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禹再来的时候,带了三个木匣。
木匣不大,但很沉。他一个人搬了两趟才搬完,放在二楼案上,额头上出了一层薄汗。杨倾清给他倒了杯茶,他接过去灌了半杯,才坐下来打开第一个匣子。
里面是竹简。一卷一卷的,用麻绳捆着,上面的标签写着年份和事由。赵禹抽出其中一卷,展开,指着上面一行字:“这是征和二年的旧档。太子起兵前后的记录。你看这里——‘太子遣使持节入北军,欲发兵’。这和你书里写的一样。”
杨倾清凑过去看了一眼。竹简上的字是旧隶书,墨迹已经发暗了,但还能辨认。她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嗯。一样。”
赵禹又抽出第二卷:“这是当时的诏令抄本。武帝下令收回太子印玺,责令其入宫自辩。书里写的是‘太子惧,不敢入’。旧档里也是这么写的。”
杨倾清没有说话。她接过那卷竹简,自己看了起来。赵禹在旁边喝茶,没有催她。
她看了很久,看完一卷,又看下一卷。赵禹带来的三个木匣里,装了大约二十几卷旧档,全是征和二年到后元年间与太子有关的记录。有些她已经知道,有些她不知道。有些和书里写的一样,有些比书里写的更细。她一卷一卷看过去,看得很慢。赵禹坐在对面,偶尔添茶,偶尔翻一翻自己带来的其他文书。雨后的阳光从窗棂透进来,落在案上,照在竹简上,暖融融的。
看到第五卷的时候,杨倾清停住了。
那一卷记录的是一道诏令,武帝派人去收太子印玺,派的人是江充。江充这个名字,在《巫蛊之祸》里出现过,是整件事的关键人物。但旧档里写的和书里写的有一处不同——书里写江充是主动请缨,旧档里写的是“上命江充”。是武帝亲自指派的,不是江充自己要去的。
她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好一会儿。赵禹注意到她的表情:“怎么了?”
“书里写错了一处。”
“哪里?”
她指给他看。赵禹凑过去读了一遍,沉默片刻。“所以江充不是自己要去的。是武帝派的。”
“嗯。”
“那书里为什么写错?”
杨倾清放下竹简,靠在椅背上。她看着窗外,想了一会儿。“也许写书的人不知道这一段。也许他看到的记录里没有这一条。也许……”
“也许什么?”
“也许武帝后来把这条记录改了。改成了江充主动请缨。这样后人就不会怪他。”
赵禹没有说话。他低下头,把那卷竹简重新看了一遍,然后卷起来,放回木匣里。他看着她:“你要改书吗?”
杨倾清想了想。“不改。”
“为什么?”
“因为那本书不是我的。我只是整理的人。书里写的东西,是那个后来的人记下来的。记错了,也是他记错的。我不改。但我可以在后面加一条注。”
“什么注?”
“就写——据旧档所载,江充乃奉上命而行,非主动请缨。录此备考。”
赵禹看着她,点了点头。“那这条注,我来写。我是绣衣直指,查档是我的事。我署名。”
杨倾清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你署了名,就等于告诉所有人,你查过这本书了。你不怕?”
“怕什么?”
“怕有人说你和书坊有牵连。”
赵禹笑了一下,那种很少见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的笑。“我是绣衣直指。我查案,不需要怕。倒是你——你怕不怕?”
杨倾清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不怕。我怕的是漏了。”
赵禹把三个木匣里的旧档全部摊开,一卷一卷给她讲。讲到天快黑的时候,程远上楼来添了两次灯。杨倾清听了一下午,脑子有点胀,但心里却越来越清明。她终于知道那本书里哪些地方是准的,哪些地方可能有偏差,哪些地方需要补注。她把这些都记在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写了两面。
赵禹收拾木匣的时候,她问了一句:“你还会再来吗?”
“会。还剩一半没查完。”
“你一个人查得完吗?”
“查不完。但我可以找人帮我。”
“找谁?”
“太史令。他查了十几年,比我懂得多。”
杨倾清想了想,点了点头。赵禹把木匣搬下楼,装上车走了。她站在二楼窗边,看着他的马车消失在暮色里。程远上来收茶盏,看见她站在那里,问了一句:“夫人,旧档里有问题?”
“有一处。”
“严重吗?”
“不严重。但得记下来。”
程远没有多问,端着茶盏下楼了。她一个人站在窗边,看着外面长安城的灯火一点一点亮起来。
那天晚上回到偏殿,刘彻已经在了。他坐在案前看奏折,清儿在旁边画画,刘安在小床上睡着。她进门的时候,他抬头看了她一眼。
“查完了?”
“查了一半。”
“有出入?”
“有一处。不大。”
“那你打算怎么办?”
“加一条注。不改正文。”
刘彻放下奏折,看着她。“你越来越像个治史的人了。”
“我不是治史的。我是编书的。”
“编书的人,也要有治史的良心。”
她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靠在他肩上。“嗯。我有。”
天幕
天幕亮起的时候,李世民正在和几位史官议事。他抬头看见天幕上赵禹摊开竹简的画面,又低头继续听史官禀报。过了一会儿,他又抬头看了一眼——杨倾清指着竹简说“书里写错了一处”。
长孙皇后站在窗边,看着天幕上那个少女低头看旧档的背影,轻声说:“她在查史。”“不只是查史。她在核对真相。”
天幕最后,赵禹说“我署名”。画面暗了。魏徵站在廊下,看着天幕消失的方向,难得地笑了一下:“绣衣直指署名作注。这本书,以后谁都不敢轻易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