,但拨了几次之后放弃了,安安静静地蹲着,尾巴搭在椅背上,蓝色的眼睛看着帐篷里的两个人。
没有司仪,没有誓词,没有交换戒指的环节——戒指已经在手上了。他们只是站在那里,面对面,手牵着手,看着对方的眼睛。
风很大,吹得帐篷的布哗哗地响,吹得张真源的头发往一边倒。宋亚轩伸手帮他把头发拨回去,手指在他的额头上停留了一瞬。
“冷吗?”宋亚轩问。
“不冷。”张真源的鼻尖冻得红红的,但他笑得很暖和。
宋亚轩看着他的笑脸,看着他鼻尖上的红,看着他眼睛里的光,看着他那件被风吹得有些皱的白色西装,看着他无名指上那枚正在反射冬日微光的戒指。
“张真源,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就是翻了那堵墙。”
张真源的睫毛颤了一下。他记得那堵墙,记得那个从天而降的少年,记得那个被踩坏的单车筐,记得那个夏天,记得那双眼睛里的光。他从十六岁开始等,等到现在,等到了这个人站在他面前,对他说“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就是翻了那堵墙”。
“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张真源说,“就是被你踩坏了单车筐,没有让你赔。”
宋亚轩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笑得像很多年前那个从天而降的少年,在一地碎阳里,看到了一双让他记了两辈子的眼睛。
风从山脚下吹上来,穿过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发出呜呜的声响,像在唱歌,像在呜咽,像在替这两棵站在一起的人说出他们说不出口的话。年年从椅子上站起来,仰头看了看两个人,叫了一声,声音被风吹散了,但宋亚轩听到了,张真源也听到了。
那声猫叫里有一个意思——你们快点,我冷了。
张真源弯腰把年年从椅子上捞起来,年年立刻把脸埋进他的颈窝里,两只前爪搭在他的肩膀上,领结歪到了一边。张真源帮它把领结摆正,年年舔了一下他的下巴,然后转过头来看了宋亚轩一眼,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好吧,我也接受你了”的傲慢。
张真源抱着年年,宋亚轩站在他旁边,两个人并排站在梧桐树下,面对着来的那些人——不多,但都是重要的人。张真源的妈妈在擦眼泪,宋亚轩的妈妈在递纸巾,年年蹲在张真源的怀里,尾巴搭在宋亚轩的手臂上。
没有交换戒指,没有宣读誓词,没有那些繁复的、被无数人重复过的仪式。他们只是站在那里,手牵着手,面对着他们选择要共度余生的人,说了一句最普通、最重、最简单的话。
“我们结婚了。”
不是“我”和“你”,是“我们”。不是“我要和你结婚”,是“我们结婚了”。像是这件事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而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今天只是把它说出来了而已。
下山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张真源走得很慢,年年在他怀里睡着了,发出细小的呼噜声。宋亚轩走在他旁边,牵着他的手,两个人走在铺满落叶的山路上,踩上去发出沙沙的声响。
“宋亚轩。”
“嗯。”
“你说上辈子,我们是不是也在这棵树下说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