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坐在圆桌对面,说话的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筛选才放出来的,他看她的时候目光不躲闪,但也不冒犯,那种稳不是装出来的,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
她见过太多人在她面前紧张,下属、合作方、甚至一些级别比她高的男性高管,面对她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加快语速或者避开目光,但高超不会,他从第一天见面就没有。
这让她觉得很有意思。
但宋时薇心里清楚,她对高超的特殊关注,并不是从米未的合作开始的。
时间往回拨四年。
那时候宋时薇二十一岁,刚从北大毕业,在米未传媒做实习生。
那是她人生中最穷也最拼命的一年,实习工资一个月四千块,在望京租了个隔断间,去掉房租和交通费,每个月可支配的收入不到一千五。
她吃最便宜的盒饭,不买衣服不社交,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砸在工作上,因为她知道这是她唯一的出路。
那个家的门,她十八岁以后就再也不想敲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十二月的北京下了一场大雪。
好友林蔓看她状态太差了,硬拉着她周末出去散散心。

“我朋友开了个地下Livehouse,今晚有一场喜剧演出,票不要钱,去不去?”
宋时薇本来不想去,她对喜剧没什么兴趣,也觉得浪费时间,但林蔓说了一句话打动了她:

“免费的不看白不看,你那个省钱劲儿总不能连免费的都不要吧?”
于是她去了。
那是一个藏在东四胡同深处的地下室,又小又破,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旧木头混合的味道,舞台大概只有几平米大,观众席稀稀拉拉坐了不到二十个人,其中一半还是演员的亲友团,暖气烧得不够,所有人都裹着羽绒服缩在椅子上,呼出的白气在昏暗的灯光下清晰可见。
宋时薇坐在最后一排靠过道的位置,心里想的全是明天要交的工作汇报。
台上的演出她根本没认真看,几个脱口秀演员轮流上去讲段子,有的好笑有的不好笑,台下反应也平平。
她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只想熬到结束走人。
然后换场的时候,主持人报幕说下一组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刚从鞍山来的”。
宋时薇连头都没抬。
但下一秒,她听到了台上传来的第一个声音。

“大家好,我叫高超。”

“大家好!我叫高越!”
两个声音,一个沉稳,一个跳脱,在破旧的地下室里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共振。
宋时薇抬起头,看到了台上站着两个高高瘦瘦的年轻男孩,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卫衣,站在廉价的灯光下,面对着不到二十个观众,笑得却像是在面对两万人的体育馆。
他们演了一个关于兄弟日常的短剧,内容说不上多精妙,但那种天然的默契和台上台下的化学反应让原本死气沉沉的观众席渐渐活了过来、有人开始笑,有人开始鼓掌,有人在笑完之后又忍不住拍大腿。
宋时薇没有笑。
她一直在看台上那个话少的人。
高超。